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所倡导的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本质上是同一境界,这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

作者: 好书推荐  发布:2020-03-30

儒家、道家、佛家是我国文化史上三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中国人文精神,尤其表现在人生智慧上。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的人生智慧是德性的智慧,礼乐教化的智慧,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老子、庄子的人生智慧是空灵的智慧,逍遥的智慧,超越物欲,超越自我,强调得其自在,歌颂生命自我的超拔飞越,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佛教的人生智慧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启迪人们空掉外在的追逐,消解心灵上的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真。儒释道三教的哲学,充满了普遍和谐、园融无碍的智慧,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与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形成了奠定后世中国思想基本形态的诸子百家,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互相争辩而各自发展,从而构成中国思想发展的高峰。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等,异彩纷呈。这些思想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如何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因此,不同的主张之间,往往构成对话关系,儒家和道家、墨家和法家等,都是如此。尤其是儒家与道家之间因为人生态度上的差异和互补,尤其令人回味。今天,我希望通过两个梦的解析,来讨论儒道之间在人生态度上的差异,探讨古人对人生目标的理解。

《易传·系辞》中的圣人与君子

君子文化不仅是儒教文化之精华,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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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儒家的人文关怀与价值信念

所谓“两个梦”只是一个简略的说法,其中,一个是《论语》中的“孔子梦周公”,其实说的是孔子对于很久没有梦到周公的一个叹息。另一个梦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庄周梦蝶”,《庄子》书中有很多关于梦的描述和讨论,但均不如庄周梦蝶般深刻、富有哲理,因而也最能体现庄子哲学的复杂性。

通过考察《易传·系辞》中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形象,发掘出该书作者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并比照《易传·系辞》成书前儒、道两家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揭示《易传·系辞》中圣人、君子与《易传·系辞》成书前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君子的同一性。验证《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的历史定论。

儒家学说中关于君子的人格理论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时,君子被描述为介于圣人与小人之间的一种人格。《论语》对此有种种具体描述,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等等,不胜枚举。而第十四篇《宪问》中的一段描述最能反映孔子对君子的人格定位:“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学习国学,重在义理。儒道两家思想中多含国学义理,学习国学最好的方法是学习儒道两家经典,主要是《老子》《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老子》亦称《道德经》,是道家思想的元典,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着作;《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儒家思想,南宋之后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几乎成了传统社会的思想基础和行为主导。因此,学好5本国学经典,是认识国学义理、提升人文素养最有效的途径。

孔子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肯定人的文化创造,尊重历史上积累的文化成果。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周礼的维护。周文源于宗教并取而代之。周代礼乐教化是中华先民长期伟大创造的结晶。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礼让为国,安定社会,消弭争夺战乱,节制骄奢淫逸,是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的前提。“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知,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这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试问,在二千五百至三千年前,人类的哪一个文明有如此辉煌的制度文化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人间秩序总是要一定的礼仪规范来调节的,包括需要有一定的等级秩序、礼文仪节,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事情。

通过这两个梦,主要是通过历代思想家对这两个梦的经典解释的梳理来展开。我们知道,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最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通过历代文人对它的解读,而不断能产生新的解释空间。在这些解读中,我们不仅能体会到历史和经典之间互相成就的一面,也可以感受到因为新的解释的汇入,经典本身也不断地丰满。

关键词:圣人;君子;《易传·系辞》;《=易经》

按子贡的理解,这段话是孔子的自谦之辞,即在孔子自己看来,他在“智”“仁”“勇”三个方面都还做得不够好:“智”方面的欠缺是尚未达到无惑,“仁”方面的欠缺是尚未达到无忧,“勇”方面的欠缺是尚未达到无惧。孔子的这些自我评判表明,他是从“智”“仁”“勇”三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人是否达到了君子标准的。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解读,“智”“仁”“勇”乃是孔子对君子所作出的周全的人格定位,它们分别对应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知”“情”“意”。按孔子的思想,君子的人格特点就在于:认知上达到“智”,情感上达到“仁”,意志上达到“勇”。换言之,孔子所谓君子,用现代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心理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

