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习古典文学最初是从背诵开始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在着作《无声无光集》的序言里

作者: 实用文摘  发布:2020-04-14

**  探索古代文学的本原性问题

顺便说一下,我对作品的赏析评鉴也很有兴趣,先后出版过几本唐宋词评注、赏析之类的书,2006年3月份又出了一本《唐宋词名篇讲演录》。这本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对这本书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从读者的反响来看,总体上还不错。这本书不是写出来的,是讲出来的——根据讲课的录音整理的,基本上保留了讲课的原汁原味。实际上,我一向对讲课比对做学问有信心,也喜欢讲课。每次上课前,都像演员登台表演前一样,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兴奋和激动。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课,调动学生的想象,将语言符号还原成词人着力描写的场景、画面,从而引领学生进入到词人建构的艺术世界和情感世界中去,并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讲课,把我自己的阅读感受和人生体验传达给学生,让学生从作品中领悟人生、感受人生。

答:确实关注这个学科,这与我的老师王运熙先生有关系,因为他主编了《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部通史的每一卷他都送给了我,最后一卷完成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中山大学。我跟吴承学老师曾经合写过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史的发展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价值地位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因为要对王运熙老师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进行学术史地位的评估,这就意味着要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如何从古典形态,从诗评、文评过渡到诗文评,然后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进行回顾和梳理。批评史从学科的发轫,经过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五六十年代的沉寂,七八十年代之后再度振兴。在这个过程中,复旦大学的刘大杰、王运熙先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批评史的先驱郭绍虞、朱东润都在复旦大学。

“张晖文若春华,思如涌泉,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杰出青年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发布的讣告中如是说。

胡云翼与谢冰莹在各自学校都极为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因此各科考试都能名列前茅。他们在勤奋攻读一年余后,在长沙市学生联合会组织的活动中相识。因同样酷爱读书,两人都有一见如故之感。

  “我对于词学研究的兴 趣,最早始于中学阶段诵读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路成文说,在读本科、硕士阶段,这一兴趣得到强化,在指导老师的影响下,遂致力于唐宋词的研习。在南 京大学随古典文学专家莫砺锋攻读博士期间,他重点研读了《诗经》、《楚辞》、《文选》、《杜诗》、两《唐书》,并对《周易》、“诸子”等典籍有所涉猎,对 于古人观物、感物、体物的思维特点和情感体验方式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学习过程中,路成文留意到咏物这种题材在各体文学中极其普遍,但历代文学批评者对 于咏物这种题材却常常持论不一,或大加褒赏,或极意贬斥。凭借对于唐宋词的熟稔研读,他很自然地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了结合点,并以“宋代咏物词研究”为题, 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了《宋代咏物词史论》一书。

虽然不是出身书香门第,但或许是出于一种机缘,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古典文学,看到繁体字的竖排版书,就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小时候我最爱读的书是繁体字版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之类,反反复复读了好多遍,到后来书都被翻得破烂不堪、面目全非了,因为这个原因,到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可以用简单的文言文写作了。后来我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就是现在的湖北大学,开始系统地学习古典文学。我学习古典文学最初是从背诵开始的,因为对古人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能吟”深信不疑,所以我每天从早到晚拼命地背诵,只不过我当时背诵的不光是唐诗,像《诗经》、《楚辞》、宋词、元曲,包括一些古文名篇,我都背。因为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我就反反复复地背,同一篇作品往往是今天背了一遍,明天再背一遍,一个星期后再背一遍,一个月后又背一遍,这样循环往复,不断强化记忆,印象就深刻,就不大容易忘记了。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背书真的是如饥似渴,不光在学校里面背,即使放暑假回家挑水抗旱,也是一手扶扁担,另一只手还拿着一张纸在背诵。如果说我现在在学术上有一点成就的话,这点成就的取得是和我当年的背诵功夫分不开的。我们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不多背诵一些名篇名作是绝对不行的。大脑中没有储存一定数量的作品,在阅读其他作品的时候就难以产生联想,没有联想就谈不上审美感悟和审美鉴赏,更谈不上有所发现和创见。当然了,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学者已经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老一辈学者的读书、背书功夫那才叫了得,真是让人高山仰止!

