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达维教授指出《芜城赋》中,周振鹤先生主编《通史》是继谭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

作者: 好书推荐  发布:2020-04-17

  以单独一部书而成“学”者, 除了《红楼梦》,历史上再无与《文选》比肩者。但是《红楼梦》之成书,比《文选》尚差之千年——唐初便有“文选学”之称。《文选》研究历经千年,成绩斐然,注释、评点、考据等成果甚丰,可谓是浩如烟海。这些资料是当代学者进行“文选学”研究的必备材料,但苦于数量巨大且较为分散,鲜有学者对《文选》研究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后加以研究,这势必影响“文选学”研究的发展。由刘志伟主编的《文选资料汇编》,致力于将两千余年的《文选》资料荟萃于一编,嘉惠学林者甚多。

专家学者研讨《中国大通史》及通史编纂理论

发布会概况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美国著名汉学家、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于2017年11月21日至11月29日到访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康达维教授在北大发表了四场系列学术演讲,参加了一场学术会议和一场师生座谈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人文学部、国际合作部共同承办了此次活动,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资料汇编的作用和意义,学者已有充分的认可和肯定。但是由于资料汇编编选工作自身的难度,以及目前学术评价体系对于资料汇编的偏见,许多学者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高质量的资料汇编类成果问世较少,《文选资料汇编》却迎难而上。按照计划,整个《汇编》分为“总论”“分论”“序跋卷”“域外卷”四个部分共七卷。此次先行出版的《文选资料汇编·赋类卷》(以下简称《赋类卷》),上下册近60万字,尚只是计划中“分论”的一卷,由此推算,总体字数将达500万字。

近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通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并就《中国大通史》一书的出版及其学术特点展开了学术讨论。

2017年12月9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中国地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修订版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复旦皇冠假日酒店隆重举行。《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由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周振鹤先生担任主编。

康达维教授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曾担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长期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东汉至西晋》部分就出自康教授之手。此外,他还著有大量关于汉魏六朝文学的专著和论文,其相关论文已结集为Court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China一书,2002年由英国Ashgate出版社出版,现已有中译本,名为《康达维自选集·汉代宫廷文学与文化之探微》,201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康达维教授对汉赋尤其钟情,他曾凭一己之力将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中赋的部分全部翻译成英文,堪称西方汉赋研究的巨擘。

  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资料,我们往往是古者苦其不足,近者又患其太繁。纵观《文选》的研究史,历史上“文选学”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为隋唐时期对于《文选》的注疏之作,二为宋元之后有关《文选》的评点资料。二者均十分庞杂,良莠不齐。如果不分古今、不辨价值地将这些资料一味辑录成书,不仅使卷帙更为庞大,也违背了编纂资料汇编的便利性、学术性准则。《赋类卷》的编纂古者求全,近者求精,依据学术价值之高低进行筛选,以辑录有关《文选》的历史记载、后人考证、评论、拟作等类材料为主,做到了“全”与“精”的辩证统一,也体现了“新文选学”与传统“文选学”研究旨趣之不同。

《中国大通史》由戴逸、张岱年、季羡林、钟敬文、侯仁之、顾诚等20余位学界前辈组成学术委员会,曹大为、王和、商传、赵世瑜担任总主编,180余位历史学以及考古学、哲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撰写,历经20余年编写修改终于在近日由学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以中国历史时序排列,分为史前、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1644—1840)、清(1840—1911)、中华民国共15卷,1700万字。全书均以综述与治乱兴衰、经济、国家控制、社会结构、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等6编构成,以专题形式叙史。

这次发布会不仅具有丰富的学术内涵,还一秉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呈现国家缔造和发展的进程”、周振鹤先生“体国经野”之政治关怀。作为“新时代”背景下推出的历史地理学通史巨著,《通史》一如其关怀,受到全国学术界和上海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燕爽,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彭卫国,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许征,以辛德勇等教授为代表的历史学界,基于不同的政治和学术关怀,祝贺《通史》顺利发布。