《中庸》中记载孔子答哀公问政的一段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就是说,“仁”是人的类本质,是以亲爱亲人为起点的道德感。“义”是合宜、恰当,尊重贤人是社会之义的重要内容。“亲亲之杀”是说“亲亲”有亲疏近远等级上的差别,“尊贤之等”是说“尊贤”在德才禄位上也有尊卑高下的等级。“礼”就是以上“仁”(亲亲之杀)和“义”(尊贤之等)的具体化、形式化。

当然,选择以梦作为切入点,我们需要作一个说明,即古人与现代人对梦的理解是不同的,甚至有很大的差别,古人比较重视梦,在很多时候,他们把梦看作是对现实即将要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一个“提示”,而现代人更多是把梦看作是一种心理活动。

一、儒、道两家圣人与君子

自子贡提出“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提出“圣人与我同类者”“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以后,儒家的君子概念和圣人概念不再有本质性区别,实际上都是指本于人性自觉采取一种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的人。这种人性自觉包括两个方面:对自己来说,是自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一个区别于禽兽的文明人;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来说,是认识到他人与自己是同类,因而同自己一样也应该做一个区别于禽兽的文明人,并且自己应该和他人共同努力来创造人类的文明生活。在后一种意义上,人性自觉包含着对他人的爱,正是基于这种爱和由这种爱所产生的对他人的责任感,才会有应该和他人共同努力来创造人类文明生活的道德意识。对于儒家来说,将自己对他人的爱转化为成人成己的道德实践,这是君子的人生境界;而当这种道德实践从日常生活领域转入国家政治生活领域,成为治国者“化成天下”的“人文”实践时,它就不只是君子的人生境界,也是圣人的治理境界了。也就是说,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屏障,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成人成己的道德实践,只是其“成人”的外延有大小之别——在圣人境界中,“成人”的外延扩展至全天下,其“成人”是“成天下之人”,然其实质还是为了使包括自己在内的天下之人都脱离动物界而以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或者说使天下之人都摆脱野蛮状态而进至文明境界。

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他评价老子说:“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的评价实质是指老子思想深邃。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在中华历史的天空中,他是最亮的智慧之星;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中,他可以和其他任何民族星宿媲美。老子最大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道的学说,建构了中华民族抽象思辨和理性思维的哲学大厦。

孔子重礼、执礼,主张仁礼并重、文质并茂,但主要是想透过礼的形式复兴其所内蕴的文化价值理想。孔子是把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人生与文化的根源、理想来信从、坚守、承担、自任的。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或“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精神,“天下一家”的精神。“礼之用,和为贵”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孔子对礼乐的继承、传授大有益于他身后几千年世道人心的维系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很多对梦的记载,这种记录通常会跟现实的境况产生关联。通过这些铺垫,我们首先来解读孔子的“梦”。

圣人、君子是儒、道两家共同关注的人格形象。但两家所赋予的圣人、君子人格内涵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儒家经典《论语》中,孔子没有明确地说出圣人的人格内涵,然而他却较具体地指出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六人。我们发现。这六人的人格形象具有这样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有位的王者,他们不仅文治武功非常显赫。而且具有极高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见。圣人的人格内涵具备王者、仁与智。而孟子从儒家的伦理道德本位出发。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圣人的人格内涵就是“仁且智”。他与孔子不同。不再以王者为圣人人格的基本内涵。而以“仁且智”。值得注意的是。儒家非常尊崇圣人人格形象。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在孔子的视域里。圣人人格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连他自己也不能。孟子则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强调“百世之师”的圣人是人类伦常最完满的体现。

要之,孔子之后,儒家学说所倡导的君子境界和圣人境界本质上是同一境界,其差异只是由于具体实践条件不同所造成的现象性差异或形式上的区别——圣人境界是特定实践条件下由君子的“为仁”转化而来的“为圣”——“以礼义之文,化成天下”的“为仁”。这种形式的“为仁”所达到的“成人”——“天下归仁”,既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内圣”的人生境界,也是“为仁”者体现其臻于“外王”的治理境界。这也意味着君子和圣人都可以被理解为“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