另外我发掘的文献还有《履霜词》,这个本子大家也不关注。但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信里提到他对这个本子很重视,因为沈曾植要看他的词,他把自己的词作前前后后挑了24首抄寄给他,你可以看到他以前的词,无论叫《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都与人间两个字有关系,只有到了这个本子才叫《履霜词》。履霜是来自《周易》的一个概念,就是到了秋天,地上踩了霜,这意味着冬天要来了。这显然是与1918年时政治的氛围有关系,这个时候王国维对政治的担忧和绝望也是非常强烈的,这时期他跟罗振玉通信也表达了他的忧虑。他为《履霜词》写了跋,也说明了为什么叫《履霜词》,其实就是有政治的寄托在里面。

“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2012年7月14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晖在着作《无声无光集》的序言里,这般叙述自己日常生活的轨迹。整整8个月后的2013年3月15日,他辞别了人世,一语成谶般地遁入无声无光的世界,年仅36岁。

胡云翼(1906-1965)原籍湖南省桂东县,是我国二十世纪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成就最卓越、影响最深远的专家之一。他以新文化思想研究古典文学,所撰著的《新著中国文学史》等被东京大学教授井东宪译成日文作为高校教材;所编纂注释的《宋词选》和《唐宋词一百首》,均长版长销至二百余万册。他在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创作上也有颇为卓越的成就。

  治学经验:不守一家 转益多师

我最近在整理我的讲课录音,想把这些考证方法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作为教材出版。这本教材的名字叫《词学研究方法十讲》,去年已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三个领域是学术因缘,学术因缘涉及到研究的基本立场的问题。王国维这个人比较复杂,他既接受中国传统的经史学习和教育,同时又是比较早地开始接触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比较新潮的学者。其实我认为在他的思想里面,西学对他是有帮助的,你注意,我说的是有帮助的,这个帮助体现在哪里呢?比如一些概念的运用,比如说一些论证的方式,比如对建立体系的自觉的追求,这些都与王国维研读康德、叔本华、尼采、席勒,甚至包括一些日本哲学家的著作有直接的关系。但不要忘掉的一点是王国维在接触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之前,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研究中国古典的哲学和美学,他在他主编的《教育世界》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哲学美学的文章,比如对列子、老子、孔子思想的专论等,所以他接触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在接触西方哲学美学之前,这是一个事实,我希望说清楚。第二来说,他在研究古典哲学美学的时候,相对来说是比较纯粹的,西学的影子不是很强,但王国维介绍和评介西方哲学美学,比如《静安文集》论叔本华、康德、尼采的这些文章里面,它有一个基本的模式,在说康德、叔本华、尼采他们的观点之后,笔锋一转,就说衡诸华夏,也类多如此。你可以看出王国维研究的基本思路,他比较注重古今相通的地方,不通的地方可能恰恰是西方哲学美学的特点,也恰恰是王国维难以接受的地方,而难以接受的原因就是与王国维此前已经接受的中国美学哲学的基本观点形成了一定的冲突。他不能接受,所以言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也使他最终远离了西方哲学美学,这些有大量王国维直接的文字可以证明的。

这恰是张晖的研究风格,切口小,思路广,落笔轻,思考深。

胡云翼与谢冰莹的恋情,终因两人在家乡均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而未能冲破包办婚姻的网罗,未能成为眷属。但他们的文学因缘与志向抱负,却交互影响,一直维系至各自生命的终点。

   自宋代以来,在词的创作、批评与研究领域,“尊体”观念作为对长期形成的“词为小道”观念的反拨持续不断,对近现代词的创作和词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延续前辈学人的努力,致力于词学研究的发扬光大,他说,“我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 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

我是1987年考上唐师的博士生的。1986年12月我随曾昭岷先生到上海参加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在会上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收第二届博士生,当即感到机会难得,马上准备报考。我们那时候考博,没有考“名校”的概念,只有考“名师”的意识。我之所以选择报考唐先生,除了唐先生的名气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我当时是湖北大学的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要回湖北大学工作,而湖北地区研究诗学的学者比较多,研究词学的相对较少,研究诗学的强手多,研究词学的高手少。于是想找个“冷门”突破,避免跟高手们争锋。如果跟随唐先生研治词学,学成后,在湖北的学术界也许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至于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有了这层想法,就更坚定了报考唐先生的决心。为了让我顺利报考,曾昭岷老师毅然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从而抢得了“先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于第二年顺利考入唐师门下攻博。在唐师门下三载,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理论修养等各个方面都有根本性的突破和提升,而唐先生淡泊名利、潜心学术的人格风范和精益求精、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态度,也让我受益终生。

