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府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关于朱熹办白鹿洞书院

作者: 澳门新莆京  发布:2020-03-24

应天府书院所在地商丘,是北宋四大京城之一的“南京应天府”。应天府本来被称为是宋州,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曾是这里的节度史,地以人贵,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就把这里升格为了应天府,后来觉得应天府的地位还不够高,又把这里升格为了“南京”。北宋真正的国都是“东京开封府”,在《水浒传》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就是指北宋的国都,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看到“开封”这个词,你一定要想到一个人,那就是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包拯包青天。“南京”只是东京的陪都。“陪都”就是在国都之外另设的第二国都,地位略低于国都。在我国古代很多朝代都有“陪都”,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国都是洛阳,当时也被称作“东京”,而西汉的故都长安则在东汉时期被定为陪都,称为“西京”;再比如,唐朝的都城在西安,而在它东面的洛阳被定为“东都”;到了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暂时搬到了重庆,把那里当作了陪都。除了“东京”、“南京”之外,北宋还有两大都城,一个是“西京河南府”(旧址在现在的河南洛阳),另一个就是“北京大名府”(旧址在现在的河北邯郸),《水浒传》中的玉麒麟卢俊义就生活在大名府。讲过了北宋四大京城和陪都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的一所被升为“国子监”的书院。“国子监”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应天府书院之所以能够升格为国子监,这要归功于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大家范仲淹,范仲淹曾在这里主持讲学,在范仲淹做了高官之后就把应天府书院升格为了“国子监”。

中原双星 宋代繁荣的文化得益于宋代发达的教育,而宋代教育发达最明显的表示就是书院的兴盛。著名学者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说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政变,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 纵观几千年中国文化史,宋代书院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牛大学。人们常说宋代四大书院,不过哪4个说法纷纭。就像今天讲哪几所学校是世界一流大学,肯定是说法不一。比较重要的说法有: 南宋大诗人范成大说徂徕、金山、岳麓和石鼓是四大书院。 南宋大学者吕祖谦讲嵩阳、岳麓、睢阳和白鹿洞是四大书院。 宋元之际大学者马端临认为白鹿洞、岳麓、石鼓和应天为四大书院。 到了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提出嵩阳、睢阳、岳麓、白鹿洞是北宋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丽泽和象山为南宋四大书院。 应该说,宋代有很多著名书院,像石鼓书院、徂徕书院、茅山书院、华林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和白鹭洲书院等都是其中的翘楚。从两宋数百所书院中挑出4所有名的出来很容易,但是要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却很困难。不过关于四大书院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这4所书院对宋代文化以及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可能有所缺漏,但是这4所书院确实很有代表意义。 位于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和位于登封的嵩阳书院,是中原大地上两颗耀眼的明星。在北宋文化史上,它们的地位不可撼动。 从人才培养来看,应天府书院无疑是北宋书院中首屈一指的。 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官学遭受破坏进而庠序失教的状况较全国各地更为严重。民间的文化力量却极为坚韧,私人创办书院和学舍之风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作为应天书院前身的南都学舍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 南都学舍由当时宋州热心教育的知名人士杨悫创办,并且得到了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将军赵直的鼎力相助。杨悫悉心培养了一位杰出弟子,叫做戚同文。杨悫死后,戚同文为了报其教育之恩,在赵直的帮助下筑室教书授徒,学生有百余人。宋初的著名人物许让、宗度和王砺等进士皆出其门,一时间声震朝野。 