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始终是我国文学的类型

作者: 实用文摘  发布:2020-01-16

晚钟送终了这一天,

  这并不只是因为这些书都是用韵文写的—除了原本就是以英语写作的《失乐园》之外,其他的史诗都有散文的诠释作品出现,以帮助我们理解。真正的困难似乎在于如何跟随作品逐步升高那种环绕着主题的追寻。阅读任何一部重要的史诗对读者来说都有额外的要求—要求你集中注意力,全心参与并运用想像力。阅读史诗所要求的努力确实是不简单的。

时下的新诗正在走向穷途末路,这是不争的事实。新诗是否会在一个不太远的将来,在没有挽联、鲜花,没有遗容、瞻仰者的情况下,悄然离世呢?对于当下不务正业的伪诗人和那些胡吹乱捧者,俨然就是新诗的掘墓人。新诗何去何从?已是山穷水尽疑无路,能否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也该警醒了。

    好多人口里的“比较文学”,其实是“对比文学”。专注于发现点滴不同,置那么多共同点于不顾,仿佛流行的“找茬”游戏。这是两种思路:比较,更多的是求同;对比,倾向于求异。钱钟书论中国诗的特点,这句话才是关键: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把豆腐花汤圆,德国法国,婉约豪放,套进这句话,道理都通。

如果把小说比作洞明练达的智者,散文比作秀外慧中的俊彦,诗歌则是才情高蹈的雅士。

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中西诗不但内容常相同,并且作风也往往暗合。斯屈莱欠就说中国诗的安静使他联想起魏尔兰的作风。我在别处也曾详细说明贵国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

  在狭隘与广泛的定义之间,有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只要他们觉得适合,就会承认那是诗了。如果我们想要特别说明出这核心概念是什么,我们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而我们不打算这么做。此外,我们也确定你知道我们在谈的是什么。我们十之八九敢肯定,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确定你会同意我们所说的X是诗,Y不是诗的道理。这个概念足够说明我们的议题了。

近代以来,出于“开民智”、“强中国”以摆脱民族危机的现实需要,小说戏剧取代了诗歌的地位,从而占据了文学殿堂的中心位置。在这场新旧交替的历史演变中,最为情绪化和最具个性特征的诗歌,仿佛一夜之间被拉下“神坛”,诗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受人冷落和嘲笑,读者分化失散严重,诗刊生存艰难,“诗歌”也沦落至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困境。

    词分豪放、婉约,其实只是个概要的“一般印象”,它是不负责做细致的区别,应对例外情况的。同是婉约,李清照与柳永的风貌绝不一样,易安词要更含蓄,三变词就显得淋漓尽致。晏殊呢,雅致些;韦庄呢,清丽些。我们看西洋人,自然是金发碧眼,全一个样。西洋人看我们,料必也是懵懵懂懂,傻傻的分不清楚。国人看国人呢,跟浸润宋词几十年的专家并无差别:广西人的额头是这样的,江浙人的颧骨是这样的,内蒙人的眉毛是这样的,河南人呢,更不得了,连他们骨子里的味道,都嗅得出来。

我国古代诗歌由四言发展为五言,经过了千年的漫长岁月。南朝萧统编写的《昭明文选》中辑录的东汉末年无名无题的《古诗十九首》,乃“千古五言之祖”,刘勰的《文心雕龙》称之为“五言之冠冕”。从形式上看,仅增添了一字,实则将句法由单一的2/2结构演变为富于变化的2/1/2或2/2/1结构,扩展了诗句的表达内容和表现形式,大大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为格律诗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空泛联接着确切。

  爱却不因短暂的钟点与周期而变貌,

这两年,诗人余秀华横空出世,震惊诗坛。随之而来的,也有铺天盖地的质疑或诋毁。认为她是市场化了的诗人,媒体宣传包装过度,名不符实。凭心而论,余秀华是有才气的,她的作品也是小情调中的佼佼者,的确并不适合成为诗的主流。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余秀华的出现,对于新诗而言,是一件好事。最起码,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新诗,有更多的人开始读新诗。其实,诗歌界也不用再自欺欺人了,当下诗歌创作的败绩的确令人痛心,可闭上眼睛、充耳不闻,显然并非是明智之举。

