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家在认识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时所处的时代差异澳门新莆京正在官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将做客人民网

作者: 好书推荐  发布:2020-04-07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及其在世界格局中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研究内容的汉学也日益成为一门显学。

时下关于汉学的研究似乎颇显热闹,在不太景气的人文学术中虽然谈不上一枝独秀,然而追捧者确实有日渐增多的势头。只要看看坊间出版的各种海外汉学研究着述,瞧瞧不断创刊的多种与汉学有关的刊物和丛书,还有院校当中那许多投标命中的汉学课题,都足以证明这一学科在当下有那么一点牛市的味道。回想“文革”刚收场不久,钱钟书先生在数个国际会议上慨叹国人对海外汉学一无所知的状况,真是有点换了人间的感觉。

图片作者:王国强 图片说明:王国强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国家形象是指外部公众对本国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总体认知与评价。国家形象既受一国的综合国力、历史遗产、文化资源和外交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也与该国政府及其他群体组织的推广宣传有关。正面、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的重要资产,也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学是指海外学者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活动。汉学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在网络和移动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现在,将汉学和汉学家资源动员起来,将有助于我国的国家形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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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植根于中国、发展在海外的研究领域,汉学的发展历经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学院汉学、中国研究等多个阶段。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算起,学院式、专业化的中国研究至今走过了整整200年,已经从传统的人文学研究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长期以来,海外汉学在世界范围内营构中国图像,并以此影响到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观念的认识乃至国家政策的制定。现在,全球有近万名专业汉学家,每年毕业的汉学博士有近千名,每年海外出版的汉学著作有几百部。

然而在热闹之余,人们对于什么是汉学,无论是学界内外之人,却似乎比先前益加地糊涂了。尤其是汉学与国学的关系,简直好像是在搅浑水。这样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实在是因为近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的含混、糊涂的现象有增无减。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打开一本冠名为汉学研究的杂志,读到的却是一堆国人关于国学研究的文字,让人甚至怀疑是印刷厂装错了封面;某家有名的文化学术大报,竟然就刊载这样的文章,把国内几位着名的大师级国学家与国外几个研究汉学的洋学者一勺烩了,统统都称其为汉学家,甚至封以汉学大师的名头,令懂行的读者啼笑皆非。而在国内某场关于汉学研究的国际会议上,主持人竟然就有勇气信口开河,将西方的汉学当成是中国的专利,进而还把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兴起,解释为是中国人送给国际学术界的大礼、文化交流的典范之类。那局面不仅让在场的国外汉学家啼笑皆非,窃窃私议,也让国内了解国外汉学学科研究的学人脸上发烧。也许在会议的操办者看来,汉学和国学本来就是一回事吧。至于海峡的那一边,所谓最高学术机构的汉学中心,从来就是汉学国学不分的,你在它的网上主页中看见的,也大多是岛上自己人文学术的研究资料和信息。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但我想就上面这些已经足够了。

近代中国,一些西方人士基于传教、外交、日常工作等各种各样的目的,开始研究中国的语言、宗教、民俗、历史和地理等各个领域。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形态的汉学遂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

汉学资源;公共外交

[主持人]:2014年9月3日10:00,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将做客人民网,与网友朋友们就“东学西学四百年 文化交流与互鉴中的“汉学”世界的话题展开交流。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与世界的交互影响,决定了由东学与西学熔铸而成的汉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中国人认识自己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一面镜子,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是向世界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力量。

显而易见,在不少本土学人的心目中,所谓汉学,包括西方、日本、韩国、乃至苏俄的汉学,都不过是本土中国国学的延伸和推广,或者干脆就是海外分店的性质。在他们看来,汉学在学术源流上,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的汉宋之学的继承和发展而已。这样的见解,不仅证明我们对海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学科史缺乏了解,更重要的是一种很糟糕的观念上的错位,它将两种无论在学科史还是思想史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的研究领域虚假地整合到了一起。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我们一边起劲地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可是一旦有机会讨论汉学这样一门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的域外学科时,由于现实文化落差导致的心理失衡,不知怎么就激发了胸中的民族情绪,促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去把这类有着西方文化中心意味和殖民色彩,而且根本是属于别人的学科划到自己的旗下。如果这样做是想给自己增添某种文化上的自豪感的话,那又和另外一种类型的精神自卑情结有什么区别呢。

“Sinology”意义上的“汉学”,指的是外国人对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若从这个简单的定义出发,通常都会认为某国的汉学研究一定是发生在其“本土”的。比如,说到英国汉学,我们会默认它发生在英国。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国家形象是指外部公众对本国社会、文化等因素的总体认知与评价。国家形象既受一国的综合国力、历史遗产、文化资源和外交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也与该国政府及其他群体组织的推广宣传有关。正面、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的重要资产,也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人民网的访谈节目。今天在演播室,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我们欢迎陈校长的到来。