答: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类是刘扬忠老师提出的,我觉得总体上这个说法还是可以的。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的体制,但确实词学研究里面有中心和边缘的存在,所谓中心就是一流的词人占据了词坛的话语权,他们影响并辐射了他们的周边群体,而且周边的群体可以扩大到很广的范围。从王鹏运到朱祖谋、况周颐,这个一脉下来就成为了晚清民国词学的主线。如果把王鹏运、况周颐、朱祖谋的一脉相承并且掌握话语权,成为词坛中心作为体制内,那王国维的确是体制外的。但体制内、体制外是相对而言的,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有形的体制,只是一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现在学界往往把体制内作为旧,把体制外作为新。新主要指王国维和胡适,他们努力的方向就是反晚清民国主流词学,比如你说吴文英好,他们就骂吴文英,你说贺铸好,他们就说贺铸不行。确实在对主流的抑制或者反对方面,王国维和胡适基本一致的,把他们理解为新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两个人所谓的新也不是绝对的新,王国维也不是要来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他不过是要求回到五代北宋词的本色状态,他认为南宋词已经到了穷形尽变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吴文英的词,比较晦涩,喜欢炫耀技巧,王国维是反对这些的。

一个勤奋的人,一个安静的人,一个善于思考、敢于思考的人。这是学术同仁眼里的张晖。如今,属于他的生命华章已经骤然沉寂,但他的学术贡献却在某个角落里散发着光芒。

胡云翼于1927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在校时即与刘大杰、贺扬灵被合称为“武昌三才子”。他相继任职于上海亚细亚书局、中华书局、暨南大学、上海师范学院等。抗战初期他投笔从戎,深入浙西敌后,“铙歌吹入马蹄轻,一笑军前决死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于海盐西塘桥等战役英勇作战致受重伤,其后还曾创办过《浙西导报》。

  为学态度:撇开功利 沉潜阅读

王:我个人认为,词学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到盘活研究资源、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上来。词学研究虽然相对来说起步较晚,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也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前贤今哲在此领域用力既勤,创获亦多。丰硕的成果难免会对我们造成一种催迫和压力,让我们时有难以措手之感。而学问之事,务求创新。为了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实现研究的可持续性深入发展,必须善于发现新材料、应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即使一时难以觅得新材料,也应尽量整合现有研究资源或者转换研究视角,寻求新的突破点。比如关于文学传播的研究,除了可以引入计量分析方法外,还可以尝试将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与文学传播研究结合起来,让文献学的版本目录研究为文学传播研究服务,使传统的文献学发挥新的功能。我们可以将词籍版本目录学的资料盘活为词学传播研究的资源,借以考察古人是如何传播词的,又传播了哪些词。研究词的传播,不外乎探讨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观念和传播效果等。另外,词学研究者还应该思考如何实现古典与现代的沟通,如何充分挖掘古典文学对于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命启示意义,如何让词学研究参与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比较注意这一点,我习惯于结合当今的社会、文化特点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阐释,想努力沟通古今审美经验,唤醒从古至今一直留存于民族文化心理之中的一些东西;在研究方面,我最近几年在继续做一些传统的文献考据研究之外,对文学传播与接受、文学经典的形成与承传等问题都比较关注,我觉得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让古典文学研究带上一点现代色彩,离现代社会更加亲近一点。

我的硕士在安徽师范大学就读,我的两位导师一位是祖保泉先生,一位是梅运生先生,这两位先生又都是研究词学的。祖保泉先生在《词学》复刊第一辑上发表的文章就是论王国维的词,后来祖先生还专门出版了《王国维词解说》,祖先生也是王国维词学接受史当中值得关注的人物。梅运生先生特别关注清代词学,他发表了很多篇清代词学的论文,而梅先生不仅自己研究词学,还带着学生一起研究词学。霍松林先生主编的《中国诗论史》,其中有一卷是词学卷,主要是梅先生编写的,为了编写词论史卷,他还特意编纂了一本书,叫《中国历代诗词曲论著作提要》,我去读硕士的时候,提要的编纂工作已经开始,我大概写了八九篇提要的文字,这个文字当然经过老师的润色,所以我走向词学研究,是有早期的这样一个过程的。