    作概论就是傻瓜。

诗是文学的源头,中西皆然。西方文学的起源是《荷马史诗》,后加工润色为《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与《圣经故事》共同成为西方文学的奠基。我国文学的起源是《诗经》《楚辞》,“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的“风骚”,即分指《诗经》中成就最高的“国风”和《楚辞》的代表作《离骚》,诗人亦谓骚人。

够了。不再有了。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样美了。

  我们的建议是要读得很快,而且全神投人。我们说过,最重要的是要让想像的作品在你身上发生作用。这也就是说,让角色进入你的心灵之中,相信其中发生的事件,就算有疑惑也不要怀疑。在你了解一个角色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之前,不要心存疑虑。尽量试着活在他的世界里,而不是你的世界,这样他所做的事就很容易理解了。除非你真的尽力“活在”这样的虚构世界中,否则不要任意批评这个世界。

汉字是方块字,有四声的声调变化,音律铿锵。从本质上来讲,汉语是诗的语言,我们的古代先辈深谙此中三味。中国古典诗歌有着一整套完整成熟的格律要求,如果不懂得这套规范,不要说写诗,就是读诗,也读不出奥秘何在。这套规范建立在合乎古代汉语特殊规律的基础上,也铸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殊审美风格。新诗则打破了这套规范,不讲究格律。由于没有格律,“诗”和“非诗”之间就没有了确定的界限,正因如引,就可能为一些根本不懂诗的人提供了厕身诗坛的一席之地,滥竽充数。

    作概论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养成偏见,进而成为文化本位主义。作概论往往看不到共同点,不利于融合,甚至演变成歧视。所以,让我们记住布莱克的快语吧: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中国诗的一般印象

  ※ 如何阅读抒情诗(Lyric Poetry)

我国古典的诗歌,尽管主题繁杂,但是大致可分两类,一种与我国古代农耕田园生活相适应,可以称为“田园诗”;一种与儒家诗教历来倡导的风雅有关,为现实服务,称为“抒情诗”。

    德国严谨,法国浪漫,北方人豪爽,南方人细腻。有次在长春,酒桌上表现得差强人意,那位当地人是这么夸人的:哥,您可像我们东北人啦!嗯,虽然别扭,毕竟是在夸奖。总好过哪天有人说你“怎么像个河南人似的!”做个河南人,该有多委屈啊。

读好诗,令人齿颊留香,欣然忘俗。

贵国爱伦· 坡主张诗的篇幅愈短愈妙,“长诗”这个名称压根儿是自相矛盾,最长的诗不能需要半点钟以上的阅读。他不懂中文,太可惜了。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二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当然,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可是,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外国的短诗贵乎尖刻斩截。中国诗人要使你从“易尽”里望见了“无垠”。

  在开始之前,必须再提一下前面已经提过的阅读一本书的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是主动又有要求的读者一定会对一本书提出来的问题,在阅读想像文学作品时也要提出这些问题来。

“池塘生春草”,“白杨多悲风”,“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种自然山水清幽之境是从前农耕田园所特有的美,是诗人内心受触景生情,由感而发。这种睹物生情,追求意境与韵味的田园诗歌是古典诗歌中的尚情之作,美不胜收。

我们喜欢作概论,喜欢对事物做出笼统、概要的评判,总是满足于表面的认知,借用钱钟书在《谈中国诗》里的概念,我们喜欢停留在对事物的“一般印象”里,津津乐道。

我国新诗的兴起,受西方文化流入的影响颇深,用白话写诗,形式、韵律不拘一格。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出新月派、现代诗派、九叶派等流派,代表人物有现代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穆旦等;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朦胧诗盛行,北岛、顾城、食指、海子、舒婷等当代诗人风头一时无两。