老子思想凝聚于《老子》一书,计81章,5000余字,集中反映了道家的世界观、方法论、政治思想和人生价值。在世界观方面,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觉研究本体论的思想家,他把道看作是天下万事万物的起源。道本身无形无象、无名无物,是不可直接感知的。老子是朴素辩证法大师,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老子看来,任何事物都有对立面,事物既因对立面而存在,又因对立面而运动,矛盾是天地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和动力,“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在政治思想方面,老子从“道法自然”出发,强调无为而治。在人生价值方面,老子把素朴规定为人生的本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素是指未经染色的丝,朴是指未经雕饰的木头。在老子看来,人之本性是朴素自然的,不要矫揉造作,不要为名利所诱惑。《吕氏春秋》指出:“老聃贵柔”,比较正确地反映了老子人生哲学的特征。老子把柔弱看成素朴的表现和生命力的象征,他用水比喻柔弱,“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最高尚的品格就像水,水能够滋养万物而不争先,安居于人所厌恶的低处,它的行为最接近于道。

孔子人文观的核心是“仁”。孔子重“礼”,是对春秋时期乃至春秋以前的文化成就的继承。孔子赞扬子夏由“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 礼的形式之背后的人的真性)。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 这正是孔子要批评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这里指出了礼乐形式背后的是生命的感通和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仁”的内涵包括物我之间、人人之间的情感相通、痛痒相关,即社会普遍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孝悌是“仁”的基础,“仁”是把孝敬父母、敬爱兄长之心,把父母子女兄弟之亲情往外一层层推扩,推己及人;“仁”不仅是社会的道德标准,更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道德理性、道德命令、道德是非判断、道德情感、道德实践和道德行为。孔子在这里突出了道德的主体性、自律性原则(“为仁由己”与“克己”)、道德的普遍性原则(“爱人”、 “复礼”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道德的实践性原则(“为之难,言之得无 乎?”)道德是真正显示人之自我主宰的行为,道德是自己对自己下命令,是“由己”,而不是“由人”,即不是听任他律的制约或他力的驱使。孔子是世界上最早认识道德主体性和道德自由的文化伟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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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家规定的圣人人格内涵“仁且智”截然不同,道家老子则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赋予了圣人“自然”与“无为”的人格内涵。而庄子认为。圣人的人格内涵是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他说:“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庄子说。圣人以天然为主宰、以德性为根本、以大道为门径。能预知万物的变化,但圣人与道是不同于一体的。只能做到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虽然庄子承认圣人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但他是否定圣人的。他说:“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在这里,庄子明确否定了圣人。同时他指出,圣人之道是一把双刃剑。圣人用它可以便天下太平。但是盗跖用它,却可以为害天下。他认为。若想实现天下大治,人们必须摈弃圣人之道。可见。在总体上。庄子是否定圣人及圣人之道的。

从现代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在认知过程中,“智”所涉及的是事实关系,它表现为事实判断;“仁”所涉及的是价值关系,它表现为价值判断;“勇”所涉及的是行为关系,它表现为行为判断。其中,行为判断是认知过程的最高阶段,是根据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来作出行为决定。行为判断之得当与否,取决于事实判断的正确与否和价值判断的合理与否。故行为判断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集中反映与综合体现。这意味着“勇”集中反映与综合体现着君子人格特征。

温良恭俭让,仁民而爱物

孔子仁道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什么是“仁”呢? 仁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人们都可以从当下的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去做,这是实践仁道的方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君子终身奉行的“恕道”是: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决不强加给别人。 例如我们不希望别人羞辱自己,那我们决不要羞辱别人。尊重别人,是别人尊重自己的前提。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宽容精神,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忠”就是尽己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 矩之道。实际上,“忠”中有“恕”,“恕”中有“忠”,“尽己”与“推己”很难分割开来。这就是人与人之关系方面的仁道。推而广之,这也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宗教与宗教的相互关系的准则,乃至是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之普遍和谐之道。

孔子梦周公

与圣人一样。君子也是儒家所推崇的人格形象。在儒家心目中。君子人格的地位仅次于圣人人格。但它比圣人人格有更强的现实性。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孔子认为虽然圣人人格是普通人很难达到的,但君子人格则是常人可及的。孔子所说君子人格的内涵有两层:一是指有道德操守;二是指在位者。在孔子的视野里,君子有道德操守的具体规范是行“仁”心。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在他看来。行“仁”心是君子本分,而“小人”则根本不具备这一点。以孔子学说继承人自居的孟子更加推崇君子的道德操守,君子即使“无恒产”。也有“恒心”。孟子进一步解释到:“君子与人为善,取诸人。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孟子以“与人为善”。亦即行“仁”心为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不再以是否在位为君子人格的内涵,这是对孔子君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孔子“见义不为,无勇也”的解说,“勇”的含义就是“见义而为”,其意义要素包括“义”和“为”,而“义”是“勇”的核心意义,“为”之为“勇”是由“义”决定的,当且仅当“义为”时,才是“勇”。