建隆元年归德改称宋州,北宋政权为选拔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南都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有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和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南都学舍逐渐成为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的中心。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戚同文去世。虽受赠礼部侍郎,但南都学舍的工作却一度中断。 宋仁宗初年,北宋著名文学家晏殊任应天知府。任职期间,晏殊对书院教育极为重视。他大力聘请名师任教,使应天书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宋仁宗庆历3年,又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国子监和西京国子监并列为全国最高学府。 范仲淹与应天书院有不解之缘,学成于应天书院的他,后又授学于这所书院。促成并见证了应天书院的最辉煌时期,使京东之学风一时大振。 那是在宋仁宗的时候,范仲淹因母亲去世,遂辞去了兴化县令的职务在应天居丧。晏殊特聘服丧在家的范仲淹主讲于应天书院,范仲淹欣然受命,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 有一个故事足以成为教育史上的佳话,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的时候,有个姓孙的穷秀才乞讨着前来拜谒他,范仲淹就给了他1000文钱。第2年,这位孙秀才又来了。范仲淹又给了他1000文钱,并问他为啥不安心读书,而要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说: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 范仲淹一听,觉得他是块读书的好料,说:我听你说话,从言语之间觉得你不是乞客,这两年匆匆忙忙风尘仆仆能得到什么呢?严重地荒废学业。我现在给你补一个学职,一个月可以得到3000文钱,你能安心学习吗?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大喜过望的孙秀才从此就跟随范仲淹学习《春秋》。孙秀才是一个吃过苦的人,学起习来那也是废寝忘食,颇有范仲淹当年之风。又过了一年,范仲淹服丧期满。离开睢阳到京城上任,孙秀才也辞去学职回家去了。 又过了10年,范仲淹听说山东泰山脚下有一个叫孙明复的先生。道德高尚,以传授《春秋》而闻名天下。原来,孙明复就是当年跟随范仲淹学习《春秋》的孙秀才。不久,孙明复就被朝廷召到太学任教。对于这件事,范仲淹感慨道:贫之为累亦大矣,徜因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由于名师任教,整饬学风,四方学者纷纷慕名前来就学。范仲淹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忧国忧民的言行,赢得了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应天书院在全国的地位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为中州一大学府。北宋中叶的政治与文化名流如孙复、胡瑗、石延年、韩琦、富弼、文彦博及蔡襄等都是从这里走出,为这所书院赢得了无上的荣光。 《诗经》中说:嵩高维岳,峻极于天。嵩山少林,威震天下。不过嵩山不仅仅是佛教名山,三教均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少林寺、中岳庙和嵩阳书院鼎立而三。 著名学府嵩阳书院坐落在气势磅礴的嵩山南面,书院是儒家文化的圣地,然而在五代之前它却是佛教和道教文化场所。早在北魏孝文帝太和8年,这里就修建了嵩阳寺;而隋唐的时候,又改为嵩阳观;到了五代后周的时候才建成了书院。宋朝崇尚文治,太宗至道3年赐名太室书院,还赐给《九经》;宋仁宗景祐2年赐名嵩阳书院。 离嵩阳书院不远的地方是在历史上具有盛名的崇福宫,它是朝廷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的场所。其实就是闲官,但这些闲官对嵩阳书院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能够担任此闲官的通常都是名臣大儒,是学术界的风云人物,而领崇福宫的官职之后通常就会在嵩阳书院讲学。 宋代到嵩阳书院讲学的大师有范仲淹、司马光、张载,以及杨时等,《资治通鉴》的一部分是司马光在这里编定的。在这些名师之中,对嵩阳书院的发展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二程兄弟的到来和讲学。 如果说范仲淹是应天书院的灵魂人物,而二程则是嵩阳书院的核心人物。 二程曾经在嵩阳书院讲学多年,当时各地的学者慕名而来。多的时候甚至有数百人,可见他们的学术号召力之强。治平3年程颐在嵩阳书院用理学的观点讲授《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将这四书作为学生学习儒家思想和探寻孔子本意的基本教材,后来朱熹编辑的《四书集注》就是程朱理学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作。 