钟明奇说,这样的思考已经溢出了黄侃研究的本身,直面当下的学术研究潮流,提出自己的创见,颇有力度,而在姿态上轻盈而委婉,可以看出张晖是一个善于思考、敢于思考的人。

他们都向往新文化运动,服膺新文学思潮。他们曾连续多年一起传阅新文化和新文艺书刊,诵读古典诗文,尤其是唐诗宋词。随着交往增多,相知日深,友谊也逐渐升华为恋情。但他们绝非花前月下缠绵婉转的小儿女,而是志向高远振翅待飞的有识之士。

  ——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

邓:您的看法很有见地,很有启示意义。王老师,您不但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位优秀的研究生导师,深受研究生爱戴,您在您的博客中也说“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即为“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最后,能不能请您对广大研究生,同时也对初入学问之门的青年后学,提几点建议或忠告?

问:您曾说过,《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这部著作是对过去十年阶段性的总结,王国维研究还可以做下去。那么未来您是否还有继续从事王国维研究的打算?

“学术功力扎实,学风朴实,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公认的青年才俊。”对于张晖的早逝,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吴中胜深感痛惜。

在胡云翼的七绝诗集《废笔吟·秋天的诗》中也颇有胡谢因缘的影踪,如《乌桕》:“心随桃李醉东风,情到深时始觉空。痴绝独怜乌桕树,秋来犹作女儿红。”又如《无题诗》:“高台风雨损华年,曾记叮咛到九泉。未必他生能预卜,相逢应在死之前。”“无端芳讯逝如尘,细数年华苦未真。怕向麓山寻晚照,青枫犹忆峡中人。”(自注:岳麓山爱晚亭畔有青枫峡。)“几番秋水梦生凉,乌桕红时雁带霜。旧业都随年岁尽,为君魂断是潇湘。”

  “古代文学领域绝大多数课题从根本上是相通的,文化体系、思维方式、感受与表达方式、艺术表现手段等,都有共 通的基础,在一定层次上实现触类旁通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路成文建议,在研习过程中首先要做到沉潜涵泳以识其大体,再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至于考索以求 真,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和科学性的保证,但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

我初入师门的时候,主要是从事文献考据方面的研究,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要把研究对象放在一个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系中来观照和审视。于是我围绕张元干,大量阅读了他同时代的作家和他前、后时代作家的作品集以及一些相关的史书、笔记等,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不但顺利完成了《张元干年谱》的修订,而且为写作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以及后来写作《两宋词人年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原先在理论诠释方面比较薄弱一些,唐师就鼓励我“扬长补短”。在唐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大量阅读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著作,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理论素养也大大提高。受文学社会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在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中,依据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将其划分为台阁、元祐、南渡、中兴、江湖、遗民六大群体。受叙事学、接受美学和科学哲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提出了范式批评的方法,并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在人物层、情感层、场景层三个层面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新的梳理和探讨。我的这些尝试和努力,受到学界同行的关注和认可,被认为具有引领风气的意义。另外,我也受到心理学有关理论的濡染和影响。《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中篇侧重探析南渡词人的心灵世界,这非常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总体上来说王国维研究被关注比较多,要发现新的文献确实比较难,但发现新问题有时更重要,而新问题的发现有时靠的也是旧材料。旧材料分为两种,一种是很早就出现的,大家已经对它做过研究。还有一种是材料虽然被发现了,但是没有人去关注,比如刚刚提到的《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比如王国维的《词录》。这是别人发现的材料,但是被学界冷落了。这就需要别具慧眼,看出被别人冷落的材料的里面究竟包含着怎样的学术价值。对旧材料的重新拷问,也是对学术史的推动和发展。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因为他经历了新材料被频繁发现的时代,敦煌文献、甲骨文的发现曾在学术界形成一种巨大的动荡的气势,甚至使学术界的格局进行了整体调整。但这句话并不能被放在任何时代,我们这个时代虽然也有新材料,比如上博藏的楚简、清华简、南昌海昏侯墓里发现的竹书等,但这些材料对新学术的推动,毕竟比不上敦煌文献、甲骨文的发现来得那么震撼。所以新材料当然会被不断发现,但新材料在学术研究中的地位,并不一直是主要的,即使有价值,但不至于影响全局。所以这就意味着一个学者与其守株待兔等着新材料,不如丰富自己的学术视野,提高自己的学术判断力,从常见书或者是常见材料里面发现新的问题,这可能更考验一个学者的学术功力。新材料里面当然包含新的东西,但是从旧材料里面发现问题,就意味着要对此前的学术史形成一种超越,这是更高的一种要求,也更难。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青年教师孙学峰在看了张晖逝世的报道之后,专门买来他的着作。尽管具体研究领域不同,但孙学峰依然看得兴致盎然,“他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唐诗中的酒价,篇幅不长,但内容丰富,可读性强。他并不是进行简单的唐诗罗列,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思考。”

