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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澳门新莆京  发布:2020-01-12

  文/易浅

陈寅恪先生(1890-1969),6岁起在家塾和家办学堂读书,得益于义宁陈门家学,打下国学基础。12岁至36岁间又多次飘洋留学,前后断断续续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合计约有18年之久。一生治学广泛涉猎史学、文学、佛学、敦煌学、东方古文字学、比较语言学等许多学科,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52页。),特别钟情于他界定为中国中古时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留下名著四稿一传,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和《柳如是别传》,以及104篇论文,还有近年陆续整理出版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隋唐史第一讲笔记》、《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大半是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学术成果,为中国中古史研究开一代风气,贡献令世人瞩目。一国学和历史学,是陈寅恪对终身职业的崇高选择。前人尝说: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先生更有振聋发聩的呐喊:“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学术]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同上书,317、318页。)诚是“文章存佚关兴废”(《广州赠别蒋秉南》,《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7页。),只要精神不死,国不可灭,一时败亡,也有复兴的机会。他不遗余力地阐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事关国家兴亡的道理,呼唤大师巨子勇于担当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的文化托命之人。他曾忠告:“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担心将来中国若“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雨僧日记》,1919年11月14日,引自《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9、10页。)主张“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252页。)即一方面要开放,一方面要吸收改造,特别要警觉“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读《僧传》眉批,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3页。)。可见其呵护祖国文化的一片真情。而其所以“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的原因之一,亦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之世有以往中国历史上吸收外来文化的惟一一次成功记录可资借鉴。殆因父祖两辈的挫折,陈寅恪先生不再涉足政治,学术研究始终恪守着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原则。但处在民族危亡、文化破坏的历史关头,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在学术研究中对种族和文化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而自1929年为王国维先生撰写的碑文,到1964年完成的《柳如是别传》,几十年中不懈地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史学家的人格尊严定位,并以残病之身,教书育人、笔耕不辍,用艰苦卓越的毕生实践,指示了一条追求心灵自由,摆脱御用学者卑微的传统角色,实现人生积极社会价值的道路。西汶艺术网[ 2 3 4 5 6 7 <

王国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着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省嘉兴市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着名学者,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着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与其俱为同乡,甲骨四堂[、罗振玉]之一。 1.少年失意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们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曾经一度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曾经我们也很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但随着历史的前进,我们仿佛是变聪明了,我们不再对它表示起码的尊重与敬畏,它变成了我们想甩而甩不掉的包袱,我们很无奈,我们很苦恼,于是选择另一种方式将其封杀。不是要尊重吗?好,我们三拜九叩,我们以三牲的大礼来供奉。古文化恐惧了,它只能被束之高阁,脱离了土地,脱离了人们的气息,失掉了生气,承受着高处的寒风刺骨的折磨,更忍受着那份难耐的孤独与寂寞。

2.结识罗振玉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着有《人间词话》等名着。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着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着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冷落它,不是疏远它,不是刻意得尊崇。我们应该把它迎进我们的住所,迎进我们的脑海,迎进我们的灵魂。

3.人生转折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中国古文化确是衰落了,还有多少人诵读《论语》?还有多少人记得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过去?一个忘记了过去的人是不完整的,一个忘记了过去的国家是空虚的。一个空虚的人不去自己的祖宗那里寻求充实自己的养料而去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一股脑地吞食一堆人家的东西,且不说那些是好是坏,你只扪心自问你是什么人,你的国家不会接纳你,因为你是一个叛徒,那个国家也不会接纳你,因为人家只把你看作一个奴才,一个文化上的奴才。一个空虚的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它的人民,那么这个国家会是一片浮躁的气息,得不到灵魂的安宁与归宿。

4.巨子陨落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根据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一书第四章“天津的“行在” ”中之说法,王国维早年受罗振玉接济并结成儿女亲家,然而罗振玉常以此不断向王氏苛索,甚至以将王氏女儿退婚作要胁,令王国维走投无路而自杀。然此说漏洞百出,溥仪亦是听他人言传,不足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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