这就是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我愿意换个说法,说这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济慈名句所谓:

  在阅读抒情诗时,前面这两个规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能读诗,只要能遵守前面这两个规则来读,就会发现比较容易一些了。一旦你掌握住一首诗的大意时,就算是很模糊的大意,你也可以开始提出问题来。就跟论说性作品一样,这是理解之钥。

新诗,没法走古典诗的老路子。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一样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灰蒙蒙的城市,千篇一律。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所组成的水泥森林,高层、高密度的建筑物,已成为中国都市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大规模地建设,古宅古迹消失殆尽,拙劣的仿古建筑却不断地拔地而起。城市里,一年四季不再分明,景色几乎毫无变化。钟嵘在《诗品序》中,将“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禅,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师者也,”然而当下,我们的诗人对此还会有感觉吗?恐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之类的诗句也只能在想象中了,现实生活里,这种感觉是一丁点也找不到了。

    苏轼还不豪放?你读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比柳永还凄苦。李清照该是婉约正宗吧?“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跟东坡也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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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诗》出自钱钟书作品《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本作根据钱钟书自己的一篇讲稿节译而成。原稿为英文,是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对美国人的演讲。

  感觉到多么快速,多么神秘,

新诗是中国现代诗歌主体,泛指“五·四”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诗人在吸取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对新诗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生涩逐渐成熟,最终形成了多样化的艺术潮流。

    痴心女子负心汉,女子就负责痴情,男人都是忘恩负义之徒;情况要是倒过来,就是一场举国狂欢的好戏。戴着手串拿保温杯的,都是油腻腻的中年男子;大妈们不在广场上跳舞,就在景点里披着各色纱巾自拍。充斥着网络的,尽是这类文章:“女人,一定要懂得……”

我国古代诗歌的范围包括诗、词、曲、辞赋。词又名诗余,曲又名词余;赋可分为辞赋与文赋,辞赋近乎诗,文赋近乎文,如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归于诗,而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等属于散文,以其对声韵的要求不同而异。

我们的诗人也说,“此时无声胜有声”;又说,“解识无声弦指妙”。有时候,他引诱你到语言文字的穷边涯际,下面是深秘的静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这样你会发现读诗并不太困难。而在读马维尔(Marvell )的庆典抒情诗《给害羞的女主人》(To His Coy Mistress)时,你也不会有困难。因为这首诗谈的是同样的主题,而且一开始便点明了:

其实,新诗没有格律,更难写。因为这样的诗,依靠的是内在的韵律。但是又因为“内在的韵律”根本就是一个含混不清的东西,毫无标准可依,所以也就导致了良莠不齐的现象产生。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等人都曾经致力于新诗格律的探索,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呼唤建立新诗格律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但喊了数十年,仍然无法实现。

    譬如饮食。“南甜北咸”,一个如此笼统宽泛,极不严密的概括,居然深入人心。我们可以全然不管豆腐花、汤圆的实质,而在该吃甜还是咸的佐料问题上,大打出手。粤菜清淡,川菜嘛,就会一味辣。有位在本地开川菜馆的师傅,跟我抱怨:客人一看辣子少,就拍桌子,“没有辣椒,你们是不是正宗的川菜?”我现在做菜放的辣椒,比在重庆时多一倍!哪子个回事哦?