孔子弟子认为:“夫子温、良、恭、俭、让。”这说明孔子不仅是道德大师,自身就是道德楷模。孔子最大的历史功绩是创立了仁的学说,建构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大厦,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根基和思想基础,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仁道的价值理想,尤其体现在人在道义与利欲发生冲突的时候。孔子不贬低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和食色欲望的满足,只是要求取之有道,节之以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同上)发大财,做大官,这是人人所盼望的;然而不用正当的手段去得到它,君子也不接受。君子没有吃完一餐饭的时间离开过仁德,就是在仓卒匆忙、颠沛流离的时候,都与仁德同在。人生存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超越自然生命的欲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为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孔子提出的道义原则、仁爱忠恕原则、仁、义、礼、智、 信等价值理想,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国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据。这些价值理想通过他自己践仁的生命与生活显示了出来,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他终身所忧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论语·述而》)。他的快乐,是精神的愉悦。他赞扬颜渊,穷居陋巷,箪食瓢饮, “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礼记·檀弓》中记载了一个孔子做梦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有名,是说孔子觉得自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内容是这样的:

而在道家心目中。君子则是秉承自然本性、“无为”的人,他脱离了儒家所尊崇的封建宗法礼制羁绊。老子认为,“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在老子的眼中。君子是深谙“道”的人。庄子则认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可见,在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庄子的理解中。道家的君子已深深地烙上了儒家的一些色彩。但从原初意义上看。道家赋予了君子人格承袭自然本性、脱离礼制约束的基本内涵。

孟子有云:“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荀子则谓:“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也。”“无正义”的意思就是“人不行正路”。按荀子“礼”“法”并重的思想,他所谓“无正义”实际是指行为不合“礼义”“法度”。《韩诗外传》卷五中的“正义”(“耳不闻学,行无正义”)以及《史记·游侠列传》中的“正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也都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行的规则。要之,“正义”的基本意义就是“人应遵守的行为规则”。具体而言,“正义”又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制定人应遵守的行为规则所依据的一定原理或原则,一是依据一定原理所制定出来的某些相互关联的具体行为规则。在儒家看来,前一种意义的“正义”就是孔子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的“仁”,后一种意义的“正义”就是“克己复礼为仁”的“礼”。进而言之,“仁”是正义原则,“礼”是正义标准。就其二者的关系而言,作为正义原则的“仁”是“礼”的价值依据,作为正义标准的“礼”是“仁”的制度表现。准此,在“智”“仁”“勇”的关系中,“见义而为”的“义”应是指作为“仁”的制度表现的“礼”之所宜。所谓“勇”,就是行其“礼”之所宜。按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观点,如此依“礼”行事乃是“仁”的行为表征。

孔子思想集合于《论语》一书,计20篇、492章,约15000余字,围绕仁的范畴阐述了儒家的道德思想、政治主张和人格理想。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最高范畴和最核心理念,包括对己和对人两方面内容。对己主要是克己,严于律己,加强道德修养,达到仁的境界。在对人方面,就是爱人,推己及人,仁民而爱物。爱人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光辉。德政是孔子的政治主张,君子是孔子的人格理想。孔子提出了圣人和君子两种人格理想,却认为圣人的境界太高了,一般人很难达到,君子才是现实的人格理想,“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君子是道德完满的人,具备仁、智、勇品格,“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更重要的是,君子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孟子提倡弘大刚毅、坚定不移的气节和情操,崇尚死而后已、无所畏惧的任道精神。在生死与道德发生冲突时,“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种冲突,实质上是人的自然生命与人的德性尊严之间的冲突。孟子所倡导的道德选择表现了超乎自然生命之上的善的价值之极致,表现了人为人格尊严而牺牲的殉道精神。孟子笔下“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的行为标准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任道精神和崇高人格曾激励了我国历史上无数的志士仁人。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易传》是儒家典籍,但近年来陈鼓应先生通过对《易传·系辞》考察,认为“《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所作。”圣人和君子是《易传·系辞》中讨论的两个重要人格形象,通过考察该书中两者的人格内涵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就会发现陈老这个观点是很难成立的。而我们通过对该书中两者的人格内涵以及作者对他们态度的考察,恰恰验证了《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的历史定论。