程颢讲学循循善诱,后人说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而程颐颇为严格,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总而言之,名师出高徒。他们的弟子后来遍布全国各地,将他们的学术思想广泛传播。到了南宋,经过朱熹和张栻等人的努力,理学在南宋后期成为正统学说并统治后宋中国数百年。 靖康之变后,中原的书院风光不再。无法再担当文化传承的重任,但是它们曾经在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一直为后世所铭记和颂扬。 岳麓书院 五代战乱,文教不兴。然而民间却孕育着文化的力量,那就是民间书院的萌芽。宋初天下走向太平,形成了兴办书院的热潮,岳麓书院应运而生。 不过要说起岳麓书院的源头,还得提到两位和尚,一个叫智璿;另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来。他俩虽说是和尚,但对儒学很推崇。于是就在岳麓山下找了块地方,建了几所房子,购买了一些书籍。当地的读书人有地方住,有书读,然后就有了一个学校的雏形。 开宝9年的时候,潭州太守朱洞把这个僧人办的学校扩建了一下,岳麓书院诞生了。后来的潭州太守李允则在真宗朝继续扩建,又请朝廷赐了很多书。大中祥符5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他是见于岳麓书院史志记载的第一位山长。 山长这名字听起来就有一种高逸且位尊的味道,却又显得很亲切。山长是书院的主持者,不是一个官职,这在官本位的中国实在是难得。山长一般由那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且热心教育的人物来担任,周式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是位很优秀的教育家,一下子就把岳麓书院办成了国内知名院校,自己也成了教育界的名人。 宋真宗一直很关注岳麓书院,听说周式学问好,办学办得不错。于是召见了他,还让他当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对于一般削尖脑袋往上爬的利禄之徒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周式不干,他坚持要回岳麓执教。 周式的坚持让宋真宗大为感动,于是答应让他回山,还赐给他一些书籍。并亲笔题写了岳麓书院的匾额,这下岳麓书院的名气更大了。 不过,真正使岳麓书院在教育领域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还是在南宋,这是岳麓书院的鼎盛时代。 乾道元年,岳麓书院也迎来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栻。张栻对于岳麓书院的贡献,就好比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张伯苓之于南开。张栻并没有当山长,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老师胡宏都没有担任这一职务,而自己又怎能轻易居于此位呢?于是他以教授的身份代行山长的职责。 张栻在上任伊始,就写了一篇《岳麓书院记》。指明教育宗旨不是为了科举考试升官发财,也不是让一帮闲人饱食终日言不及义,而是要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这种精神恐怕也是今天所需要的大学精神。 张栻不主张学生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而死读书,而是要让学生到了这里之后得以传道授业解惑。他要把儒家经世济民的大道传播天下,要通过老师与学生相互问难论辩的方式来答疑解惑,类似于今天所讲的以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 张栻还有一项贡献就是他把岳麓书院办成研究型大学,把它建设成高水平的学术基地。所以他邀请很多学界名流前来讲学交流,比如朱熹来与张栻会讲,成为教育史上的盛事。湖湘学子闻风而来,潜心学术。最后以此为主要基地,著名的湖湘学派得以壮大。就像今天常说的哈佛学派、剑桥学派和清华学派一样,在学术界有着极高的地位。 总而言之,张栻主持下的岳麓书院充满着现代教育精神,他是南宋岳麓书院的首位功臣。 绍熙5年,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的朱熹到了潭州。他以治教为重,关心书院的建设和发展。他在短暂的任期中还到岳麓书院讲学,并且为岳麓书院制定了学规,即《朱子书院教条》。《朱子书院教条》为书院规定了教育方针、培养目标、修身治学准则,以及日常作息安排。这是岳麓书院第1次有了正式的学规,朱熹是南宋岳麓书院的第二功臣。 岳麓书院在张栻和朱熹二人的悉心关照之下,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德高学硕之才和忠肝义胆之士。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以教育为终生职业,到各地讲学、主持书院并传播理学。而在南宋即将灭亡的时刻,他们用自己的义举上演了历史上极为悲壮的一幕。 南宋末年,强悍的蒙古大军挥师南下。德祐元年,元猛将阿里海牙兵围潭州城,却遭到了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的顽强抵抗,岳麓书院的老师尹谷担任他的参谋。岳麓书院的文弱学生毅然放下手中的书本,荷戈登城,与强悍的蒙古兵展开激烈的肉搏。 这固然是场以卵击石的战斗,但是战争中南宋军民,尤其是岳麓师生表现出来的意志令人感动。在援兵久久不至的情况下,尹谷和家人诀别说:吾以寒儒受国恩,典方州,谊不可屈,若辈必当从吾已耳。