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张晖的第一部学术随笔集《无声无光集》,《唐宋名家词选》有初印本和修订本之别

作者: 实用文摘  发布:2020-04-03

  如果说,南京大学文强班的学习,让他打通文、史、哲的学科限制;香港和台湾的求学经验,则让他打开了通往西方理论的大门。张晖经过自我的吸收与转化,成功地将他对中西不同学术训练的理解,在作品中加以完全释放。他的古典文学修养,让他与古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得以从情感上解读作品;他的理论造诣,又让他有一种全局的广阔视野,对待作家和作品持论公允,在古代文学的评价上,绝不妄自菲薄,亦不自高自大。在此基础上,他更为注重中外学术脉络的勾连与现代学术理论的建构。

同辈学人里,有几个我相当钦佩。去年底从京郊返程车上也曾跟张晖谈到,像胡文辉、刘铮、张治。这些人的文字有一种共同的气质,纯正,执着,高贵,清明。他们代表着中国私学传统的延续,文章之学的薪传。

  这个时代啊。

与此同时,《唐宋名家词选》姐妹篇《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选题也开始启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同样存在初印本和修订本不同的情况,对此宋希於 《龙榆生删改<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隐情》有颇精到的论述。是书初版于1956年,修订于1962年,出入相对较小,我便决定一边审稿一边校勘,自己完成这一任务。而《唐宋名家词选》因在调查过程中已意识到校勘工作的繁重,为了尽快完成,便联系了上海书画出版社副总编田松青。

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既表现为具体研究结论的发现与创新,也表现为研究方法与范式的突破与提升。咸晓婷认为,文学文本的内蕴与可能性是无穷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研究者,可以生发出各种不同的阐释方式与研究方式。如何自主创造具有一定的理论适用性的文学研究范式,推动文学研究的实质性进展,是未来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张晖生长在新式教育体系已然完备,即所谓教育流水线工业已经稳固的时期。一般而言,只有经过硕士阶段之后,研究者才能最终决定自己的职业道路和研究领域。张晖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传统学术的意义上,他入门非常早、路数非常“正”。这种“正”,置之于古代学者之中,是一种平常的成长道路,对于现代学者来说,却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我回头冲张晖一笑:“你们也在这儿吃啊?”

  然后,就是我上微博看:那么多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悼念你张晖!

第三是附录的设计。修订本《唐宋名家词选》除了上述词家词作的增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修改,即删除了初版自序,增加新撰后记。而自序与后记的不同表述,正体现了初印本偏向传统选学,以学术为指归,欲于词学有所树立,而修订本倾向于体现词史,以普及为追求的区别。所以,这篇自序实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献。起初该自序拟补于全书开头,但随着底本改为修订本,与初印本自序便产生了冲突,于是决定将它移作附录二。附录一则是元好问词19首。元好问是金人,本不该属于“唐宋”名家,在初印本中,龙榆生出于词学流派的考虑,将他视为“疏极于豪壮沉雄”一派之殿军,一并收入,以求学术上的完整性。修订本中则删除了。我们斟酌再三,决定还是将其作为附录一恢复,以完初印本全貌。

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2018年10月31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中青年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四十年成就”为主题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共有十五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学术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部分古代文学博士、博士后,以及部分媒体记者参加了座谈会。

  一

张晖躺在ICU病房里,应该是加床,占去了过道的一半。房里满满的全是床和人。侧身挤进去,侧身站在他的床边。墙上的仪器闪烁着他的生命体征,看上去还很稳定。他全身盖在被单下,插着呼吸管,眼睛没有全闭上,微微睁开了一线。床脚有位护工,时不时拧一把毛巾,给他擦去身上的汗。后来把被子撤了,再后来让腿脚都露在了外面。

  我们也当然谈到了不少世俗的话题。不是我不愿意说,是我真的不记得了。

中华书局将二者合璧,最新推出的版本比通行本多出158首名家词作,故以 “全本”冠之,力图呈现龙榆生真实的词学脉络。本书责编郭时羽撰写的编辑手记,记录了这样一个 “合璧”的过程以及背后的思考。

在加深研究深度的同时,也应继续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广度。潘务正认为,在经典化的过程中,有些之前不被关注的小家在某些机缘下也能转化为大家;而文学史的真实生态也正是大家独领风骚、小家遍布文坛的状况。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并不那么截然分明,边缘往往可以转化为中心。