读诗,读什么?怎么读?我不是诗词鉴赏专家,没有专业的眼光和见解,只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谈谈自己的一点浅见,期有幸能与各位行家里手交换一些读诗的感受和体悟。

中国诗人呢,他们都像拜伦《哀希腊》般地问:

  我们所阅读的大部分是故事书,各种各样的故事。不能读书的人,也可以听故事。我们甚至还会自己编故事。对人类而言,小说或虚构的故事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

最近二十余年以来,诗歌明显处于失重状态。一些所谓的诗人,常常发表一些梦呓般的、毫无意义,让人感到不知所云的东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这首诗出自当代的某位诗人,不知道这位诗人现在还能否认得出这是自己的诗。吹捧这些诗歌的人,良知安在?这是诗还是文字垃圾,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市井生活?如果只是为了看这些鸡零狗碎、毫无新意的东西,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还用得着来念诗吗?我不能臆测其他人读了之后会怎么想,反正我读了之后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戏为六绝句》

诗的发展

  对论说性作品所提出的问题是文法与逻辑上的问题。对抒情诗的问题却通常是修辞的问题,或是句法的问题。你无法与诗人达成共识,但是你能找出关键字。你不会从文法中分辨出来,而是从修辞上找到。 为什么诗中有些字会跳出来,凝视着你?是因为节奏造成的?还是押韵的关系?还是这个字一直在重复出现?如果好几段谈的都是同样的概念,那么彼此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你找出的答案能帮助你了解这首诗。在大部分好的抒情诗中,都存在着一些冲突。有时是对立的两方—或是个人,或是想像与理想的象征—出场了,然后形容双方之间的冲突。如果是这样的写法,就很容易掌握。但是通常冲突是隐藏在其中,没有说出口的。譬如大多数的伟大抒情诗—或许最主要的都是如此—所谈的都是爱与时间、生与死、短暂的美与永恒的胜利之间的冲突。但是在诗的本身,却可能看不到这些字眼。

目前,国内的许多地方都有古典诗歌爱好者的自发组织和内部刊物,从而印证了古典诗歌至今尚有其艺术魅力,而新诗不过百年便已沦落至此,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居高临远,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深入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本来各有利弊,但作概论会更有市场。因为了解每棵树的差异,花时间,费精力。概论一编成简洁明快的口号,就朗朗上口,大行其道。

我国古诗按体裁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

中国诗只是诗

  在这里望向地球正午的最高处

现在读新诗的人究竟还有多少?数据不得而知。然而“新诗已经没落”的说法却在文坛已经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曾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诗歌,如今却颓败萧条,黯然失色,除了诗人和研究者之外,几乎没有人有兴趣去触碰这个不讨喜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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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体诗多为歌行体,篇幅长短不限,句子字数不一,不要求一韵到底,灵活自由度较高。李白成就最高的诗歌当属古体诗,此乃诗仙豪放不拘的性格和天马行空的文风使然,脍炙人口的《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都被选入初高中课本必读必背篇目。杜甫的“三吏三别”也属古体诗,记叙成分较重,世称“诗史”,但并非史诗。

那灰色的歌曲

  第四个问题是,这本书与我何关?在论说性作品中,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采取一些行动。在这里,“行动”并不是说走出去做些什么。我们说过,在阅读实用性书时,读者同意作者的观点—也就是同意最后的结论—就有义务采取行动,并接受作者所提议的方法。如果论说性的作品是理论性的书时,所谓的行动就不是一种义务的行为,而是精神上的行动。如果你同意那样的书是真实的,不论全部或部分,你就一定要同意作者的结论。如果这个结论暗示你对事物的观点要作一些调整,那么你多少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看法。

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和《致青年公民》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你在哪里?山谷回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贺敬之、柯岩的这些诗句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耳畔。再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曾经感动过一代青年。

诗,文词极精简,讲究炼字炼句,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之说。诗,意境极深远,以含蓄婉曲为美,直则无趣。因而,简单地按照字面义去理解,不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甚至南辕北辙、指东道西,把握不准诗的内涵,读不出诗的本味。

他们在何处?你在何处?