然后全家纵火自焚。尹谷死后,诸生数百人往哭之。而城破之时,大批学生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南宋遗民诗人郑思肖在诗中深情地吟道: 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 听得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 这种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是他们在岳麓书院中熏染出来的,后人赞誉为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 白鹿洞主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的东南方向,景色清幽,风光秀丽,是一所花园式的顶级学府。 在有名的书院之中,白鹿洞的资历应该算是最老的。唐德宗的时候,学者李勃在这里隐居读书,他养了一头白鹿自娱。白鹿跟着他渐通人性,据说能够到城里面给主人买笔墨纸砚,很是神奇,李勃于是被称为白鹿先生。由于书院地形奇特,像个山洞一样,所以被称为白鹿洞。后来李勃当了大官,就在这里广植花木。使得这里成为风景名胜,学士文人纷纷来访。 后来南唐先主李知诰创办了白鹿洞国学,亦称庐山国子监。从而成为高等学府,九经教授李善道为首任掌门人。因为是个洞,所以称洞主,听起来比山长更为野性,后来的词人皇帝李璟和李煜都对庐山国学爱护有加。 宋开宝年间,宋军攻占江州。太平兴国2年,江州知州周述将白鹿洞的办学情况向朝廷报告,并恳请赐书。宋太宗就把国子监刻本九经赐给书院,还让人一直送到洞里面去,这是白鹿洞书院历史上的第1次皇帝赐书。由于得到皇帝的青睐,所以遂扬名天下。 不过,历史真是难料。皇祐年间,由于兵火书院竟被毁掉了,从此荒废了百余年。直到一个伟大人物来到这里,它才重现生机,并迅速地再次成为顶级学府。这个伟大人物就是朱熹。 那是南宋淳熙6年,朱熹担任知南康军的职务。他亲自到书院的遗址查看,山清水秀,四面环合,实在是个讲学著述的好地方。热心教育的朱老师追忆历史,不胜感慨:现在佛寺道观不计其数,修得都是富丽堂皇。而儒者旧馆就这么一处,又是唐朝时候的名胜古迹,并有太宗皇帝的钦赐经书。竟然一旦荒废之后没人管了,实在令人寒心。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把白鹿洞书院给恢复起来。 不过,这事进行起来可真不简单。朱熹给朝廷上奏章打报告,竟然没有人理他,还有好些人嘲笑他。不过朱熹不愧为大教育家,颇有办事的魄力。一年不到就将书院修复完毕,并举行了开学典礼。他自己担任洞主,还亲自授课。他当时赋诗一首: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 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朱熹为白鹿洞书院付出了自己的心血,这个书院是他一生最成功的事业之一。他修建房屋,购买学田。聚集图书,延聘师长。招收生徒,制定教规。事必躬亲,无微不至,遂使得白鹿洞书院成就了不朽的声名。 关于朱熹办白鹿洞书院,还有两件事不得不提。 一是朱熹制定的白鹿洞学规,内容如下: 1.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 4.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5.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 可不要小觑这个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基本精神,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而至今在日本的一些学校还要诵读这些学规,在中国反倒被人们淡忘了。 二是请陆九渊讲学。陆九渊在学术上是朱熹的死对头,但是朱熹以博大的胸襟,邀请陆九渊前来讲学。时间是在淳熙8年2月20日,二人相见,气氛融洽。湖光山色,陶醉不已。陆九渊遂就《论语》中的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陆九渊是天才的演讲家,加上他深厚的思想底蕴,讲得口若悬河且滔滔不绝。沉郁顿挫的音调回荡在听讲的学生心中,痛快人心的语句直逼人的心灵。听得人汗出泪下,实在是太激动太感动太震撼了。二月份的时候南方的天气还很寒冷,而朱熹也是听得汗水涌动,最后竟然拿起扇子扇了起来。 演讲完之后,朱熹当场起身离席说我应当和学生们一道坚守理念,不忘记陆先生的训导。他后来请陆九渊把这讲义写下来,刻碑立在书院之中。又为讲义写了一篇跋,说这篇讲义明白晓畅,恳切诚挚。而且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听的人没有不悚然动心的。 陆九渊到底讲了什么,让朱熹和那么多的学子激动和感动?下面就是陆九渊的讲义: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亦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君子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之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责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怛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 陆九渊在这里其实是给走在科举道路上的士子们指点迷津,为什么这样说呢?