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给商人作传呢,管仲发明

作者: 实用文摘  发布:2020-01-21

    第一,管仲发明“四民说”。也就是政府要让士农工商各营其业各处其地,不得乌合:“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一句话,商人可以蒙头发大财,但是各阶层之间不能杂处,不能联合,否则他们整天乱说,想成些事太容易了。

春秋时期的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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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左传》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又称“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尽管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还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的商人,但是已经是一种专门职业,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曰:“成民之事者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并且由于商人必须善于“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并且还要能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古时虽然泛言商贾,实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周礼·天官·大宰》之职曰:“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孙诒让注云:“行曰商,处曰贾者。《司市》注云:‘通物日商,居卖货曰贾,义与此同。’……《白虎通义·商贾篇》云:‘商之为言商也,商其远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行日商,止日贾。’可见,春秋时期,由于公社内部已经有了量变,有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分工,出现了一种“商”,专门从事远程贩运,组织货源,所谓“服牛辂马,以周四方”的就是这些人;另一种是“贾”,即居肆列货,“以待民来,是直接向消费者售卖,“以求其利”。

《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国韩宣子要郑国商人的玉环,子产不给。后来郑国商人虽然私下同意,但他却说: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嵩、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

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可见,这个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经营,尚是“工商食官”下的商人无疑。春秋时期,还有两则关于商人的故事。一是公元前627年,郑国商人弦高到周去作生意,路遇偷袭郑国的秦师,他用皮革和十二头牛,假托君命犒劳秦师。秦人认为偷袭消息已经泄漏,便将军队撤回①。另一则是公元前597年,秦、楚间的邲之战中,晋国大夫荀莹被楚所俘。郑国商人到楚国经商时,曾经准备把囚在楚国的晋大夫荀莹秘密置于货车中营救出来。这显然非用金钱贿赂楚国的看守人员不可,没有雄厚的财力是办不到的。后来没有成为事实,楚国把荀莹释放了。而后,荀莹在晋国见到了那个商人,非常感激他,而那个商人却说:“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②。这两则史实告诉我们,他们都不象后来的那种自由经营的商人,而很象“工商食官”下的商人。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市场上进行,即所谓“处商就市井”,但是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掌握物价。据《左传》载,郑、卫、宋国都有诸师;鲁国有贾正等官吏管理市场。当时的官府商业和官府工业一样,主要是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的需求,不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商业贸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实际上阻碍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春秋时代虽然是以“官商”为主,但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逐渐量变,列国中也出现了有钱有势的大商人。例如:《国语·晋语八》云:“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这些富商大贾,显然已非“官商”,当是“无寻尺之禄”的“私商”。这些富商由于积累了大量财富,常常经营高利贷,所以《晋语八》中,也就有了栾桓子“假贷”的记录。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有着类似的心肠,他因此得罪了雅典的贵族,被以不信神和毒害青年的名义起诉,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我就像一只牛虻,整天到处叮着你们不放,唤醒你们,说服你们,指责你们……”

3、管仲佐政

我们前面讲了管仲如何变法,基本上这么几条,首先改革的中心点在哪里?就是将分散的资源集中化。

经济上,首先解决齐国没钱的问题。这么几条

其一、齐国国内所有资源收归国有,对于工商有专门人进行管理。这就可以把资源的价值全部归国君所有。原来这些钱要么归宗室子弟,要么是商业大贾,国君没钱。

其二、四民分业,一视同仁。四民分业,增大社会分工精细化,提高效率。四民平等,其中工商获取利润大,通过税收,收归中央。

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大量利润,收到中央。中央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国有企业。

政治上,做到两条

其一、严明法律,道德佐之。

其二、百官严肃,增大君主政令的通达度和百官的执行力。

军事上,做到三条

其一、寄军令于内政,军政合一

其二、兵民一体

其三、提升兵士之间凝聚力和密切程度。

下面管仲讲,人才怎么选拔。人才选拔跟另一个问题密切相关。

据《国语 齐语》记载

正月之朝,乡长复事。君亲问焉,曰:“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二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公又问焉,曰:“于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是故乡长退而修德进贤,桓公亲见之,遂使役官。

齐桓公问:“在你们乡有没有平时勤奋好学、孝顺父母、聪慧而本性仁厚、乡中美名远播之人呢?有,就要上报,否则就要受惩罚。”

齐桓公又问:”你们乡里有没有武功勇猛,胆识过人呢?有,就要上报。“

齐桓公又问:”你们乡里有没有品德恶劣,不孝顺父母,不尊重乡邻,骄傲狂躁,不守法度之人呢?有,就要上报,如果不上报就是私下勾结。“

这样一来,齐桓公召见那些品学兼优之人,委以重任。

桓公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且选,选其官之贤者而复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悫以待时,使民以劝,绥谤言,足以补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与之语,訾相其质,足以比成事,诚可立而授之。设之以国家之患而不疚,退问之其乡,以观其所能而无大厉,升以为上卿之赞。谓之三选。国子、高子退而修乡,乡退而修连,连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轨,轨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政既成,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夫是,故民皆勉为善。与其为善于乡也,不如为善于里;与其为善于里也,不如为善于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终岁之计;莫敢以终岁之议,皆有终身之功。