  《朝歌集》中的多篇文章则隐隐显露出他在研究中不断设想与实践的解决之道。他所做的努力,是从当下出发,以今人之心,体会古人之情,给予前人的作品更具现代性的理解与诠释。张晖选择的研究对象,总给人以乱世畸人之感。确实,从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黄宗羲、方以智,到清末民初的龙榆生、黄侃,都是社会剧变之时经历、心理复杂的人物。沧海横流之际,文学的力量更加能够得到彰显。从明清到民国跨度中的个人研究对象选择,绝非偶然的巧合,这恰与张晖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正因如此,作为一名学者,张晖的笔端不但有理,更加有情。

你说谁?张晖?怎么可能!

  我们聊的其实也就是学术和学人,中国的,我们熟悉的,不那么熟悉的,现在的,过去的。

其次是标点。初印本没有新式标点,也不像修订本那样标有清晰的平仄韵脚符号。幸好田松青对于诗词格律非常熟悉,他为所有须补入的词作重新做了标点,标出句读韵脚。另外,我们惊讶地发现修订本自1956年起,便没有加书名号,所有集评、小传中提到的《花间集》《全唐诗》《十国春秋》《宋四家词选》等各种书籍,全都没有书名号,需要逐一补上。

第一,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学者的本职工作是学术研究。在学术专业化、体系化的大背景之下,学术著作固定的写作模式,既淡化了作者的个人痕迹,也使得它难以获得普通读者的青睐。学术随笔与小品,则成为学者普及知识、抒发性情与贴近读者的重要途径。

当时我还笑说,是不是因为他们都不在北京,反而更能接近学问本身,就像张晖的老师高华所说“北京住长了,容易让人长袖善舞!”可是,张晖分明是他们中的一员。莫非张晖真是不适合这喧嚣杂乱的京都?3月19日遗体告别仪式,挽联满堂。凌对我说,其实不如就写那两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张晖的学问比我好多了,很多他知道的,我不知道。

一、《唐宋名家词选》自面世以来,畅销上百万册。它是近代词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无数普通读者了解词、欣赏词的入门读物。固然,它在修订之前已经十分畅销,至1949年共重印7次;但毕竟修订本多出52家、219首词(按:此为根据两版计数直接相减所得的数字,实际上修订本是删除了177首,再增加396首,出入更大),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会愿意接受一个内容大幅度减少的版本吗?

改革开放之初,古代文学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研究边界迅速拓展,大量学术空白得以填补,但也存在“跑马圈地”、研究深度不足的弊端。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应主张对过去的热点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和精细的开掘,实现学术研究的“精耕细作”。姜荣刚认为,跑马圈地式的浅层次“开荒”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人们常以为这种类型的研究会导致研究领域和论题的枯竭,但其实,在这些表层问题被刨去之后,显露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学术问题。叶楚炎认为,要在宏观研究图景之下展开精细化研究,这不是对宏观研究图景见缝插针式的策略性趋避,而是对既往学术结论的一次整体性复验,其中也蕴含着修整乃至改写宏观图景的诸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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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歌集》 张 晖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事实上,我节前节后整理日记,抄完一种,随寄张剑,张剑帮我校完,返给我复核,再交出版社。当我逐字细校打印稿,错漏仍有不少,每见一个错字漏字,甚或漏行漏句,便背心发凉,冷汗直冒,知道自己在文献方面还是太不足了。

