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出席新亚书院九龙农圃道校舍奠基典礼时在台上致词,澳门新莆京正在官网这是一部属于一个人的、有强烈

作者: 实用文摘  发布:2020-01-13

  钱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将之比作罗斯福的《炉边夜话》,他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他对曹操极为喜爱,讲到他时妙语连连:“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关键词:文学史;中国;文学家;史学家;文学

  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及: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这既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鼓励。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却又不仅是只和钱穆及其学生有关的文学史,揣摩先生用意,当是希望后人能够写出一部理想的“文学史”,至少,也可以由此点燃众人对于文学的热爱。

**  精点评:

  诚然,钱穆的论述中有不少新观点、新判断,但其背后,都有充足的史学依据,甚至是讲者全部的国学素养作为支撑。鲁迅先生曾评价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意指《史记》作为一部“史”,兼具了文学上的美感。从这个角度而言,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则是《史记》的某种“镜像”或者说“互补”———作为一本讨论文学风格流变、文学价值递迁的“文论”。它同时兼具了“史”的严谨与客观。

  对文学史的断代,钱穆也有别于前人。他认为,“自孔子以下之诸子百家到汉初是散文时期,魏晋后则是韵文的世界。期间屈原的《离骚》只是偶然产生而已。”

  再如他对建安文学,特别是曹操父子的推崇,更是突出。一直以来,受到《三国志》《三国演义》等作品的影响,曹操被简单定义为“一代枭雄”,其文学作品的价值少有人做深入论述;而在曹丕曹植兄弟之间,寻常人又往往出于“位尊减才,势窘益价”的心理,褒子建(曹植)而贬子桓(曹丕),再加之“七步诗”等民间故事的影响,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一直被忽略。钱穆则对曹操和曹丕大加褒扬,认为虽然曹氏父子政治上为领袖,但作品“并无官僚吐属,仍出于私人情怀”,曹操的作品“毫无拘束、绝无私隐地直抒胸臆”;曹丕的 《典论·论文》 一篇更是“表达了文学家的曙光”。将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寄于如此地位,当属罕见。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比如,他开宗明义,强调了历史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吾人如要讲文学之变化,须先明白文学的本质;文学史是讲文学的流变,即须由史的观点转回来讲文学的观点……故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再如,他以丰富的史地知识,论证了《楚辞·渔父》中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里的“湘流”实指“汉水”而非“湘水”———这些都是钱穆的博学广识之处。

  因为即兴,钱穆先生许多犹如神来之笔的绝妙论断,都留了下来。

  钱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儒学家、教育家,被称为“一代通儒”,更有学者称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该书的内容,是钱穆先生1955年至1956年期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的课堂笔录,由当时课堂上的叶龙先生记录并整理成书。

  对文学史公案“发言”**

  

  最典型的是对建安文学不吝笔墨。钱穆不仅将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它的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

  至于对孔孟老庄的评价,钱穆的语言也非常直白有趣———“孔子如钟,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叩不鸣。庄子则是玩世不恭。老子认为有些人不配和他讲,墨子则一定要讲到你明白。”形象生动、便于记忆。

  从尧舜禹讲到清末**

  钱穆先生对于许多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命题”都有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诗经》中的“赋、比、兴”之辨别,几乎是每个中文系学生的“开蒙第一课”,往往为分清哪一句是“赋”、哪一句是“比”、哪一句是“兴”搞得焦头烂额。钱穆则认为,无论是赋、比、兴,均有“物”和“情”两字,并进而认为,这三种修辞手法都是在追求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读之有茅塞顿开之感。

  “所谓‘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叶龙先生告诉记者,整部《中国文学史》共32篇,第一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最末一篇是“清代章回小说”,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仍以时间为序。但针对具体朝代和文学流变,钱穆先生提出了许多新创见,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给出了他的考证和解释。

内容摘要: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却又不仅是只和钱穆及其学生有关的文学史,揣摩先生用意,当是希望后人能够写出一部理想的“文学史”,至少,也可以由此点燃众人对于文学的热爱。

  这种文学理论,散见于钱穆的讲述中,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作者简介:

  他认为“文运必与世运相通”,伟大的文学,多在太平盛世时产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文学,只能说是文学之觉醒,到唐代才是神完气足。与此同时,那些生于忧患的新文体,五言古诗起于晚汉,词起于晚唐,白话语录起于晚宋,剧曲起于金元之际,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起于元末明初,也值得大书特书。

  “文学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它起源于西洋。最早的中国文学史,虽不是中国人写的,但绝不能由此推论说,中国人的文学史意识也是由外人灌输的。事实上,中国人崇文重史,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现象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从钟嵘的《诗品》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再到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乃至萧统的《昭明文选》,都在讨论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这些文论文选无一不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可以说是中国治文学史的一个传统。

  叶龙告诉记者,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齐名,钱穆以杜甫为高,他说“李白是仙风道骨,老庄风度;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从这一点而言,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与以上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和传统意义上讲求体例完整、逻辑周全的教科书式文学史不同,这是一部属于一个人的、有强烈钱穆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知人论世”正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点,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特之处。叶龙告诉记者,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他更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史》讲稿不是钱穆亲笔所著,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但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两句话就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钱师用一生的精力,把经、史、子、集都读通了,所以他讲任何一门课,都有其精彩独特的见解。”叶龙对记者说,讲稿的意义在于即兴,它与严肃撰写的著作不同,史家不再刻意压抑自己表达对史料的看法,不惮讲出一般性规律,鉴往知今,微言大义。如今《中国文学史》讲稿做了忠实的重现,这一价值已经足够。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论述。

  以“史”的标准来衡量,钱穆认为明中叶的作家,远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无大传统存在。因此对“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钱穆肯定前两书,对后两书则颇有微词。他说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泽,心存邦国”,“《水浒传》虽是一部社会下层文学,而实带有中国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之真心情与真精神”。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  新考证:

  建安文学至今仍被低估**

  “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之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叶龙说,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是钱穆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创见。

**  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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