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体制,名儒钜公皆由这一途径而产生。但是科举考试的成败取决于考生的考试技巧和考官的好恶,与考生的道德素质没有关系。这样一来,儒家经典不就只是敲门砖了吗?既然如此,读圣贤书的真正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呢?但倘若不参加科举,又怎么能够完成治国平天下的使命呢? 宋代有很多大儒批评科举,认为这种体制让天下士子唯利是图,败坏风气。因此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之下的学子很是苦恼,但是没有解脱之道。 陆九渊说区分君子和小人,主要看一个人的志向。要是一个人通过参加科考而做官,为的是一展平生所学,从而安邦治国,拯斯民于水火之中。为天下苍生尽心尽力,这就是君子,符合圣人之道;要是一个人总是想着俸禄高低,想着如何升官,那么他虽然读着圣贤书,志向和行为都是与圣贤背道而驰,是实实在在的小人。 陆九渊通过对志的强调,区分了君子和小人,这样就把科举与儒家的人生理想结合起来了。士子们平日的苦恼涣然冰释,怎能不激动呢?而这一点也是朱熹平时没有讲到的地方,所以很是感动。 一个这样伟大的洞主,一条著名的学规,再加上这样一次绝无仅有的演讲,白鹿洞书院名声永远不会磨灭。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嵩阳书院是古代高等学府,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建制古朴雅致,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五进,廊庑俱全。嵩阳书院因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

我要发布图片 1图片 2发布日期:2019-07-24 16:52:14来源:网络核心提示:应天府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书院坐北向南,占地面积52亩,三面环水,一面紧邻古城城郭,庄严巍峨,沉稳厚重。书院由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

岳麓山上清风峡中有一小亭,名曰“爱晚亭”,在清乾隆年间由岳麓书院山长建造。最初这个亭子名叫“红叶亭”,后来有人想起杜牧《山行》中的两句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取前一名中“爱”字和“晚”字给这个亭子改名为“爱晚亭”,其意境一下提高数倍。爱晚亭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另外三大名亭分别是醉翁亭、湖心亭和陶然亭,这四个亭子都因古代的文人雅士而闻名天下。爱晚亭因杜牧的诗句闻名,居四大名亭之首的醉翁亭则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一篇《醉翁亭记》而被誉为“天下第一亭”。欧阳修号醉翁,他在安徽滁州的时候,与山中僧人交游甚厚,僧人们便在山中为他建了一座亭子,以供歇脚之用,名之为“醉翁亭”,并让他为之作记。醉翁欧阳修文思泉涌,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不知醉倒了多少世人。湖心亭位于杭州西湖中的一座小岛上,在这个亭子旁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二”两个字,“?”是“虫”的繁体字。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这座小岛上玩得不亦乐乎,乘兴写下了“?二”这两个字。面对这两个不成文章的字,身边的大臣们十分不解,也有装糊涂的。乾隆爷会心一笑,说这是二字的寓意是“风月无边”,也就是景色好到了极致。为什么“?二”两个字代表的是“风月无边”呢?原来,乾隆爷的这一作法是文人墨客们常常玩的“拆字”小把戏。“风”的繁体字是“風”,把“風”和“月”的边框去掉就是“?二”,风月没有边框,就引申为风月无边。除了在湖心亭,泰山上也有一处摩崖,刻着“?二”,当然那不是乾隆皇帝的手迹了。陶然亭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市,北京市内有一处公园,名叫“陶然亭公园”,此亭就坐落在那里,公园因亭而得名。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亭名取自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诗中“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一句最后两字,显出在此亭驻足时的悠然自在。在近代史上,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先后在这里留下过革命的足迹,这里还见证了高君宇和石评梅两位革命先辈的伟大爱情。高君宇和石评梅都是杰出的共产党人,石评梅还以自己的横溢的才华与吕碧城、萧红和张爱玲合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不过很可惜,二人虽然相爱,却并未结合。高石二人均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逝世,逝世时都不到三十岁,真是天妒英才啊!