  大多数剧本是不值得阅读的。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剧本并不完整。剧本原来就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要演出的。有许多伟大的论说性作品,也有伟大的小说、故事与抒情诗,却只有极少数的伟大剧本。无论如何,这些少数的剧作—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得斯(Euripedes)的悲剧,莎士比亚的戏剧,莫里哀(Moliere)的喜剧及少数的现代作品—都是非常伟大的作品。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包含了人类所能表现的既深刻又丰富的洞察力。

当然,我们也可以为新诗辩护,是因为商业化的时代,读者素质不高,庸俗的大众文化占据了广阔的文化市场,同时影视艺术的强劲冲击和自媒体、网络文学的左右包挟等等,造成了“新诗”的没落。这些理由乍一看都是强有力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辩证法的一个古老思想: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在最理想的外在条件下,石头也孵化不出小鸡,新诗也是这样。我们不妨更多地从新诗自身来找原因,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外因的冲击,这样可能对新诗的发展更为有利。

学生时代,一度迷上诗词的我,手抄过《红楼梦》一书的全部诗词,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席慕容第一本诗集《七里香》里的每一首诗,装模作样地揣着《普希金长诗集(上)》和《普希金长诗集(下)》两块“砖头”晃进晃出,还专心致志地啃过摆在家里书柜里竖版繁体的《西厢记》。

据有几个文学史家的意见,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可不然。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所谓“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所以,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中国诗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以后就缺乏变化,而且逐渐腐化。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里数见不鲜。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中国的逻辑极为简陋,而辩证法的周到,足使黑格尔羡妒。中国人的心地里,没有地心吸力那回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喻经》说一个印度愚人要住三层楼而不许匠人造底下两层,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这因为中国人聪明,流毒无穷地聪明。

  不光是现代抒情诗难懂。许多好诗用词都很复杂,而且牵涉到他们当时的语言与思想。此外,许多外表看起来很简单的诗,其实内在的架构都很复杂。

早在1921年1月,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进而将一大批诗人集合在了一起,同时还扶植了一批后起之秀,比如周作人、冰心、戴望舒、朱自清、郑振铎、王统照、徐志摩、梁实秋等等。他们以真情实感“表现社会人生”,新诗由此进入“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

诗歌的形象,既有普遍的象征义,又有作者个性化的阐释。花鸟鱼虫世间万物、季候时辰更替变化,皆可成为引发诗人或思或感、或喜或悲的媒介。以“月”为例,月是诗词中出现频率趋高的意象之一,可思乡怀人,可寄情助兴,可喻美人美德,可寓忠心爱恋。

西洋读者

  在故事书中—小说、叙事诗或戏剧—公理正义确实是存在的。人们得到他们该得的。对书中的角色来说,作者就像上帝一样,依照他们的行为给他们应得的奖励或惩罚。在一个好故事中,在一个能满足我们的故事中,至少该做到这一点。关于一个坏故事最惹人厌的一点是,一个人受奖励或惩罚一点都不合情合理。真正会说故事的人不会在这一点上出错。他要说服我们:正义—我们称之为诗的正义(poetic justice)—已经战胜了。

从历史看,我们曾经是一个诗歌大国。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曾经讲过,从《诗经》开始,以后的两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类型。”那时,不仅读书人写诗,官员也写诗,甚至皇帝万岁爷和黎民百姓都写诗,可谓全民皆诗。《诗经》、《古诗十九首》直到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我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

诗歌的语言,不追求险僻,常于平易处见奇崛。巧妙地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词性转换(词类活用),往往能取得异乎寻常、令人拍案的表达效果。被奉为经典、广为流传的当属“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和“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另有受林黛玉推崇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直”“圆”,都是常见常用字。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由境悟象,披情入理,方能解其妙用。

微风收木末,

  被陈腐的岁月掩埋就是辉煌的代价

目前的新诗创作,大多诗人都是在小圈子里自我陶醉。任何一门艺术,不被大众所接受,前景必定堪忧。这可并不是在吓唬人,因为已经职业化了的诗人和包括诗歌报刊等一整套诗歌生产运作机制,决定了诗歌必然是为大众生产的。显然不同于恋人之间的私下传阅和交流,否则何必发表呢?

