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莫砺锋文集》十卷

作者: 澳门新莆京  发布:20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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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唐宋文学研究专家莫砺锋

董乃斌教授,1942年生于上海,1963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入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新学科研究室主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调上海大学,2008年起获聘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曾任《文学遗产》编委、《上海大学学报》主编、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商隐学会会长、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现为《文学评论》编委。主要从事唐代文学、文学史学研究,著有《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国文学史学史》、《文学史学原理研究》、《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等专著。创作过《李商隐传》和多部中篇历史小说、《陋室之铭》等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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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钱穆向叶龙颁发硕士学位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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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央视百家讲坛着名主讲人。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在国内治文学史的大家之中,莫砺锋是极其特殊的一位。

本刊委托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翰采访董乃斌教授,现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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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

读史不在于执拗,更多是对过往的温情与敬意

“这一生与诗书做了闺中伴,与笔墨结成骨肉亲。”越剧《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唱词,在莫砺锋听来甚有同感。他在中学时就将“工程技术人员”视为理想,曾希望以自己偏长的数理化知识来服务社会。没想到后来命运弄人,变成一个钻故纸堆的学者。年近古稀时,这位被南大中文系学生奉为“学术偶像”的中国首位文学博士推出十卷本文集。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30年前论文答辩就上过央视《新闻联播》。他是程千帆最器重的弟子,公认的唐宋文学研究专家,却与当下学术评价体系格格不入—申报课题、评奖、写“大部头”,他一概拒绝,只愿板凳坐得十年冷,老老实实传薪递火。他不用手机,不喜交游,过得像个古人,却唯独对普及传统文化一腔热情,为此屡登《百家讲坛》,讲“诗歌唐朝”、“杜甫草堂”,讲“白居易”。

一、转益多师亲风雅:从师问学历程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简陋破旧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开篇第一句话。

这个年景,大众读史的需求很大,打开图书销售的app,各类史话杂书也是不胜枚举,但读书这事儿,的确是个考验学问的技术活。

《莫砺锋文集》十卷,五百余万字,收录了莫砺锋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撰写的各类专书二十余种。“在七十之际将平生着述纂成一集,对几十年文字生涯作一个总结,便不是毫无意义的灾梨祸枣。”莫砺锋谦虚地说。实际上,这位被誉为“一代学人的标杆和楷模”的学者,其学术研究既伴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更因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建树在学界备受尊崇。

  他的所有坚守与拒绝,其实都是师承有自的忧思—从黄侃到程千帆,再到莫砺锋,尽管“五四”以来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潮从不间歇,这一脉守望中华文化的传统却一直没有断。

李翰 董老师,您好!首先祝贺由您领衔申报的课题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获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资助。文学叙事传统是您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问题,能谈谈您开始这一学术思考的因缘么?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论述。

选到了好书,读史求真这条路,不仅势如破竹,也会对往昔的历史生起真情实感。选到了不太靠谱的读物,很可能把求学之路带进了沟壑,不仅染了一身的傲娇和诡辩,甚至拿手机自拍的时候,自个都瞧不上自个那张无知又无畏的脸。

4月23日,本报专访莫砺锋。

  所以,“重写文学史”这个话题对莫砺锋而言,更饱含着技术性“重写”之外的深重情怀。在他看来,“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因为其“重写”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评价纠缠在一起,几乎都是非文学的;这个口号对古代文学史意义更大,除了着眼于文学自身,更重要的是恢复国人对传统的敬畏之心。

董乃斌 我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并完成《中国文学史学史》以后,学术兴趣逐渐转移到文学史学原理上来,特别是对文学史的传统和演进规律问题,有了更多思考。文学叙事传统即这一思考的结果。旅美前辈学者陈世骧先生早年提出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的说法,影响台、港学界达四十余年,近来在大陆也产生广泛影响。但以抒情作为唯一的传统来讲论整个中国文学,似乎既不够全面,又不符合文学史的事实。我提出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是想用抒情、叙事两个传统来观照中国文学史,以期得到更为客观、全面的认识。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闲言少叙,直接进入正题,要想把国史学好,开手的学问一定得夯实,这里比如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的两部通史著作,可以当做开蒙教材。这两部通史分别是《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想要锐意进取,直面国史的本来面目,可以选择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作为进阶。

固守“唐宋文学”一亩三分地

  读一首诗的最好体会是感动

李翰 您提出叙事传统,主要是针对陈世骧的抒情传统学说么?