“见义而为”之由“见义”到“义为”,这个过程还包含被称作“权”的活动。“权”字的本义为秤砣(《广雅·释器》:“锤谓之权。”),引申为称量物品轻重的秤:“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汉书·律历志上》)进而派生出称量物品轻重之义:“权,然后知轻重。”(《孟子·梁惠王上》)知轻重者,心中有数也,是“权”含有把握分寸之意。由是衍生出在度的范围内灵活应变之义。《孟子·尽心上》有云:“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其中“权”的含义与“执一”相反:“执一”是举一而废百,“权”是举一反三、以一统众。《日知录·艮其限》云:“学者之患,莫甚乎执一而不化,及其施之于事,有扞格而不通,则忿懥生而五情瞀乱,与众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盖无几也。”孟子反对“执中无权”,顾炎武反对“执一不化”,其指事不同而意实相通,都是强调了一种灵活变通的精神。《孟子·离娄上》:“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里,“男女授受不亲”之“礼”和“嫂溺,援之以手”之“权”都在“见义”之“义”的范围之内。“见义而为”的“勇”既要守常而行“礼”,又要变通而达“权”,如此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是君子“仁”且“智”的表现,也是君子为人处事的特点。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在利益和仁义发生冲突时,孟子主张把“仁义”放在首位,提倡先义后利。孟子提倡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统一。他主张做官要“求之有道”。“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孟子·滕文公下》)“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在自己遭受侮辱时,怎么能匡正别人、匡正天下呢?圣人的行为,各有不同,有的疏远当时的君主, 有的靠拢当时的君主,有的离开朝廷,有的身居巍阙,归根到底,都得使自己廉洁正直,不沾染污泥。“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都是说,人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场合中,选择道德还是非道德,如何选择人生道路,怎样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终究是自我作主的事。这就是孟子“仁义内在”的要旨。

这个故事在《孔子家语》中也有记载,内容几乎一致。这个故事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是孔子对自己的弟子子贡所叙述的一个梦。孔子说夏商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摆放灵柩的方式,并说自己既然梦到了殷商时期摆放灵柩的情景,他将之理解为自己即将要死的“预兆”。其次,我们要注意孔子的感叹。孔子将自己视为泰山和梁木、哲人,但是“明王不兴”,他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难以有实现的机会了。所以,孔子对于自己生命的终结充满着遗憾。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一生的缩影,即有德而无位。对此,《论语》中则是通过“梦周公”来呈现的。

二、《易传·系辞》中的圣人

综上所述,所谓君子,就是“智”“仁”“勇”兼备的文明人。君子的人格特点是“见义而为”,其体现于为人处事,就是既恪守原则又灵活应变的文明生活方式,此乃君子文化的本质特征。

孟子一生始终保持人格的独立、平等和自尊,“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原因在于孟子具有大丈夫精神,“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精神使得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有了锋芒棱角和战斗气概。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终身致力于维护和发展孔子思想。

周公、孔孟的人文理想不是寡头的人文主义,其背后有深刻的终极理据,有对“天”、“上帝”、“天道”、“天命”的敬畏和信仰。“天”关涉到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首先是宗教性和道德性。人不能没有超越的形而上的关怀。孔子对上古宗教的改造,正是把超越与内在结合起来,建构了道德的宗教观。如果说“命”只是外在的命运的话,那么“天命”常常关系到内在。一个能够驾驭生活、驾驭世间外在力量并全面发展人的内在本性的人,一个积累了一定的生命体验( 例如五十岁左右)的人,才能逐渐体悟到天所禀赋给人的性分,直接面对每个人的命运或局限,并对天道、天命和道德人格典范有所敬畏,而又积极地去追求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意义,勇于承担自己应承担的一切,包括救民于水火,博施济众,修己安人,杀身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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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系辞》是对《易经》的解释和发挥,而解释和发挥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该书作者的价值旨趣。作者的价值旨趣即使是不经意的也会暴露出自身的学术立场。因此。我们在考察该书中圣人的人格形象,发掘圣人的人格内涵时,也必然会发现作者的价值旨趣和学术立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该书中圣人人格形象。