虽孟浩然求官之心太炙,颇受微词,但他的诗确有独到之处。如“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十个字,六个名词六样景,四个形容词点明景物特征,并联景成句;景物描写层次分明,由远及近,由上而下,由面到点,最后以特写镜头推出一轮倒映在水中的明月;后两个形容词又可解为动词,化静景为动景,融入了诗人的独特感受;景中含情,情感表达迂折往复:愁思难遣,极目远眺以抒怀,而荒野空阔,暮天低垂,使人倍感压抑;垂首自伤,引发客愁的月竟成了善解人意的朋友,悉心陪伴身侧,予人以慰藉。

中国诗的特征

  其中一个理由是:小说能满足我们潜意识或意识中许多的需要。如果只是触及意识的层面,像论说性作品一样,当然是很重要的。但小说一样也很重要,因为它触及潜意识的层面。

不久前,我应邀参加某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大学生的一次课堂讨论,其中有一个学生宿舍,共有五个人,都是诗歌爱好者。每晚熄灯后,他们卧榻谈诗,日复一日。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五个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喜欢现在的新诗,不仅如此,甚至强烈地表示出了他们的厌恶,这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于是,我开始考虑这其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诗经》为现实主义风格,民风民俗历历可见,但仍以“言志”为要;《楚辞》为浪漫主义风格,高歌咏志,《离骚》被称为我国古代第一首抒情长诗;汉乐府录有叙事诗,“乐府双璧”《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皆围绕情感表达而设;唐诗、宋词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完美地展现和诠释了抒情诗的精髓;然后才有戏剧诗——元杂剧和明清折子戏,而散曲仍重在抒情;后,古代诗歌逐渐式微。钱钟书先生在《谈中国诗》中评道:“中国诗是早熟的。早熟的代价是早衰。”

什么是中国诗的一般印象呢?发这个问题的人一定是位外国读者,或者是位能欣赏外国诗的中国读者。一个只读中国诗的人决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他能辨别,他不能这样笼统地概括。他要把每个诗人的特殊、个独的美一一分辨出来。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一样,避免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他会牢记诗人勃莱克的快语:“作概论就是傻瓜。”假如一位只会欣赏本国诗的人要作概论,他至多就本国诗本身分成宗派或时期而说明彼此的特点。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因为也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有居高临远的观点。因此,说起中国诗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这立场是比较文学的。

  无垠的远方横亘在我们之上

对于具有现实意义的抒情诗,我们参照西方的诗歌,比如《伊利亚特》或《神曲》等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诗歌基本上都是短篇,极少有叙事诗,虽然也有《孔雀东南飞》和《长恨歌》,但是在数量和规模上仍无法和西方诗歌相比。儒家诗教历来倡导“风雅”,要求诗歌要尽可能为现实服务。“诗言志”,古老的诗学命题早已包含了中国古代政治抒情的传统。从《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到白居易的“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均莫不如此?这其实是我国古代经世致用的人文精神在文学领域的投影。

西洋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没有史诗,发轫即为抒情诗,戏剧诗的产生远远滞后于抒情诗。

农夫倦步长道回家,

  譬如小说中的一个角色继承了遗产,或发了大财,我们通常也会跟着高兴。无论如何,这只有当角色是值得同情时才会发生—意思就是我们认同他或她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也想继承遗产,只是说我们喜欢这本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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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体诗即格律诗,又分绝句和律诗,绝句四句,律诗八句四联,有五言和七言两类。以章法论,大都遵循起、承、转、合四个步骤,平仄、韵律、用典等方面有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律诗,颔联和颈联的上下句需两两对偶,句式工整。杜牧的五绝、王昌龄的七绝,杜甫的五律、七律,李商隐的七律,都是格律诗的代表。词有词牌,曲有宫调、曲牌,也是格律的款。

鸟眠静不噪,

  阿契伯·麦克莱西(Archibald MacLeisch)的诗《你,安德鲁·马维尔》(You,Andrew Marvell),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但所谈的主题却

(注:按文学分期,1919年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称现代;新中国成立后,称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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