  近60年后,师从钱穆多年的弟子、87岁的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的听课笔记,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终于重见天日。

一、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

中华读书报:您在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作为高考恢复后第一批进大学的学生,大学带给您什么?

  《文化广场》:现在普遍认为,“文学史”概念是舶来品,在中国最早出现于1903年,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这一说法您是否同意?如果没有“文学史”,古人有没有传达出成型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的写法是否要符合一定之规?

董乃斌 对陈世骧先生引发的抒情传统思潮的反思,是触发我提出叙事传统说的契机,但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认识,主要还是我在长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  全书3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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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我1966年高中毕业,1977年参加高考时,已在农村插队十年了。我并不嫌弃当农民,但总觉得使用镰刀、锄头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太小。在江南的六年中,我每年的劳动成果就是二千来斤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斤被自己吃掉了。在淮北的四年中,我在公社农具厂里“亦工亦农”,每年也就生产十来箱螺丝钉,产值只有一两千元。进了大学,我从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也许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学带给我的,最主要的便是人生轨迹的改变。

  莫砺锋:当我们说“文学史”这个词的时候,大概有以下两种意义:一是指文学的发展过程,比如我们说“李白对唐以后的文学史影响如何”。二是指人们关于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论述,比如我们说“近百年的文学史著作如何”。所谓“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当然应指后者,它确实是舶来品。

李翰 印象中自20世纪末以来,文学史著述及文学史学,一直是您的学术重心。我觉得以文学史家来定位您的学术身份,比较恰切。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走上学术道路的历程及治学心得吗?

  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

中华读书报:您在学术上刚刚起步时,遇到了思想解放运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在您的学术小传中,好像没有太多涉及当时西学思潮的冲击,是否不像当代文学作家和研究者那样受到大环境影响?

  文学史的写法当然没有一定之规,但它的核心内容还是约定俗成的。1992年,美国学者大卫·帕金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学史是可能的吗?”他认为一本好的文学史必须处理好文本与文本产生背景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文学史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董乃斌 文学史家不敢当,只能说是文学史研究者吧。我曾经有文学史无限论的说法,认为古代文学的很多研究,归根结底都可以说是文学史研究。就我个人而言,对文学史诸多理论问题的思考,就是从具体的古代作家、作品研究入手的。

  《中国经济史》出版后,深圳商报记者曾赴香港青衣岛,独家探访叶龙老先生,并于4月28日至4月30日,连续三天推出系列报道“钱穆新知三章”,以10篇稿、7个版的规模还原钱穆先生旅居香港、迁居台湾的人生横断面,引起广泛关注。

《白话本国史》的成书比《中国通史》早二十年左右,吕先生写这本书时,是有针对性的,所针对的就是民间普遍流行的“纲目体”通史读物,比如清代塾师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这类通史其实是给当时准备科举的读书人做历史常识储备的,其编写的方式就是对以往的史书删繁就简,进而生成一个以时间轴为顺序,以正统的官学思想为是非的读物,其中重大的历史事件称为“纲”,将对历史事件的精要分析称为“目”,这样便于应举的读者能够准确记忆历史典故。

莫砺锋:我1984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学术上刚刚起步。当时的西学思潮对古典文学研究界也有冲击,比如有人宣称必须运用“新三论”来研究文学。1986年我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当访问学者,临行前程千帆先生交代我向美国学者请教如何运用“新三论”。我一到哈佛就结识了宇文所安教授,便赶紧向他请教。没想到宇文所安反问我:“什么叫‘新三论’?”原来美国的学者并不强调新理论。我缺少独创精神,在较长时间内都没看到有人用“新三论”或是“熵论”研究古典文学做出多少成绩,也就不想跟风了。

  中国古人没有完整的文学史观念,但肯定有关于某些文学史问题的思考,比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诗歌的本质是什么,作品的意义在哪里,我就写过一篇《论杜甫的文学史观》。只是古人不太擅长建立理论体系,没有发明“文学史”这个术语。

李翰 那就请您先谈谈您的读书及治学经历,先从大学时代谈起如何?