11月21日下午,康达维教授的首场讲座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108会议室举行,讲座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杜晓勤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光兴研究员、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副教授作为与谈人参与讲座。本场讲座的题目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荒城之幽思、怀古之幽情”。讲座围绕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一类题材“怀古诗”展开,康达维教授首先指出“废墟”主题经常在中国古代怀古诗中出现,并梳理了北美汉学界有影响力的相关研究,傅汉思(Hans Frankel)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巫鸿教授等都对此有所阐发。曾经繁荣之地已成腐朽衰败的现场,使得诗人以之作为历史的教训抑或是历史的镜像来反思过去。他比较了古汉语中“丘”“墟”,指出《左传》中已提到了“夏墟”“殷墟”。“殷墟”与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有名的荒城主题的诗歌——微子的《麦秀歌》有关,另有《毛诗序》所认为的怀念周国都之作《黍离》。但这二者的成诗时间仍有争议。中国古代文学中更为确切的“废墟”主题的诗歌是曹植的《送应氏》,诗中的“废墟”是指洛阳城。康达维教授强调,他认为中文中“废墟”应意为虚无的所在(empty space),但曹植诗中的废墟不是虚无的,只缺失了以前的建筑物以及居住者。这种缺失被杂草填补了,也就是“荒”的本义。其后有张载《七哀诗》用“芜秽”描绘北邙山上的坟墓。“芜”字也体现在鲍照的《芜城赋》之中,宇文所安教授的英译本中也将“芜”译为“长满杂草的”(weed-covered)。康达维教授指出《芜城赋》中“芜城”是指古扬州,即广陵。康达维教授用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知识考证了广陵的历史以及《芜城赋》具体创作时间。他认为《芜城赋》很可能是鲍照在公元440年或451年,而非459年写下的。这正是康达维教授与曹道衡教授不谋而合得出的结论。康达维教授还回忆起1988年与曹先生第一次见面讨论该问题的场景。讨论环节中,评议人吴光兴总结了康达维教授治学重视史料的特点为“穷源尽委、竭泽而渔”,赞扬了康达维教授一字一句翻译的治学态度。程苏东则指出古代成为首都的城市既是幸运也是不幸的。在王朝灭亡后,曾经的政治之城成为了诗歌之城。吴光兴、程苏东又补充了大量诗歌史上的案例,更充分地揭示了怀古诗的特征。

  陶渊明因《文选》收录其作品而逐渐见重于世,《文选》研究或也将因这部《文选资料汇编》而进入一个新天地。“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这一条条《文选》研究资料正如涓涓始流的泉水,等待着欣欣向荣的“文选学”的明天。

《中国大通史》总主编之一曹大为教授指出,《中国大通史》的编纂初衷就是以全新的史学理念编纂一部反映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中国通史著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套书的编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实事求是地梳理、记录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轨迹,以新颖的视角、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论述,从全新的深度和广度展示中国历史的丰富面相,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中华民族走过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大通史》的“大”不是分量大,而是“大通”,包括“纵通”与“横通”,“纵通”是以时间为经、完整地反映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横通”是以空间为纬,融合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方向,搭建起新的通史框架。

《通史》之初衷可追溯至谭图“图说”,是在谭其骧历史地理学研究设想之第一阶段——《中国历史地理集》的编绘基础上,开启的第二阶段。其撰述理念、研究雏形与编纂计划则形成于1990年代。《通史》于1995年正式启动,从2007年《通史·宋西夏卷》出版到2016年《通史·十六国北朝卷》付梓,至2017年推出修订版,撰写、出版前后历时二十年。《通史》研究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史,以重建政区变迁序列、复原政区变迁面貌为主要内容。全书在总论外,依次是先秦卷、秦汉卷、三国两晋南朝卷、十六国北朝卷、隋代卷、唐代卷、五代十国卷、宋西夏卷、辽金卷、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及中华民国卷,共十三卷十八册,一千三百余万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11月23日下午,康达维教授发表其系列讲座的第二讲,此次讲座的题目为“欧洲与北美洲的中国中古文学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沛教授主持了该讲座,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鹏飞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蔡丹君博士参与了对话。本次讲座主要围绕“欧洲和北美洲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的历史”展开,康教授首先回顾了法国最早翻译和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的学者和诗人,即德理文(Le Marquis d’s Hervey de Saint-Denys)(1823-1892)和Judith Gautier(1872-1942)。其中,德理文侯爵翻译了唐诗94首、李白诗24首和杜甫诗22首,成为继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之后又一位卓有成就的汉学家,对法国汉学影响深远。其次,康教授讨论了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包括英国的卫利(Arthur Waley)(1889-1966),奥地利的赞克(Erwin Ritter Zach)(1872-1942),以及康教授求学时的两位老师德裔卫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和美国的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1915-2006)。此外,德裔美籍的傅汉思(Hans Frankel)(1916-2003)、马瑞斯(Richard B. Mather)(1913-2014),美裔法籍侯思孟(Donald Holzman)以及法国的桀溺(1927-2014)等汉学家,也都在讨论之列。其中,赞克将李白、杜甫、韩愈的诗歌以及《文选》大部分诗歌翻译成了德文,成绩斐然。卫德明教授的父亲卫礼贤就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受家学的影响,卫德明先生对中国中古文学十分着迷,他著有《嵇康及其<养生论>》《孙绰与其<喻道论>》《石崇与其金谷园》《唐太宗的诗》等文章,专门探讨中古文学等一系列相关问题。海陶玮先生的博士论文《韩诗外传研究》被康达维教授称为“迄今为止研究《韩诗外传》最优秀的一部著作”。讲座最后,康教授简短讨论了近年来出版的英文和法文辞书。讨论环节,李鹏飞结合自己研究的小说领域,谈及了相关的西方研究传统;蔡丹君认为康达维教授对西方汉学传统的梳理十分有益,为中国学者系统了解西方汉学传统具有指导意义。