  既然如此,我也就没在他面前谦虚,我一定把我所有的得意的不得意的,所有的反思以及对自己反思的那种无力感,都告诉他了。

如果因此误以为龙榆生始终只选录10首梦窗词,则与事实南辕北辙,亦与其所在的彊村词派学理发生冲突。朱彊村最推崇吴梦窗,其《宋词三百首》中所选便以梦窗为多。他临终前,将自己日常校词所用的砚台赠予龙榆生,即传衣钵之意。一时,多少名流绘题《彊村授砚图》,传为词坛佳话,龙榆生亦被视为彊村词学传人。《唐宋名家词选》初版于1934年,而编选是在1931年,如果此时龙榆生即贬梦窗于20余人之下,甚至低于刘克庄、刘辰翁的11首,孙光宪、刘禹锡、李煜的12首,恐怕有离经叛道之嫌,乃师也不会如此托以词学道统传承了。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学”的概念外延异常庞杂,这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很难局限于文学一科之内,而必须具备跨学科视野。叶楚炎认为,跨学科研究既是对于文学赖以为生的现实历史情境的回归,也是青年学者在以研究的方式弥补其学术视野的不足。姜荣刚认为,完全遵循晚出的“纯文学”概念,与僵化地恢复古代的“文学”概念,都是极端的做法。古代文学研究从根本上讲,仍是一种历史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尽量接近历史语境,因此拥有现代的文学观念并不影响对其进行历史的研究。潘务正认为,在寻求跨学科视野的时候,也不应放弃文学本位。为此,他提出了“文学技法的社会文化史分析”这一概念,既照顾到文学本位,又能以多学科交叉的方式进行纵深挖掘,从而提高研究质量。吴真则通过对戏曲研究现状的反思,揭示了非文学化的戏曲研究路径所面临的窘境。

  (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书评)

门口一阵骚动。对,是张晖的父母。方才听说,没敢告诉他们真实情况,只是让他们来医院看一眼,就回家。我逆着人流走出急诊楼,看见了张晖儿子张贞观。

  所以,我觉得吧,我还是比较深地知道张晖。

第四是篇幅的控制。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唐宋名家词选》全本,包括885首词和整理说明、目录、凡例、附录、索引,共计490页,以一本平装书来说,刚刚好。我的“预算”是500页,若超出的话,书拿在手里会嫌太厚,不便翻阅,书脊易裂开,定价也会相应上升。然而,需要呈现的内容有很多,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提供尽可能舒适的阅读体验和尽可能丰富的信息,也让我们动足了脑筋。例如,为方便读者,词系列丛书各品种皆设篇名索引,非但便于检索,亦可对书中所有词牌的使用数量一目了然,《唐宋名家词选》自然也不例外。最初按惯例每首占一行,排完几近50面。我拿着这厚厚一摞纸纠结再三,最终决定将索引全部重排,版式改为双栏,成功地将篇幅控制在23面。

学者们总结了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思考,并结合各自的学术专长对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景予以展望。

  古典文学研究者虽然素来有深闭寒门、独守青灯之慨,但学术与社会的完全脱节,在当代社会愈演愈烈。“无人会、登临意”的意兴萧索,一方面固然出于学术研究对于普通人的神秘感,另一方面也不乏来自于学者的自视清高,二者合力构成了难以逾越的巨大沟堑。张晖自幼立志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此志向贯穿终生。《无声无光集》与《朝歌集》辑录了张晖生前散见于报纸杂志的随笔、评论、访谈等文章。近日出版的《朝歌集》,经过编者的细心爬梳,内容基本覆盖了张晖在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北“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四个阶段的求学与研究历程,从中不难看出他是如何从一名传统学术的自觉继承者进一步成长为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新型研究者。

张剑说已给你回复,希望你把原始文献提供给他,帮你校一遍。

  啊,写到这里,我写不下去了。我的心忽然凛了一下。

龙榆生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迄今已畅销上百万册,广受欢迎。但鲜有人知,《唐宋名家词选》有初印本和修订本之别,后者自 1956年起通行多年,不过,有学者认为其“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

一、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从《朝歌集》的六辑文章中,读者可以提炼出两个问题:第一,一名古典文学研究者是如何养成的;第二,古典文学研究是如何向上走的。然而,本书更为重要的意义,则是作者殚精竭虑地再三提出与试图解决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让古典文学研究具有生命感,具备现实意义。

人们慢慢地走出病房。真正绝望的哭泣开始了。那一刻无数人愿意相信奇迹,我甚至希望有兑换寿命的机器,可以让我们像输血一样,把生命分给张晖。

  可是,没有,没有假如,没有。

《唐宋名家词选》这本畅销60年、影响上百万读者的书,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它的本来面貌。龙榆生最初编选时的学术理念、师门传承、自我期许,俱被淹没于修订版畅销的风光之下,乏人问津,渐渐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而去。幸运的是,在某一天,我们抓住了它,一点点拂去尘埃,将这份历史的真实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中青年学者进入学术界的时间较晚,无法完整亲历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但他们怀着对前辈学者的尊重与敬仰,从四十年来的辉煌成就中汲取营养,总结经验,积蓄力量,继承传统。