  这组报道给叶龙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正在整理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遂主动提出,将文稿的报刊首发权交给《深圳商报》。

纲目类读物,并非严谨的史学著述,查缺补漏,应试背记还行,真想挖掘点儿历史的真实,这玩意儿就不灵了,因此有学者讥讽为“坊刻陋本,不足言史”,而且纲目类读物缺少思想深度,其思想理念都是官学的意识形态,固化呆板。

中华读书报:您多次提到过程千帆对自己的影响,他所传授的研究杜诗的方法是怎样的,现在是否仍然适用?

  中国古人两千年来不去建构理论,并不是他们笨。古人擅长用三言两语点评式、感悟式的方式来表达,但它也能说清问题。文学、诗歌最精妙的地方,不是用逻辑思维能说清楚的。写王维山水诗的论文我不知看了多少,但苏东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点评说得最好,你怎么说也超不过他。读一首诗歌的最好体会就是感动,不是要获得什么体系性、理论性的结论。所以文学史著作没有定于一尊的标准写法,完全可以因人而异。

董乃斌 我19581963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58年正是大跃进时期,经常参加劳动和各种政治活动。直到1960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大家才从繁重的劳动和运动中解脱出来,开始认真上课。在复旦中文系的很多课程中,我印象深的大多是与文学史有关的那些。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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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程先生亲自为我们讲过“杜诗研究”这门课,这是一门发凡起例的课程,目的是讲授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因为空说方法难有成效,就用杜诗作为范例。他的想法是学生学会了如何研究杜诗,也就会研究其他古诗了。他传授的具体方法当然很多,从怎样搜集资料,辨别真伪,到如何分析文本,引出结论,相当全面。但最主要的是“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学术理念,这是我终生服膺并力图贯彻的。

  今人宜写断代史或分体史

李翰 复旦读书期间对您影响较大的老师或者课程,都有哪些呢?

  “所谓‘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叶龙先生告诉记者,整部《中国文学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他的考证和解释。

吕思勉先生早年,曾在其母的点播下,读《纲鉴易知录》

中华读书报:在《程千帆评传》一文中,您提到程先生为博士生选定的必读书目。您在后来的教学中是否也延续这一方法?

  《文化广场》:您如何看待个人化、个性化的文学史?在一部文学史里,作者的价值、立场和情怀更重要,还是符合学界共识更重要?

董乃斌 我是受高中语文老师影响,因酷爱古代文学而坚持考入复旦中文系的。复旦古代文学的实力当时在全国数一数二,有很多全国知名的学者。文学史方面,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久负盛誉。北大曾邀请刘大杰先生去讲学,刘先生的演讲令北大学生听得入迷,很多人羡慕复旦有这样棒的教授。另外还有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吴文祺、张世禄、赵景深、蒋天枢、王欣夫等一流学者,王运熙、章培恒二位先生当时都还是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我上复旦的时候,陈望道先生是校长,并不给我们上课,但他的《修辞学发凡》是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沧浪诗话校释》,以及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古代文论选》,学术价值高,在学界影响大。王运熙老师在课上推介郭先生的书,也推介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和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详细讲解各书的特色乃至版本变化。这几种书,我先后都找来认真读过,初步了解批评史这门学问的深邃和奥趣。因为崇敬郭先生,大学毕业时我还报考过郭先生的研究生,可惜那年研究生最后都不招了,但批评史这门学问却让我终身爱好和尊崇。朱东润先生除批评史外,以传记文学研究和创作名世,他给我们做过传记文学、陆游、书法等的讲座。《张居正大传》我在大学就读过。后来我写《李商隐传》,就受到朱先生传记理论和创作的影响。蒋天枢先生是陈寅恪的弟子,他给我们开过《楚辞》研究和《左传》研究,这是以专书为对象的专题课,把文学史课的内容大大深化了。通过这两门课,蒋先生让我们具体而微地领略了乾嘉朴学的严谨和精审。给我印象深的课程还有张世禄先生和王欣夫先生分别开的作品选,郑权中、刘季高老师也曾短期给我们讲过古代作品选,徐鹏老师开过文献学的课。这些课都与文学史有关,我甚至认为这些课都是围绕着文学史的,为文学史打基础,也是为文学史服务的。