  《文选资料汇编·赋类卷》 刘志伟 主编 中华书局

穆鸿利、毛佩琦、王震中、阎守诚、宁欣、史卫民、沈长云、武玉环、徐永志等分卷主编代表,分别介绍了各分卷的主要特色与亮点。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教授指出,《中国大通史》的出版是近年来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它融入了一流的研究水准、专家实力,将对中国通史编撰学、史学史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这部书也将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产生积极作用。座谈会上,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杨珍研究员、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等与会专家学者结合《中国大通史》的编撰体例、结构、内容以及中国通史编纂理论进行了热烈讨论。

《通史》拥有脉络清晰的学术传承,故而发布会与会学者、市政领导对其定性与评价,皆存在一个明晰的框架。梳理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全过程是谭先生的遗愿,而这部宏篇巨著《通史》的出版,是对谭先生最好的纪念。周振鹤先生主编《通史》是继谭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之后,在政区地理研究领域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集大成系列的成果。如何评价《通史》在历史地理学甚至历史学领域,亦或学界之外的地位,以及《通史》学术传承、编纂等诸多面向,是发布会与会学者关注和讨论较多的议题。

11月27日下午,康达维教授发表其系列讲座第三讲,本次演讲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主持。该讲座的主题是“《昭明文选》东亚、欧美传授史”,《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按文体编纂的文学总集,康教授曾以一己之力翻译了《文选》中赋的全部作品,成为西方赋学研究中的执牛耳者。此次讲座围绕《文选》在海外的传授史展开,康教授首先介绍了《文选》在中国的研究史,接着又简要介绍了其在日本、韩国的研究情况。8世纪之前,《文选》就已经流传到日本,不少重要钞本都在日本有所保存,其中以《文选集注》残本最为重要,其中收入唐人评注大部分已在中国亡佚。《文选》在韩国也具有崇高地位,李氏朝鲜王朝曾命徐居正监修《东文选》,该书乃是仿《文选》体例编纂的朝鲜文学总集。随后,康教授又简述了欧美《文选》学史,尤其是英国学者韦利、奥地利学者赞克、美国学者海陶玮三人对《文选》研究的贡献。最后,康教授简短介绍了自己在研究《文选》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傅刚教授对康达维教授的演讲作了简要总结,他认为康教授能在两个小时之内将东西方研究《文选》的成果梳理得如此清楚,可见其对学术史的掌握程度,而康教授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其长期的潜心研究密不可分。讨论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范子烨研究员认为康达维教授的讲座内容丰富、启发性极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君副研究员将此次讲座归结为三点:一、一部经典的形成,注释的作用不可忽视;二、《文选》这部经典凭借自身的美丽实现了“经典的旅行”;三、《文选》的研究史完美诠释了所谓的“文化回流”。

《通史》的学术源流

11月29日下午,康达维教授发表了第四次讲座,也是本次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本次讲座题目为“国际汉学和多种外语研究的范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马银琴教授主持了此次讲座。康达维教授认为西方汉学是近数百年来出现的一种学术新传统,它的最终定型或是在清朝时期,这个时间段与清代的“汉学”大致相同。作为以多种外语进行研究的一门学术,汉学家除了需要通晓中文之外,也要精通多种外国语言,例如英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等,如此才可以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从16世纪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开始,汉学就开始萌芽发展,直至今天已经蔚为大观。康达维教授着重谈论了他所熟知的两位德籍汉学家卫礼贤博士和他的儿子卫德明教授,而后者正是康教授的大学老师。康达维教授结合自己的求学经历,详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卫德明教授的引导下,一步步走向研究中国古典学的道路。最后,康达维教授着重谈及当代中文学术著作翻译成西方语言的重要性,他举了三个例子,其一是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的英译本,其二是北京大学《中华文明史》的英译工作,其三是新近出版的英文本《先秦汉魏南北朝世界汉学资料汇编》,在这些例子的讲解中,康达维先生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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