  曾几何时,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中国学术从传统的经学转变为近代、现代学术,除其自身演进的原因之外,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与海外汉学的互动。从远处说,明清之际实学兴起,这与耶稣会入华有直接的关系。被胡适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清乾嘉学派,其学问转向就受到在华传教士的直接影响,这是西方早期汉学与中国近代学术的互动。晚清以降,民国以来西方汉学的发展直接刺激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确实,“汉学”作为一个中国传统学术的概念,最初是指汉代以来一种侧重从经史、名物、音韵、训诂的考据立场去研究中国经学的学问,亦即所谓汉宋之学。在这一意义上,它确实是一门地地道道的国学学科。

但在近代中国,各色西方人士纷纷来到中国,其中有传教士、有外交官、有受雇于西方殖民机构或中国海关的“洋员”,也有商人、军人、冒险家和骗子,真可谓不一而足。这些人中,不乏好学之士,基于传教、外交、日常工作等各种各样的目的,他们开始研究中国的语言、宗教、民俗、历史和地理等各个领域。为了便于交流,这些在华西人建学会、搞演讲、出书、办期刊,将欧洲本土的学术交流体系移植到中国来。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形态的汉学遂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说其新,原因之一是这种汉学产生在中国,这对于那些来华西人而言是他们的侨居之地,故可称为侨居地汉学。近年来,随着文献电子化步伐的加快,大量与侨居地汉学相关的文献资料,被通过互联网“推送”到研究者面前,为此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汉学是指海外学者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活动。汉学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建设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在网络和移动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现在,将汉学和汉学家资源动员起来,将有助于我国的国家形象建设。

[陈雨露]:你好,大家好。

  正是因为这样,海外汉学家在一些方面的研究高于国内同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水平,从而为世界认识中国开拓了新的路径。然而,或许也正因为这样,西方研究方式与东方文化本体之间存在的先天异构,西方汉学家在认识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时所处的时代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本体的误读和谬解。此外,文化交流渠道不够畅通、文化交流的心态不够包容等原因,也使得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如隔靴搔痒,文不对题,使汉学研究的效率大打折扣,也使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路径受到阻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当下现代汉语的学术语境中,我们就可以随便套用汉学这一历史上的学科概念。实际上,在今日中国本土学术界,即使是一些专门侧重从此一路径去研究中国文化典籍的人们,也即所谓国学家,他们也很少想到自己在研究的是汉学,并将自己视为汉学家。如果在眼下中国的大学里,有哪位研究中国传统经典学科的本土学人自称是汉学家,大伙一定觉得这人近于迂腐和古怪。很显然,汉学这一中国古代的学术概念,在现代中国已经被当作历史陈迹而束之高阁,成了学术史的范畴,而不是当下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的正式命名。

《中国评论与西方汉学》一书,即以出版于香港的一份汉学期刊——《中国评论》为研究对象,在考证该刊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揭示侨居地汉学的特征。

汉学家可成为公共外交资源

[主持人]:9月5日,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马上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世界汉学大会在2007年由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发起主办,现在已经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全球性的汉学盛会。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届汉学大会的主题包括哪些内容吗?

  今天,全世界都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渴望获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中国也渴望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丰富的自己。而汉学研究的最终使命就是要帮助中国加深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识,向世界阐明中华文明的价值精髓和现实活力。在东方与西方相遇的路途上,汉学家的角色也越来越受重视。培养更多的海外汉学家,为他们提供认识中国的机会、了解中国的渠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意义。

事实上,自二十世纪以来,“汉学”和“汉学家”这样的概念,早已被我们转赠给了洋人。面对着一门以中国文化传统为研究对象,英文称之为Sinology的洋学问,尽管它在研究的学科目的、性质、方法诸方面都与中国的国学大相径庭,但是人们在翻译的时候总是要寻找对应的术语吧,由于发现其在研究的对象上与中国古代的汉学有相似之处,于是就姑且名之为“汉学”了。所以,一般我们今天提到汉学的时候,立刻想到的就是一门西方学问,或者说外国人以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为研究对象的洋学问。而从事这类研究的洋学人,我们就称他们为汉学家。

关于这份百余年前的期刊,诸多史实在今天已不易获知,作者通过研读《中国评论》25卷文本内容,并参考其同时代出版的其他报刊,较为全面而细致地考证了该刊的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中国评论》是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该刊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并致力于推动汉学的发展;该刊还是其时代侨居地汉学的标志性刊物,为侨居在中国的西方人士提供了交流最新成果的学术平台。《中国评论》通过同行评议、学术论战、倡导新领域和信息交流等方式,有力地推动了侨居地汉学的发展。

传统上,国家形象的建设与维护是由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来完成的。但随着传播和交通手段的进步,国际交往成本迅速下降,国际交往的形式和渠道也发生了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甚至个人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部分承担起原来只有政府才承担的角色,国际关系中的这种新外交形式就是公共外交。

