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寻找东方的旅行家们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有哪位研究中国传统经典学科的本土学人自称是汉学家

作者: 好书推荐  发布:2020-03-27

  汉学家的培养,汉学的发展,不仅仅是中国的课题,也是全世界今天都在关注的课题。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遇,当不同文化的内在力量相互辐射,人类社会的文明也将焕发出崭新的光彩。

  与近些年来政经出版视角“东移”相似,海外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潮流也日趋明显。多家出版社都规划了海外汉学方面的著作。可以说,无论是中国当下的政经还是传统的文化,都得到了海外学者应有的重视,这一趋势也将为国内出版企业打开新的思路。

积淀了数百年的汉学,内容非常广博,基本上可以说,中国文化有多丰富,它就有多丰富。汉学既有哲学、史学、文学,也有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凡是发生在中国历史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皆为汉学家研究的对象。不同的汉学家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领域,既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也有研究当下政治、经济、教育和中国社会问题的。

文化交流中,汉学原指海外以古代文献为基础的对中国的研究。而随着当代中国走入世界中心,细化专业、强调方法、重视当下应用的“中国研究”接过了传统汉学的衣钵,“新汉学”迎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期——

然而在热闹之余,人们对于什么是汉学,无论是学界内外之人,却似乎比先前益加地糊涂了。尤其是汉学与国学的关系,简直好像是在搅浑水。这样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实在是因为近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的含混、糊涂的现象有增无减。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打开一本冠名为汉学研究的杂志,读到的却是一堆国人关于国学研究的文字,让人甚至怀疑是印刷厂装错了封面;某家有名的文化学术大报,竟然就刊载这样的文章,把国内几位着名的大师级国学家与国外几个研究汉学的洋学者一勺烩了,统统都称其为汉学家,甚至封以汉学大师的名头,令懂行的读者啼笑皆非。而在国内某场关于汉学研究的国际会议上,主持人竟然就有勇气信口开河,将西方的汉学当成是中国的专利,进而还把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兴起,解释为是中国人送给国际学术界的大礼、文化交流的典范之类。那局面不仅让在场的国外汉学家啼笑皆非,窃窃私议,也让国内了解国外汉学学科研究的学人脸上发烧。也许在会议的操办者看来,汉学和国学本来就是一回事吧。至于海峡的那一边,所谓最高学术机构的汉学中心,从来就是汉学国学不分的,你在它的网上主页中看见的,也大多是岛上自己人文学术的研究资料和信息。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但我想就上面这些已经足够了。

  曾几何时,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中国学术从传统的经学转变为近代、现代学术,除其自身演进的原因之外,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与海外汉学的互动。从远处说,明清之际实学兴起,这与耶稣会入华有直接的关系。被胡适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清乾嘉学派,其学问转向就受到在华传教士的直接影响,这是西方早期汉学与中国近代学术的互动。晚清以降,民国以来西方汉学的发展直接刺激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海外汉学著作被翻译引进过来,又多以丛书的形式系列出版。其中在业内和学界较有影响力的就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王庆成、虞和平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与此同时,中华书局策划了“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世界汉学论丛”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史研究译丛”、“早期中国研究丛书”、“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觉群佛学译丛”多种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则有葛兆光主编的“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花城出版社有乐黛云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有于沛为主编的“编译丛刊”,上海三联书店有季进主编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等。其他还有如商务印书馆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瑞典东方学译丛”、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认识中国系列’丛书”等。

汉学研究的专门刊物《汉学研究》,英文名是Chinese Studies,这是1995年北京语言大学在成立汉学研究所时给这个刊物考虑的一个英文名。当时是以为这个英文名的内涵会更广博,既包含传统汉学,也包括现当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说,汉学家对于中国的一切研究都已包括在里面了。这是当时对于“汉学”的来龙去脉并不十分了解的结果。如果是现在,我们会采用Sinology。我个人的看法是,以上那么多关于“汉学”的叫法,只有两种,即“汉学”与“中国学”就可以了。“汉学”和“中国学”的名字虽然不同,但实质上它们是“异名共体”,其表述的内涵完全一样。