谢冰莹与胡云翼同岁,原名谢鸣冈,字凤宝,又名谢彬,湖南新化人。其父谢玉芝为晚清光绪年间举人,诗文兼擅,著作颇丰,长期从事教育事业,曾任新化县立中学校长。谢冰莹于1921年赴省会长沙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时,胡云翼已于当年一月由恩师刘范猷自桂东山区携至长沙,进入其时颇有影响的岳云中学插班就读。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有学术史的视野。路成文认为,今天的学者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能空无倚傍,而应首先做好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梳理,然后再“接着说”或“反着说”,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

王:考据是唐门硬功,唐门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词学批评与理论建立在文献学的扎实基础之上。我个人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也视文献考据为我治学的立身之本,一直都在做,并且乐此不疲。前不久我刚刚完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两宋词人丛考》,课题已经顺利结项,书也已经出版,但这并不等于“大功告成”。因为《两宋词人丛考》是一个可持续研究的大题目,宋代有1490多位词作者,绝大多数的生平事迹都不清楚,很多连最基本的生卒年、籍贯等都不知道,如果一个个地考下去,还需要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我以后还会继续做下去,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青学者能做点文献考据工作,我经常建议我的研究生扎扎实实地做点真学问,尽量避免写那些人云亦云、似是而非、无甚新意的文章。

答:我本科就读的学校是南京师范大学,我八十年代初去读书的时候,词学大师唐圭璋还在,他还给我们做过讲座。我跟唐先生还有一个直接的因缘,我的硕士论文研究陈廷焯的词学,得到南京师范大学的吴调公先生的关注,他建议我去向唐先生请教,因为唐先生曾经将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词则》推荐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吴调公先生陪着我去唐圭璋先生家拜访,当时唐先生身体不是很好,说话听得也不是很清楚,我听不明白的地方,吴调公先生来做翻译。本科就读的院系里面有一位词学大师,这种熏陶是自然而然的。恰恰是唐先生在三十年代写过一篇评《人间词话》的论文,这篇论文虽然对王国维批评比较多,但客观上推动了学术界对《人间词话》讨论的展开,尤其是开启了从批评角度对王国维词学进行讨论的脉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关于国学重镇黄侃,时有研究成果问世,个别着作中甚至充斥着八卦文字。在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钟明奇的印象中,张晖对黄侃的理解独到而特别。

谢冰莹于1926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1927年随中央独立师西征,讨伐杨森、夏斗寅叛军,其后又随叶挺独立团北伐。1928年后在上海艺术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曾参与发起成立北方左联。1931年和1935年两次东渡日本。1940年主编《黄河》月刊。1948年赴台湾师范大学任教。1956年皈依佛门,法名莹慈。1971年定居美国旧金山,2000年逝世,享年95岁。她的文学作品曾受到孙伏园、茅盾、林语堂等高度赞赏,散文《从军日记》发表时名噪一时,林语堂随即译成英文,至今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2日第637期  作者:记者 李永杰 )

邓:从您刚才的讲述中,我可以看出,爱好与兴趣,勤奋与执著,还有老师的导引,都是您走上学术之路的重要因素。那么您认为,在您的学术之路中,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答:学术研究确实存在天赋的问题。我今年给中文系博士新生做的讲座,题目就是做严正而有灵性的学术。严正的学术就是不要做过于琐碎、没有价值、极其边缘的学术,要形成严正阔大的气象。有灵性的学术是更高层次的要求。要把学术研究做到相当的高度,做到中上的水平,意味着要超越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到了这个阶段,勤奋不是主要的了,当然勤奋的阅读和思考是必要的,但领悟能力就显得更重要了。在一个领域里面,走在前沿前端的,都是这个领域里天赋过人的人,比如诗词创作,写六七十分的诗歌是不难的,但要写八九十分的诗歌一定要靠天赋的。学术研究的天赋就体现在读书时发现问题的敏锐,对于学术史存在的问题的敏锐;再者当发现问题时候,能自动调取以前的知识储备,这就要靠天赋,因为平时知识散在各个地方,当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些知识能不能来,来多少,就要靠天赋的高低了。我一点也不否定勤奋的重要,我觉得勤奋对一个人做到七十分的学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做到九十分的学术,光有勤奋是不够的。