  古语有言:士为知己者死。陈子昂登幽州台,独怆然而涕下,正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数千年的岁月中,文士学人们能够找到彼此,也就是一种幸运了吧。张晖以他的学识、视野与关怀,让我们得以贴近古人之作,体会古人之情;张晖本人的情感,亦保留于他的作品之中,让后来之人能够一再体会、感受与回味。(作者:李芳)

自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我就没有哭过。今天的眼泪终于奔涌而出,我甚至不愿擦它,对着一个墙角,吞声饮泣。

  我更记得的,是这么一种印象,张晖,那次神聊的张晖,可能是把平时相当内敛的心给敞开了不少。不过,不要误会,不是狂妄。如果我没有记错,张晖和我确乎都说了对自己不能实现的那种思想和学术愿景的无可奈何,而且,这是基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说了,中国学术啊,中国学人啊!

出书后不久,我参加中国词学学会年会,提交了名为《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初印本与修订本的比较及其学术史意义》的论文,介绍“全本”的意义所在,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在会议总结中指出: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世纪30年代初印本与50年代修订本的版本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学术意义,“譬如为什么初印本选梦窗词多达38首,而修订本只选了10首,这种变化大有讲究。龙榆生的这个选本影响非常大,但排序和选目也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这背后的时代因素不能忽略”。

二、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以上所述的学术传承,让张晖得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但是,他带给大众的震动与感动,则在于他对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的思考,远远超出了完成学术研究这项工作的本身。张晖一直力图让自己的研究进入到社会的聚光灯下,证明古典文学的现实意义不下于其他学科。他曾经写道:一边是没有尽头的巨大的知识传统;一边是无法解惑的无数的现实问题,让我喘不过气来。研究与现实的脱节,并非是张晖一个人的困惑与矛盾。不过,这种无形的压力,促使他对自己,也对学界同仁提出了更为尖锐的问题:如何推进古典文学的研究,使之沟通古今,面对当今社会的情感与精神。

八达岭你没去,我突然觉得很没有意思。

  老天,你太不够意思了!张晖,我现在能做什么?

回想从策划选题到完成出版的种种过程,我们始终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而从确定目标到实现目标,确实花了不少心血,但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三、古代文学研究的前瞻。

  青年学者张晖的第一部学术随笔集《无声无光集》,因为作者的遽然离世,在学术圈内外均起了一股阅读风潮,并获得好评,这或许是他在生前未曾预料的。在他离世一年后的今天,遗作《朝歌集》的出版,则可与前一书合而观之,更为完整地展现出张晖的治学道路与学术理想。

然而天坛医院脑科主任还是来了。过道里的人纷纷涌进ICU。我开头没进去,在外面闷得忍不住,也挤进了人群。正听到他说:

  那是2008年,我们在新加坡,在南洋理工大学。

当我发现这一点时,其实也大吃一惊。因为,最开始,只是编辑部前辈拿给我1934年的版本,建议重新出一遍。我想,既然要出,总得弄清楚它和通行本到底有什么区别,才能判断是否有重新出版的价值。

最后,竺青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本次会议的核心内容是梳理古代文学的学术谱系,与会学者们在学术思想史的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进行回溯与总结,在研究目的、研究范式与方法、研究视野与观念等方面展开讨论,取得了诸多共识。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年轻一代学者面对新的时代机遇,只要能够理性反思,积极开拓,一定能够开创全新的学术局面。

  二

春节总是静不太下心来,时间紧,任务急。张剑年前跟我说过,他会代我校一遍各日记的整理稿。我离京之后,张晖又追了一封邮件来:

  只记得,我当时劝他要小孩。

一个代表性案例 体现梦窗词派的由盛转衰

第二,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早在南大本科学习的阶段,他就已经自觉地继承南大的学术传统。《朝歌集》中他对乡邦文献与古典文学作品的关注、整理与解读,无不体现出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旧日学者之风度。张晖的学术研究是从古典文献的搜集、着录与整理入手的,他少时的成名作《龙榆生先生年谱》至今仍备受赞誉。文献研究无外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只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他的好友维舟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他怀有一个日渐增长的“异类”抱负:不把古典文学视为已死的文本、文献,而是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能感受当时人呼喊与悲喜的文学。这一抱负,在他对文献与作者的触碰、理解与阐释中,都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不断来看张晖的人进来,所以确实也无法久站。来到走廊里,看见坐在椅上恸哭的张霖,我都不敢上前说点什么。

