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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实用文摘  发布:2020-01-14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黄霖教授指出,评点这种传统文学批评样式虽然曾一度寂寞,而今却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黄霖曾经将包括评点在内的古代文学批评的特点概括成“即目散评”四个字:“评点的长处,就在于凭着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味,用自己的心贴近著作者的心去作出鉴赏批评,而不是悬空的理论,或者是搬用别人的所谓理论来硬套。现在西方的有些理论,越来越离开文本,弄得玄乎,甚至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戴着某种理论的眼镜,将文本作为没有生命的标本放在手术台上,去作冷漠的解剖,这样的批评往往会给人以一种‘隔’的感觉。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大都是这样的批评。而评点就与此相反,能呈现出一种‘不隔’的特点。这种‘不隔’的特点,往往能达到两个层次上的心灵融合:第一个层次是评者与作者的心灵融合,第二个层次是读者与批者、作者的心灵融合。评点就是沟通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一座桥梁,是一种鲜活的而不是僵硬的、冷漠的文学批评,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应该珍视它的价值,研究它的特点,总结它的经验。”

南开大学艺术学院宁宗一教授也对《历代小说话》在翔实、精确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完成小说文体意识的明确树立和科学验证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历代小说话》在小说文学建设上的重要性以及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是不可以低估的,它完全可以促使当代小说文体的研究趋向更加有力和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

杜:您能否谈谈《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这一宏大项目的研究过程?

  据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组织力量,学术攻关,多年来从原始文献的汇集整理入手,从事汇评工作,即将推出大型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汇评丛刊》。(朱自奋)

王汝梅在发言中指出,《历代小说话》一书使小说话作为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文学批评文体的地位被确立、被凸显,“《历代小说话》可与何文焕《历代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等类似着作相比肩,确立了小说话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中的历史地位,这部着作必将推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学术研究,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王汝梅也对黄霖先生接下来的中国小说话专着撰写工作表示极大的期待。

杜清,男,山东临沂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文汇读书周报讯 日前,“复旦大学第三届文学评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美国斯坦福大学王靖宇教授、韩国高丽大学崔溶澈教授和全南大学李腾渊教授、中国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林雅玲教授等研究文学评点的国际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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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问题。记得当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先生给我们讲刘知几《史通》,谈到史学著作的六家体制,就是一种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一点,对我的启发很大。当时大约是1963年左右,曾强调过学科的交叉。那时,我头脑中就有一种想法,想将“文学史”著作作为研究对象来作史的研究,搞一种“文学史学”。当时翻过不少文学史著作,但后来“文革”起,就没有能做下去。“文革”以后,我写的第一篇关于文学史学的文章是讨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题目叫《中国文学史学上的里程碑》,先是作为校庆报告,或许是人们觉得“文学史学”这个提法很奇怪,或许是以为我弄错了,登出来的广告中就把“学”字给删掉了。后来,我在写《近代文学批评史》的时候,就打破以往编写批评史的常规,专门立了一章“中国文学史学”。同时就扩展到想搞“文学批评史学”,就是说,将历代对于文学批评著作的批评、研究著作也作为研究对象来专门加以研究,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举办的汉学讨论会上,我就提交了一篇长文《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论略》,对于过去的文学批评的批评,理了一条线。我搞《文心雕龙》汇评,也就是放在文学批评史学的背景上来进行的。再后来,我组织搞《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分体中国文学学史》等规模比较大的项目,都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的。

南京大学文学院苗怀明教授认为,《历代小说话》一书作为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小说话资料集,其质量之精良、内容之完备令人无比钦佩,而黄霖拈出“小说话”乃至“话体文学批评”的概念并非只是换一个说法,“黄霖教授和他的学术团队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那就是与此前的小说批评研究进行区分,以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为基础,逐步建立民族特色、中国本位的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体系。”