这一串学术成果至少能证明张晖是一个勤奋的人。

我在想,随着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对于胡谢因缘,以及这因缘对这两位文学家的影响,一定还会有更多新的发现吧。

  清末民初,以 朱祖谋为核心的遗民词人群体在沪上结社唱酬,他们的追随者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等人或致力于理论建构,或致力于文献整理,或致力于词人词史研究;此外,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胡云翼等杰出学者或涉猎词学,或专力治词,形成20世纪前期词学研究彬彬大盛的局面。

邓:看来,唐先生对您的影响确实是巨大而深刻的。唐先生作为一代词学宗师,对您的谆谆教诲,加上您的不懈努力,是您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础。您和唐先生之间的师生深情早已成为学坛佳话,我记得您写过一篇《忆唐圭璋师》,回顾了唐先生“专于业”、“深于情”的人格风范,此文不知打动了多少人。我也读过多遍,每次都为之感动不已,甚至忍不住热泪盈眶。

问:您对王国维的研究是以词学本体研究为起点,但您并没有局限于词学一隅,从兼论王国维哲学、美学到梳理王国维学缘,最终形成了现今相当宏大的研究格局,这是否超出了您十年前的设想?

除了《唐诗中的酒价》,还有《元稹的梦》、《姜白石的爱情》、《俞平伯的淑世情怀》……单看这些文章的篇名,皆可以窥见张晖的研究独辟蹊径。

胡云翼未及弱冠时著有《宋词研究》,其后,《唐诗研究》《宋诗研究》《唐代的战争文学》《新著中国文学史》《词学概论》《中国词史略》《中国词史大纲》等相继问世。近三十年来,他的著作曾先后收入巴蜀书社的“宋代文化研究丛书”和上海书店的“民国丛书”,华东师大出版社还印行了《胡云翼集》。他对中国文学史和诗学、词学的研究,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结合自己的治学历程,路成文建议青年学者要以诚恳谦卑的姿态治学。“学术研究,最忌门户之见,应做到不守一家,不主故常,转益多师。”他说,学人要从学 术史的视野来看待“师”(师事、师法、师承)的问题。“而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自然能对本领域研究动态了然于心,从而对于即将开展的研究工作有清醒的 认识。”

换一个角度而言,我强调文献考据与理论阐释的结合,实际上也是强调还原与建构并举。所谓“还原”,主要是指还原史实,也就是运用传统的考据方法,将词学研究中一些关涉“史”的问题真正弄清楚,还原其本来面目。也只有先将词史的真相还原之后,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做有效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没有坚实的史实作基础,纯粹的理论阐释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所谓“建构”,主要是指理论建构,也就是对词史中的一些现象做出新的诠释,提出和发现词史中的一些新问题并做出合理的描述和有效的阐释,建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或研究框架,开拓词学研究的新领域。还原与建构应该是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做考据发现的新材料可以为理论阐释服务,使理论阐释更加厚实,更加有说服力。既然是做考据,那就肯定是第一手材料,也肯定能找到新材料。现在存世的古籍那么多,光是几大丛书里面的材料就不知道有多少,但大多数人写文章,引用来引用去,总是那么几则材料,却还抱怨没有新材料。新材料是无穷无尽的,做考据能够不断地挖掘出新材料。

问:您对自己读书人的定位着实令后学感佩。您能否也给青年学者一些的建议,如何才能更积极地适应目前的环境?