  张晖啊,假如你不做学问,假如你不那么拼命,假如你在心里放松一点,假如就像我们那次神聊。

下一步,便是确定底本、寻找合适的整理者等具体工作。最初计划以1934年开明书局初印本为底本,以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修订本为校本。但如上所述,修订本一开头便新增6家,后面所增更多,这些多出来的篇章如何妥帖安置,是个难题。另外,又考虑到修订本毕竟是龙榆生自己修改的,亦应尊重。于是,最后决定以内容更多的修订本为底本,过录初印本的内容。

李鹏飞认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巨大的成就,应首先归功于老一辈学者树立的优良传统,他们一方面立足于传统学术的资源与方法,另一方面又兼通中西、胸怀天下,展现出深厚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关怀。颜子楠根据自己对海外汉学界的观察,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古代文献整理等基础工作的蓬勃发展,不仅得到海外汉学界的赞叹,而且使海外汉学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文献依赖,这也是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之一。张巍则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多元化。第二,研究的深化、细化与交叉化、综合化。第三,文学古籍整理的全面推进和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建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另一个电话证实了这事,“基本上不行了,来告个别吧,也不用多呆”,而且告诉了病因:急性白血病。

  怎么想到,怎么想得到,怎么可能,怎么那就是最后一面?!

直至今日,回想起那段经过,我始终庆幸找到田松青先生作为整理者。他非但有扎实的古典诗词功底,更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责任心,跟我反复讨论体例、耐心修改,若非如此,或许这本书到今天还不能面世。因为,几乎是正式校勘工作一开始,我们便发现之前低估了这一任务的难度。

第四,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视野。

整个2012年我都在抄1912年《申报》,顾不上整理日记。但张晖张剑都希望我这书能放在第一辑出。于是只好春节赶工。三月校稿从出版社返回,才开始细细地校。

  他的知识面或者说对学术界的那种宏观的了解,他要打通的那种愿景,超过了我想象。他的学术意识确立之早,我更是吃惊。很记得他是中学时代就去探访过施蛰存先生(我这几年一直很后悔,我在华师大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去拜访过施先生),我编的那本《文人旧话》,他也是中学就看了。当然那本《龙榆生先生年谱》就不必我来说了。他对南大的那种自豪感,更准确地说是对南大文史学统的那种熟稔和服膺,也令我印象极其深刻。记得这个地方,我从他那里学了不少,我也跟他有些小辩论。不过我们有重大共识,那就是章太炎才是最牛的。革命文章两不误,那是最高境界。

要研究龙榆生,首选文献自然是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张晖英年早逝,2001年出版的《龙榆生先生年谱》是其成名作,十多年后仍是该领域重要的著作。果然,我在年谱相关年份中找到了初印本、修订本出版记录,并在附录五《论龙榆生的词学成就及其特色》中,发现了他对修订本的评价:“《词选》丧失了特色,仅以保存郑文焯等的评语才得以被学者经常称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词选》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吴宏一教授于2003年发表的相关文章也对两个版本做了分析比较。

与会学者还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可能路向予以展望。蔡丹君总结了四十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巨大成就,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也应遵循“改革”与“开放”的要求:第一,要走出“文学成就史”和“名家名篇研究”的模式,进一步地在历史时代与地理空间变迁的多维视角中去关注文学史的生成;第二,集部文献的研究,需要从“文献知识”逐渐过渡到“文献思想”的阶段,要带着问题把版本研究推向更为细致的层面;第三,努力建构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文本理论。曾祥波结合唐宋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提出三点看法:第一,不能忽略文学文献研究中的一些“源头性”问题;第二,注意对文学文献中的规律性现象进行总结;第三,通过对一代作品的全面细读,在该时代知识世界中理解文本的原有属性,从而获得新认识。李芳认为,俗文学文献在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中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材料,但其文学性仍有待深入发掘。如何提炼它所包含的文学要素,视其为一个文学文本,是俗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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