[陈雨露]:从2007年开始,世界汉学大会已经举办了三届,9月5日马上要举办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虽然从第一届举办到现在只有7年的时间,但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汉学界的一个重要品牌,同时还是汉学本身发展的风向标。第一届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是“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当时在社会上,大家对于汉学接触得不多,了解得不多。第一届大会作为一个启动,从基本层面来探讨如何能够在汉学研究这个层面上,在和而不同这个层面上进行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

  汉学家的培养,汉学的发展,不仅仅是中国的课题,也是全世界今天都在关注的课题。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当不同文化的内在力量相互辐射,人类社会的文明也将焕发出崭新的光彩。

两个汉学,一个是本名,一个是译名。一个是古义,一个是今用。

通过本书对《中国评论》及其相关刊物的讨论,可以看出侨居地汉学的若干基本特征。从学术谱系上说,侨居地汉学是西方传统汉学在中国的延伸和发展。侨居地汉学家所使用的理论武器和研究方法,从大的方面看,来自于西方世界其时蓬勃发展的比较语言学、语音学、民俗学、民族学和宗教学等新兴学科;从学科内部来看,则是承继了其前辈法国汉学家所开创的文献学研究传统。

公共外交主要是通过文化交流和艺术展览等形式,向外国公众展示本国的制度、政策、价值观念,以及文化资源和历史遗产等。公共外交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影响力为目的,侧重建立互信、互利合作的伙伴关系,公共外交注重双向沟通和互动,即更加注重倾听和对话,而不是单方面诉说。

[陈雨露]:第二届是在两年之后的2009年,这个时候国内外对于汉学的关注度开始提高。同时,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于中国模式的形成,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从国内来讲,自从2008年的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我们对于外部世界了解的愿望也越加迫切,对于跨文化领域的交流更加重视。2009年世界汉学大会的主题定为“汉学与跨文化交流”,主要是为了世界汉学家们聚集在中国,聚集在北京,在人民大学的校园里,共同阐述跨文化交流,讨论“同归而殊途”,讨论“此路与彼路”这样一个既古老又非常现实的命题。

尽管称谓上相同,但其实大家都明白,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汉学”

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来说,侨居地汉学是西方汉学界的“飞地”,它不在欧洲,而是在中国。长期侨居中国的有利条件,不仅使研究者熟悉了中国的语言和文献资料,还令其有可能将语言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汉学研究中的特定课题结合起来。比如,《中国评论》显示侨居地汉学在汉语比较研究、方言调查、民俗资料收集等领域均有相当之成绩。这也开创出了西方汉学的新传统--迥异于立足欧洲图书馆资料的法国汉学老前辈们,而是将文献与类似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方言记录即是显例。

成熟的公共外交注重“润物细无声”,官方痕迹越少效果越好。其特点是通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及公众群体开展对外交流。

[陈雨露]:第三届是在2012年,主题是“汉学与当今世界”。经过了全球汉学家在两届大会上的接触和研讨之后,汉学开始越来越走出了书斋,开始非常关注当今中国的崛起可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今的中国道路到底跟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第三届汉学大会的主题“汉学与当今世界”,比较重点地关注汉学和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世界对于中国现在发展是什么样的解读,海外汉学家怎样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同时大家也去阐释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世界有什么样的启示。经过三届之后,我们在确定2014年大会主题的时候,就需要在更深的层面,同时要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做一个更深层次、更加系统的回顾,所以就将第四届世界汉学大会主题定为“东学西学400年”。

不是那“汉学”,这“汉学家”也不是那“汉学家”。一是本土传统学问,一是外夷洋人的学科,二者相去远矣!

《中国评论》的主编之一艾德曾经在该刊发表文章,指责其时汉学研究的流弊,称其为“业余汉学”。其实,若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侨居地汉学有其弱点,也有其优长,其与西方汉学不是简单的源与流的关系,而是互有影响。侨居地汉学实为西方汉学史不可或缺之一环。

就中国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建设而言,除继续利用非政府组织、有关企业和个人来向外国公众介绍国情、说明中国的政策,了解海外的相关事项以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另一种资源,这就是分布在世界各国的汉学家。汉学家是海外对中国最为熟悉、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群体。这一群体存在已久且数量庞大,而随着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汉学也将得到巨大的发展。汉学家在中国国家形象建设和传播方面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陈雨露]:从明末中国人睁眼看西方开始,从徐光启和利玛窦在中国成为好朋友开始,一大批中西方学者在西学东鉴和东学西传的过程当中,共同探讨“东学西学400年”的文化交流究竟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也就是在更加广泛更加历史的层面展示东西方之间相互开放、相互吸纳的过程。今年世界汉学大会更是一次学术的盛会,有四个“最”:一是参加的海外汉学家人数是最多的;二是话题的张力是最大的,既有传统的人文,也有当今经济和金融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借鉴;三是学者们的专业跨度最大,国内外很多机构都希望能够参加这次大会,希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跟这些汉学家探讨涉及中国发展的问题;四是这次会议的参与度和关注度都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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