二人的合葬墓就在陶然亭旁,了结了“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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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府书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湖畔,书院坐北向南,占地面积52亩,三面环水,一面紧邻古城城郭,庄严巍峨,沉稳厚重。书院由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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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商丘交通发达、经济繁荣。商丘自古为战略要地,它“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京连于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焉”。所以大中祥符七年,升为南京,与首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合称四京,居于陪都地位。当时的商丘,紧邻汴河,交通发达,隋唐五代以来,商旅辐辏,“实一方之都会”。商丘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壤肥沃,易于灌溉,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适于农耕,其次,家庭手工业相当发达。

隋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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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周时(公元951-960年),改为太乙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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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建立初始,整个书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为影壁、牌楼、大门及东西侧门,前讲堂及东西侧门、明伦堂及东西配房、藏书楼及东西侧门,馔堂、教官宅、崇圣殿、东西偏房、魁星楼及东西廊房。

岳麓书院坐落于湖南长沙的岳麓山下,岳麓山是南岳衡山的一部分(下一部分会讲到衡山)。书院始建于唐末五代之时,原为僧人讲学之所,到了北宋初年正式创立于岳麓山抱黄洞下,历经千年,七毁七建,延续至今,故有“千年学府”之称。清末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又有诸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等名称,最终被定名为湖南大学,现在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的一个下设机构。每个学院都有很多对联,岳麓书院也不例外,在这些对联中最有名的应该算是书院大门两旁悬挂着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一幅了,八个简简单单的字,骄傲自信中又透露出一丝霸气。上联语出《左传》,“惟”是助词,没有实际意义,意思是说“楚国这个地方出人才”,湖南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的领地,自古至今人才辈出。下联语出《论语》,意思是“这个地方最为兴盛”。两句连在一起,意思就是“楚国人才济济,尤以这个地方最为兴盛”。是岳麓书院自夸吗?纵观历史,它完全担得起这个评价。朱熹、王阳明这些被历史记住的名字都曾在这里作过或长或短的停留,到了清朝末期这里走出去的人更是撑起了那段热热闹闹的历史:左宗棠、曾国藩、魏源……难怪余秋雨先生会情不自禁地讲道:“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这幅对联在清嘉庆年间,由时任山长袁名曜撰写。“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大概最初人们都在山中设立书院,所以人们称掌管书院的人为“山长”。据说,当时袁山长要为岳麓书院大门题写对联,于是借用《左传》“虽楚有材”之语,出了“惟楚有材”这个上联,让学生们应对下联。他话音刚落,一个名叫张中阶的学生脱口而出“于斯为盛”,听者无不拍手称快,于是就有了这幅让人叹为观止的名联。

1028年,北宋着名政治家、文学家晏殊任应天府留守,邀请硕学名儒王洙和着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到书院讲学,并聘范仲淹为书院主持。由于范仲淹、王洙等人的努力,应天书院声名远播,成为北宋知名学府。1035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正式编入官学系列。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圣地。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进入应天书院的大门,迎面而来的是前讲堂及东西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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