  目前文稿已接近完成,叶龙先生正在做最后的搜遗补漏和注释工作。他预计,整部文稿完成后,总字数约为20万字。

在吕先生所生活的民国时期,纲目类历史读物自然显得老旧,因此吕先生才发心要写一部当时的青年学人能够自修自用的本国通史,这就是《白话本国史》(当时叫《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

莫砺锋:当年程先生让我先研读八部先秦经典(其中《论语》《孟子》算一部,《老子》《庄子》也算一部),然后再开始研究唐宋文学,可能是考虑到我没有读过中文系本科,基础薄弱,必须“恶补”。况且当时的博士生培养刚刚起步,在我攻博的三年中,整个南大中文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课程体系也尚未建立,所以用专书研读取代学位课程。现在的博士生培养有较周全的课程体系,但攻读典籍仍是南大文学院对博士生的基本要求,具体书目已扩展到三十部,让学生从中自行选择五种。

  莫砺锋:个人还是集体来撰写文学史,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勃罗代尔说得好:“人文科学正经历着全面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人文科学自身进步的结果:随着新认识的积累,科学研究已必须是一项集体工作,而明智的组织形式却尚待建立。”对文学史研究而言,这种两难局面更令人棘手。

李翰 那时候文学史课是怎么上的呢?

**  新见解:

对于通史的写作,吕先生属于草创,因此这部书的形制还不圆满,对文字和文献的驾驭,尚达不到自如的水准。加之吕先生旧派史学的束缚较大,导致书中文献过杂,思路枝蔓,吕先生原创的文字,勉强才三十来万,基本是当成穿连文献的线索而存在。

中华读书报:程千帆先生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鲁迅、刘半农到刘大杰,那些前辈学人的文学史著作无论内容宽窄、篇幅长短,都是自出手眼的一家之言。前年刚出版的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也是一部个人著作,它虽然只是一部根据讲义编成的残稿,却是包蕴着真知灼见的吉光片羽,价值远胜于许多完整无缺的同类著作。

董乃斌 文学史课之前,是作品选课程;文学史课之后,则有专题选修课。没有一定的作品垫底,文学史不好讲。没有专题选修,文学史就不能深化,也无法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文学史课把零散的点串连起来,让同学了解历史的线和面,使本来各自独立的知识点,有了归属,慢慢形成体系。记得先秦和汉代是章培恒老师,南北朝唐宋是王运熙老师,元明清是赵景深先生。他们上课各有特色,我们在课下则看他们指定的参考书。评介参考书,向同学推荐最要紧和最新的有关学术著作,是老师讲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们教学水平的一大标志。现在回想,章、王、赵三位老师的教学确实是既体现了扎实的基本功,又走在学术前沿的,向我们推荐的都是具有第一义价值的参考书。如王老师讲唐代文学史,除基本文献外,着重推荐的就是陈寅恪的《隋唐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讲李白时除介绍历代的李白诗注本,还着重推荐了詹鍈的《李白诗文系年》和《李白诗论丛》等。为帮助我们学好文学史的戏曲部分,章培恒老师告诉我们,文化广场的小剧场,上海京昆学校的学员每周六晚上有实验演出,演的都是经典剧目折子戏,票价便宜,可以去看。这样赵景深老师课堂上讲的明清戏曲就鲜活起来了。恰好我家住得离文化广场近,听了章先生的话,我确实去看了不少昆曲折子戏。赵景深先生还曾带着他的家人和昆曲社来校演出。这些对文学史的学习都很有帮助。

  文学史断代独一无二**

二、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

莫砺锋:我觉得具体的学术研究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有意义的论文。但是在整体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是提升我们对古典作品的理解和掌握,促进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其现实意义是为民族复兴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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