他介绍说,张晖在南京大学读本科时就完成《龙榆生先生年谱》,后来又整理出版了《龙榆生全集》,对近现代着名词学家龙榆生的生平事迹和着述有详实考证和梳理。由近代词学上溯清代词学,张晖与人合着了《清词的传承与开拓》。这本着作以传承与开拓的视角出发,从选本批评、校勘之学、声律之学等方面展开,对清词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环节进行了系统的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张晖对中国诗史、韵文史展开探讨,先后着有《诗史》、《中国韵文史》、《中国“诗史”传统》和未刊稿《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对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和系列撰述,对这些领域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胡云翼的名字,和他那本广为流传的《宋词选》是连在一起的。三十多年前,十年“文革”带来的书荒结束了,《宋词选》是与一批西方文学名著一起,最先飞回读者手中的。它给那一时代的读者们,留下了异常美好的印象。

  路成文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生机 勃勃、层次丰富、色彩斑斓的世界。“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欣赏其中多姿多彩的若干片段,但中国古代文学又确实太悠久太博大,在研究过程中,难免产生迷惘、畏难 或无助之感。”谈及自己的治学经验,路成文表示,学习古代文学需要有一个撇开功利、沉潜阅读的过程,要全神贯注研读一批基本典籍,用心体悟感兴趣的研究对 象,同时注重文史结合。

(本文在整理过程中,参考了王兆鹏先生《求学之路》、《忆唐圭璋师》等材料,谨致谢意!)

问:您如何看待古今批评形态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当今从事诗文评研究的学者应如何融通传统的学术理路与现代的学科方法?

“治学领域涉及清代词学、批评史、近代学术史和南明诗歌,我每读他的论着,都不能不深感后生可畏。”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蒋寅在题为《有声有光的流星——悼张晖》的纪念文章里写道,“以张晖的笃学、勤奋兼颖悟,大器何待晚成?鹏翼初展,虽毛羽未丰,但抟扶摇而薄九万,已是指顾间的事。所内所外的前辈、同侪,也无不期以远大。”

据与胡云翼共同生活数十年的三妹胡舜英回忆,胡云翼的诗词研究和文学创作,直至他投笔从戎献身抗战,一直受到谢冰莹的深刻影响;而谢冰莹其后曲折的人生历程,以至皈依佛教,也颇有胡谢之恋的因素在。胡舜英在《不朽的人生,永远的怀念——忆胞兄云翼》(收录于桂东政协编《湖南才子胡云翼》一书)中还回忆道,1965年胡云翼因病弥留之际,犹泪珠涟涟、断断续续地说:“冰莹是我一生中唯一挚友,她具有出色的才华和高尚的品格。我一直没忘记她,此刻特别想念她,可不知她现在何处!”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须有较强烈的文学文化自觉意识。”这是路成文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成长于鄂中农村的他自幼喜欢阅读中外文史类书籍,尤爱《唐诗三百 首》和《宋词选》。这些阅读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为更加深入学习和理解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路成文在本科毕业后选择攻读古代文 学专业研究生,继而成为一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可以说,支持我走上古代文学研究这条学术道路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由朦胧而逐渐清晰的文学文化 自觉意识。”路成文说,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也是基于此。

至于建议,我觉得,青年人刚入学问之途,首先不要有畏难情绪。做学问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其中也自有乐趣在,你既然选择以做学问来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就要不怕困难,勇于践行。比如做考证,有的研究生一听要他做考证,就吓得浑身发抖,但后来硬着头皮试着一做,才发现根本没有原先想象的那样可怕,在考证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就像警察破案一样,虽然有艰险,但其实很有挑战性,很有趣味。再说现在各种电子资源非常丰富,寻检资料也方便,比起我们的前辈学者做考据,条件不知道要好多少。其次是要沉得住气,要多读书,多思考,多取经,多练习。做学问,尤其是做传统学科的学问,急功近利是肯定不行的。现有学术机制之下,写论文、出专著都有一些量化的指标,这个东西一方面确实比较僵化,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压力,青年人一定要能顶得住压力,要能够化压力为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踏踏实实,不断在学术上取得进步;切莫视压力为阻力,或者被压力压垮,遇到一点困难和挫折就轻言放弃。另外,要培养良好的学术习惯,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大到成果的原创性,小到引用文献的规范标注,从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还有一点,要对自己的学术之路进行科学的规划,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心性才情确定一个研究重点,选准一个突破口,重点攻坚,打开局面,但不要过早形成思维定势,陷入一种模式,固步自封。