看汉学如何推陈出新

水土异也。”这正好形象地表达了汉学与国学的关系所在。

  今天,全世界都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渴望获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中国也渴望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丰富的自己。而汉学研究的最终使命就是要帮助中国加深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识,向世界阐明中华文明的价值精髓和现实活力。在东方与西方相遇的路途上,汉学家的角色也越来越受重视。培养更多的海外汉学家,为他们提供认识中国的机会、了解中国的渠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意义。

  海外汉学的兴起也有诸多外在原因。有些研究方向的文献,海外优于国内。例如长期以来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但这并非国内学者不努力,而是绝大多数敦煌资料藏于国外,国内学者无法使用。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明清中国基督教研究,至今最优秀的学者和最有影响的著作,大多属汉学家的而非国内学者,也因为大多数传教士的文献藏于国外。此外,则是研究方法的先进。高本汉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音韵,从而使这一研究走出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老路。李约瑟运用现代科技思想整理中国历史,从而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新的学科。目前,国内文科研究中许多人采取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这同样受启于汉学家。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面临范式转换的今天,汉学家对中国学术界在方法论上的影响日益增大。

汉学有几百年的历史,无论欧美,抑或东亚,汉学之水浩荡至今。在这个地球村里,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汉学在成长。但是,对于这门学问,我们关心它、研究它实在来得太晚了。今天,国外的汉学家越来越多,国内的汉学研究者也在不断增加。全国不少大学成立了汉学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培养研究生和博士生,百余家人文学术期刊开始发表汉学研究的专业论文,国内的汉学研究已明显地呈现出“显学”的征兆。但是,汉学研究至今尚无科学的学术定位,学科目录上并没有这个学科,有的只是将汉学研究置于比较文学二级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汉学研究范畴宽广,它既是一门无所不包的学科,又是一个真正跨学科的学科,“汉学研究”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汉学研究最开始的起源是西方传教士,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方的语言系统,把自己的信仰体系传达给这个民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萧延中说,“了解他者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古代汉语和西方语言的差别非常大,必须把汉语的研究当成一门学问。把圣经整个思想变成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文本,尤其是做神学阐释的时候,对古代汉语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事实上,自二十世纪以来,“汉学”和“汉学家”这样的概念,早已被我们转赠给了洋人。面对着一门以中国文化传统为研究对象,英文称之为Sinology的洋学问,尽管它在研究的学科目的、性质、方法诸方面都与中国的国学大相径庭,但是人们在翻译的时候总是要寻找对应的术语吧,由于发现其在研究的对象上与中国古代的汉学有相似之处,于是就姑且名之为“汉学”了。所以,一般我们今天提到汉学的时候,立刻想到的就是一门西方学问,或者说外国人以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学等方面为研究对象的洋学问。而从事这类研究的洋学人,我们就称他们为汉学家。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与世界的交互影响,决定了由东学与西学熔铸而成的汉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中国人认识自己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一面镜子,更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是向世界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力量。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刘志伟

如果说法国大学的中文系、东方学系是培养汉学家的摇篮,那么讲坛上的法国和中国的教育者,给予未来“汉学家”的营养一定是复合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

“传教士在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开始了汉学实践,19世纪正式成为一个欧洲的学术研究学科。当时大部分汉学家主要是研究中国传统经典文本,特别是哲学方面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珏说,“第二个阶段是二战以后,在这个阶段汉学更多的是中国研究,是研究中国现代的情况。”

坦白地说,以上只是笔者一篇关于汉学学科思考长文的开头部分,接下来的文字将会具体论及西方汉学作为一个学科在研究对象选择、思想倾向、理论方法特征、研究目的和学科性质方面与国学的区别,包括它们在中国研究方面的考古学放大镜、意识形态显微镜、文化的哈哈镜、汉学作为“他者”研究的意义、汉学家的文化血统和学术取向、究竟是谁妖魔化了中国等等。读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年将要出版的《国际汉学》某一期中找到它的全文,这里就权当是做一回广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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