黄:总体看来,那种还原性的研究、实证性的工作要做,可以使得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过去,分辩其精芜细粗;对于历史的纵向研究,梳理出发展的脉络也十分必要,可以使我们更了解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与把握前进的方向;与此同时,在“诠证古今,沟通中外”的基础上进行横向的研究,尽力地去探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精神与理论体系,显然可以更直接、更简明地为现实提供借鉴,自有其不可小觑的价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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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黄霖表示,虽然话体、评点体这两种即目散评的批评文体历来被正统文人目为“下等”,但在他看来,这些恰恰正是最具民族特色及大众性的中国文学批评文体,学界有责任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充分发掘,他也定会继续将该工作进行下去。

杜清:先生,久仰您在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大名,近日又拜读了您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七卷,非常希望能就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向您讨教。您能满足我的愿望吗?

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黄霖编着的《历代小说话》日前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汇辑有关历代小说话的总集。

我在设计和撰写《原人论》时,本着“从世界性中抓住特殊点”、“从历时性中找出统一点”、“从多元性中找出融合点”的原则,力图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找出能对今天的文艺理论建设有用的资源,为建构民族文论体系作出贡献。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原人”。《原人论》又以“心化”、“生命化”、“实用化”分别标识中国古代关于文学创作、文学文本、文学功用的思想理论。在这追本求源的过程中,我们力求用中国化的语词、内容与精神来加以建构,避免人云亦云,力图有所创造,从而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提供了一个具有再生性的思想基点。

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瑞芳也指出,《历代小说话》一书中同样收录了过往《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专题资料汇编书籍中未被注意的大量史料,书中收录的很多关于中国小说特点、优势的论述也令人耳目一新。

杜:《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是在您领导下完成的一部集体著作。近年来,不时看到一些言论对于“集体编写”发表一些批评意见,甚至有一些非常极端的否定性言辞。不知您对“集体编写”这一形式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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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在学术研究中,听说您强调以材料为基础,以创新为旨归。您在由“史”而“论”、由“论”到“史”的研究历程中,是如何贯彻这一治学思想的,又是如何处理这几者之间的关系的?

吉林大学教授王汝梅认为黄霖的前言“概述了小说话的概念、范围,概括了小说话直觉感悟、即目散评的特点,还叙述了小说话发展历史的脉络,把小说话作了分类,论述了小说话的理形神论为论价值”。

黄:我近几年来开始搞戏曲方面的东西,主要是《西厢记》的评点,评点当然是批评理论的问题,但是我侧重于文献学方面问题,不是从理论到理论。关于《西厢记》版本、评点等问题,我已经发过一些文章。有一个《西厢记》版本,现在研究《西厢记》版本很有成绩的日本学者传田章、田中一成,他们在做《西厢记》版本流传时,都没有看过这个本子。这部书藏在日本那个图书馆,只对十八岁以上妇女开放,一般人难以看到。我当时想看那本书,就问大木康、大冢秀先生,后来听说那个图书馆的汉籍,还是可以看的,只要提出申请。我就在回国前花了一天时间去看这本书,抄了一些评点,写了个初稿。过几年又去日本,想再看时,他们不让我看了。去年日本矶部彰他们邀请我去开会,是关于嘉靖年间的出版研究的讨论会,会前一个礼拜问我要文章。时间很仓促,我只好把这篇文章带去在会上作了个大会发言,这个信息便透露出去,才觉得文章应该拿出去发表,其实这篇文章还是不够成熟。这篇文章我本来是要研究理论,研究戏曲理论批评……。我觉得现在研究戏曲,对于评点的研究注意得还不够。戏曲的评点,最为典型的就是关于《西厢记》的评点。我着手这个问题,首先是研究《西厢记》评点的文献。