答:学缘这个说法此前并没有被普遍的使用,但是我使用这个概念还是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学术不是闭门造车,有些时候学缘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一定会马上就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潜移默化之后就会形成影响,所以学缘研究要值得我们高度的重视。我们现在比较重视本体的研究,比如王国维的词学。但根据我现在的研究,王国维与罗振常、吴昌绶、樊志厚等人先后结交,尤其是罗振常,从他批点词集和词学论著的批语,可以看出他和王国维比较一致的地方。这些一致的地方是谁影响了谁,还可以做更精细的研究,但是王国维身边也确实是有一个范围不广、影响不大、但是有自己看法的群体的存在,这个存在对他的词学思想是有影响的。所以学缘的影响确实是学人研究里面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钟明奇特别提醒,这篇文章发表于2006年,当时张晖只有29岁。

  “作为词学研究与咏物文学研究的结合点,宋代咏物词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张力,既可下 拓以纵贯词史,兼及各种相关的词学理论;又可上溯至早期的文学文化,并横向涉及各种文体。”在路成文看来,这一思路专注于词学,但一些本原性问题从词学本 身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因此他选择把中国古代咏物文学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近年来,路成文分别以“咏物传统与文体演进”、“中国古代咏物文学研究”为题, 申报广东省社科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获准立项并顺利结项。

邓:您的《词学史料学》一书自从2004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来,好评如潮,评论者认为您这本书是词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以和前人《词林正韵》、《词综》、《词律》等并入“词家必备之书”。您这本书除资料宏富,给人以竭泽而渔之感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注重方法引导,示学者以门径。请问对此您是怎样考虑的?您是否有意在词学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创立?

我的学缘研究注重于作为先贤的屈原、庄子,比王国维时代稍前的龚自珍、比他年长一点的沈曾植,跟他相近的罗振玉、梁启超、陈寅恪、胡适,这些人都偏于中国本土的,或历史或当下的人物,其实也是根据我的感受及王国维自述做的选择。当然就王国维与西学学者的学缘进行研究也是可以的,的确也有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非常支持研究王国维与西学的关系。但是我对西学涉及得不多,与我本人西学修养一般也有关系,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的基本立场是王国维学术的本源在中国古典,西学对王国维有影响,在概念、范畴、体系、研究方法,这些方面的影响也是相当全面的,但不是属于学术本体的东西。所以我在西学方面研究少一点,就是有这些外在的原因。

张晖在《我们怎样理解黄侃》一文中写道,黄侃当时与主流的学风保持着距离,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他认为这一点在当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在这个不断要求‘预流’或曰与国际接轨的年代,我们能否在了解彼长此短之后,依然带着一丝警惕与疏离,坚定地选择自己的学术之路呢?”

  初入学门:熟稔宋词 尤喜咏物

邓:对于实证性的文献考据和阐释性的理论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和路数,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做文献考据的学者认为理论阐释是“空中楼阁”、“游谈无根”,有的做理论阐释的学者认为文献考据是“烦琐考证”、“钻故纸堆”。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您在治学过程中是如何处理文献考据和理论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

词的普及跟好的选本是有关系的。过于长篇的解读在一个速食的时代大家可能没兴趣看,过于简约的评论,可能一般的读者也领会不了。所以解读要篇幅适中,篇数又不能太多,这就是我在编这本书的时候从体制方面做的考虑。这本书出版以后,反响还是不错,入围了2014年度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十大好书,也上了当年10月的中国好书榜,也入围了中央电视台2014年度的中国好书评选,中央电视台的《读书》节目还对我做了一个专门的访谈。我可以看出社会和媒体对这本书的关注,在客观上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还存在巨大的读者群体。所以我们学者一方面可以做阳春白雪或者高大上的研究,这个研究是从推动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来说的,可能与这个时代一般人的生活、阅读、审美观念的形成不会发生太多的联系,但是如果普通的读者愿意多读《唐宋词举要》这样的书,通过我的解读,词本身的魅力可能对他们发生更大的影响。我觉得一个学者应该也要做一些普及型的工作。民国时期的学者基本上都参与了中小学国文教材的编写,而且像《词学ABC》这样的读物,往往也都是大学者写的。所以由浅入深虽然不容易,由深入浅可能更难,这方面我个人是做了一些努力,我觉得这是学者的职责所在,毕竟我们生活在当代,如果通过你的文字,你的研究能对当代人的生活、读书、审美形成影响,这也是一个学者应该感到光荣的事情。

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看来,张晖的古典文学研究着作让自己大开眼界,“他的学术功底很扎实,视野开阔,善于思考,是一个很安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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