(作者:周可真,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道、法的国家治理哲学研究”负责人、苏州大学教授)

孟子思想主要见于《孟子》一书,计7篇14卷、286章,约35000余字,完整表达了孟子一系列政治、经济、道德和教育思想。孟子最大的贡献是把孔子仁的思想发展为仁义并举的学说。孔子贵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重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视仁义为天赋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为仁的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这就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无有不善”,具体表现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尤其有四体也”。孟子把仁发展为一套比较完整的仁政思想,这是孟子的政治理想和治国主张。在孟子看来,仁政关乎个人安危和国家兴衰存亡,“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不仁,不保四体”。仁政的核心是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主要做法是与民同乐、与民同忧。

总之,孔孟之道在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据,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和价值。孔孟之道经过洗汰和转化,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值得我们警醒的是,今天、明天、后天的建设者,也是为人父母者,离开我们的道德资源越来越远。我们人文学者应当做一些工作,把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扬下去。

《论语·述而》记载道:“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说,我太衰老了!很长时间没再梦见周公了!我们都知道孔子最为推崇周代的礼乐秩序,而周代的礼乐制度的完善则赖周公。周公,是周文王第四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按王国维先生的概括,周公通过宗法封建制度的建立从而构成了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道德共同体”的建构,某种程度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伦理基础。孔子对于礼崩乐坏的社会的批评和“吾从周”的信念,都显示了他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秩序崩坏的忧虑和重构社会秩序的雄心。《论语·八佾》中:

第一,《易传·系辞》中的圣人是一个用“智”来行“仁”的仁者,《易传·系辞》作者说,“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从这可见,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里,圣人是一位“以为天下利”的仁者。他们认为,圣人作为仁者是用“智”来行“仁”的:而且圣人行“仁”的过程中,与《易经》是互动的,《易传·系辞》中说:包栖氏在“王天下”时,他一心为天下人谋福利,他对天、地、万物仔细观察,然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作了八卦;他并从《离》卦得到启示,教授人们结绳作网,来捕捉鸟、鱼;神农氏从《益》卦得到启发,教授人们制作耒、耜来进行农业生产;并依据《噬嗑》卦,制定交易规则,使人们有章可寻地交换各自物品,大大地方便了日常生活;黄帝、尧、舜受《乾》、《坤》两卦的启迪,为人们制作了衣服,使天下得到了大治;后来的圣人,更是不离《易经》,并且常常依据《易经》为天下人做好事;为了人们避风雨,圣人教会人民建筑了“官室”;为了人们更好地搞好丧葬,圣人制作了棺椁;为了让人们知道文理、记录历史,百官能更好地治理政事,圣人又创造了文字。这些伟大的创举,都是圣人所为。从这我们看出。在《易传·系辞》的作者心目中。圣人是一个依据《易经》为人民谋福利的仁者。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二 、道家的理想人格与超越精神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朝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发展而建立起来,丰富而完备,孔子遵从周礼。他还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第二,在《易传·系辞》中,圣人不仅是一个仁者,更是一个行“仁”心的智者。圣人作为一个智者,首先体现在他创作了《易经》以及《易经》中的《大象》、《小象》和《系辞》上。《易传,系辞》作者讲“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出图,洛出书”,根据传说,伏羲氏见龙马负图出于黄河。它的身上有纹如八卦。他依此画出八卦;大禹见神龟出洛水,背上有文字,他依此作《尚书·洪范》。这两则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是可以肯定一点,远古的中国智者们对天地之道是非常关注的。而正是这种关注。他们在苦思冥想中不断地受到外界事物的启发,创作出了八卦;并参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进而创作出了《易经》。

《大学》是儒家的经典着作,全面论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大学”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讲的是治国安邦的学问,也就是“大人之学”。北宋程颢、程颐高度重视《大学》,孙中山也评价《大学》说:“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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