辑录晚明到1926年间的“小说话”378种

黄: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确侧重了理论研究,但也包涵着文献考索。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应当多元化。当下,有些注重考据的研究者瞧不起理论研究者,而有些理论研究者也看不上考据那一套。事实上,这两者并不矛盾,用实的文献来证明你的论点,可以增强你的研究的厚重感;而用“虚”的理论来负载你的研究,则使你的研究有思想、有品位,要之,应当注意“虚实结合”。从我主观上,文献与理论两方面都不轻视,既重视理论阐发,也重视文献考辑。我注意理论,是听了先生对我的教导。当年我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先生还是青年教师,给我们上文学史课,有一次课堂讨论《离骚》的创作方法,每人写一篇发言提纲,实际上是写了一篇小文章。先生在我的报告后写了批语,意思是,写得比较好,希望你在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不断充实自己。他就是既重视实证又重视理论的表率。当先生给我们上文学概论和美学课,我也学得很认真。但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很大的反面的教训,一时对理论很悲观,我曾经写过“大海明月捞不得,待将英气化虫鱼”这样的句子。明月,作为实的,是宝珠名,指真理;但又指海中倒影的明月,是虚的,捞不到的。所谓虫鱼之学,就是指文献方面的工作了。有一段时间,我真不想接触理论了,只想搞些资料性的工作。后来,随着学术空气的逐步好转,对搞理论逐渐恢复了信心,特别是搞文学批评史,怎么能离开理论的阐发呢?而且,面对着又一次引进西学的滚滚浪潮,更觉得有责任阐发好传统文论的精神。请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要排斥西方的新的有生命力的理论的意思。我还是比较注意接受新的东西的。我反对的是将西方的东西生吞活剥,甚至用它来否定传统的文论精神。我追求的是在接受新东西的时候,努力与传统的结合起来,融化为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我以“原人论”为核心建构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

确立“小说话”作为文学批评文体的地位

黄: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记得当我着手搞这件事时,一些朋友纷纷劝我说:你这不是要得罪一大批人吗?是啊,这一部史可以说将关系到现在所有在世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我想,多数人看了这部书后往往会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将每个人的所有成绩都写进去,甚至还没有将作者本人认为最得意的观点和材料写进去,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不满足感。造成这种问题的可能,往往是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我们学识不够,有眼不识泰山;二则往往受了篇幅、框架等限制,有时候会将某一类成果整个儿都没有写上去。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们写这部书,本来就不是看人来写史的,而是看事来写史的。我在看稿子时,真的也没有注意分辨写到了哪些人,没有写到了哪些人,只是一路看下去。我在《中国小说研究史》的《后记》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追求的是“心里摆得正,既不去故意贬低人,也不去存心吹捧谁,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认识什么就评什么,所见有疏漏,评论有失当,这只是识见有限,而无关乎主观上的亲疏好恶”。这实际上是关系到了一个史德的问题。编当代的学术史,我想第一个要紧的是要讲究史德,要坚持原则,要实事求是,而决不能借此来故意吹捧谁或贬低谁。特别是写到自己或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学科时,我是特别的小心翼翼,曾经删改过不少文字乃至段落,力求客观平正。假如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还编什么当代学术史呢?更不要说向“良史”的目标努力了。

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奠定厚实文献基础

黄:对于批评史的研究,我还有一种追求,就是要“有用于世”。我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大量的是用西方的理论来消解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我搞体系研究的用意,就是想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的文论思想,建构源于传统的文学精神,让它重新在现实中发生作用。一方面是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论的系统、价值和主要精神,另一方面要努力尝试用传统的理论来解释中外古今的文学现象,通过实践,来激活传统文论的优秀精神。传统理论有些东西是可以发展的嘛,如传统的“意境”说,从钟嵘的“滋味”说到王国维的“意境”说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我们现在也该丰富它,完善它。过去历史上的理论都是在不断地发展,我们现在也应该把传统的某些理论联系现代的合理思想加以丰富和完善,重新建构,注重实践,运用于当代的文学批评中。这是我的乌托邦吧。不过,我总是想,我们研究古代文学的人,应该也注意当代的问题,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古代。不只是向后看,更重要的是要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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