齐桓公命令各部门每年记载有功之人,进行选拔,选拔那些在任内工作出色之人。如果某地有工作出色,德行美好,职务兢兢业业的完成,勉励百姓,平息诽谤,这样的人,桓公亲自召见,来确定是否升职。审查时,桓公会问他,如果国家发生了大祸患,应该怎么办?接着跟乡长调查了解,确定没有大过恶,就升任上卿的助手。

这样一来,一般人家有德行之人都可以得到举荐,一般人家品行恶劣之人都可以得到惩处。乡里的人都跟品行优良之人为伍,而羞于与犯上作乱者同行。这样所有百姓都在勉励学好,士不会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有了一年的打算,有了一辈子建功立业的准备。

其实这段描写,很重要。为什么呢?前面都是管仲如何如何,好像齐桓公称霸就是依靠管仲,但作为君主亲贤臣远小人是一种表现,另外君主应该以身作则。当然是因为当时齐国国小,如果是现在的领土面积,领导人是不可能一个个召见的。但是齐国的强大,依靠制度的变革。我们曾经讲过出门打仗,我怎么弥补我安全感的缺失,这里就提示了,就是所有地方机构,吏治清明,遵纪守法。那怎么做的呢?

第一、选拔人才,齐国的”三选“,分成三步骤。

1、各地方推荐人才,齐桓公亲自考核

2、将人才实习调用

3、将实习期内有政绩的人才,重新考核,委以重任

其实这三步骤,历朝历代都在沿用,但是效果完全不一样。齐国因此而强大,但是其后王朝,即使用了,也没法达到齐国的程度。这是为什么?

最大原因统治区域变大,监察体系不完备,各个环节贪污腐败横行。

第二、严明法度,全部机构纳入法律系统。有善奖赏,有恶必罚。

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对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茍;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对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是故正之政听属,牧政听县,下政听乡。”桓公曰:“各保治尔所,无或淫怠而不听治者!”

桓公问:”伍鄙怎么办?”

管仲说:“相地而衰征,百姓就不会随意迁移。政令不分亲疏,百姓就不会苟且。管山泽官员,严令遵循捕捞的时节,百姓就不会去企图侥幸获得。沃土、山林、水井、田地平均分配,百姓就不会怨恨。不去抢夺农夫耕种收获的时节,那么百姓就富庶。不要随意征用牺牲(祭祀的牛羊),那么牛羊就能生长繁殖。”

管仲说的几个要点。

其一、相地而衰征,是什么意思呢?这和周代一项制度有关,就是井田制。什么是井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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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下,所有土地都归周王所有。周王把土地各级分封,各个贵族占有土地。贵族当然不可能去亲自耕种,于是召集农夫耕种,耕种的所有归贵族所有,贵族把其中一部分上交周王。其余归自己所有。井田制下有公田(分封下去的土地)和私田(荒地、无主),理应先耕种公田,再耕种私田。开始制定制度,是可以这样执行的。因为生产力水平低,连公田都耕种不完,没有多余的能力去耕种私田。但是铁器出现了,导致效率变高,耕种完公田,还可以耕种私田。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干脆我直接耕种私田,得来的东西全部归自己所有,就没有义务给周王缴纳贡赋。这样经济的资源全部分散在各级的宗室。现在管仲下令,按土地肥瘠来确定税,那么私田考虑不考虑进去?考虑进去,这样就把土地私有给个人。而且从劳役地租变成实物地租。说白了就是原来是用无偿劳动去尽义务,现在改为实物(个人一半,国家一半)。那自然原来劳动者就懈怠,反正干够时间就行了。现在如果我多劳多得,给了国家的,其余归自己所有,积极性立马提高了。

第二、节用而爱人,君主不能横征暴敛。

接着桓公问:“怎么划分百姓居处?”

管仲说:“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设立五个大夫,让他们分别监察各属的政务。逐级治理。”

正月之朔,五属大夫复事。桓公择是寡功者而谪之,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独寡功?教不善则政不治,一再则宥,三则不赦。”桓公又亲问焉,曰:“于子之属,有居处为义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桓公又问焉,曰:“于子之属,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悌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五属大夫于是退而修属,属退而修县,县退而修乡,乡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而退而修万。是故匹夫有帅,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政既成矣,以守则固,以征则强。

五属大夫来汇报工作,桓公挑出问题进行谴责,说:“大家划定的土地一样,分属百姓一样,为什么你的成绩小?一次、两次就算了,三次还这样,就不赦免罪责。”

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桓公曰:“若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埸,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

桓公说:“现在我要讨伐不义之臣,我要争霸。”

管子说:“不行,邻国没有亲近我们。你如果打算当霸主,要使邻国的人亲近我们”

这个说法跟后来战国时期的远交近攻不是一个路数,是因为齐桓公要的是霸主,不是统一天下。

桓公问:“怎么办呢?”

管子说:“审定我国的国界,归还掠夺的土地。确定边境的土地、资源,不要掠夺领国的资材。准备丰厚的礼物,看望各国诸侯。这样四方诸侯都会依附于我。组织四方游说之士,让他们周游天下,观察各国君臣的喜好,选择骄奢淫逸的攻打他们。”

桓公问曰:“夫军令则寄诸内政矣,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轻过而移诸甲兵。”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宥间罪。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说:“齐国没兵器怎么办?”

管仲说:“让有罪之人,拿出兵器来赎买。死刑的犀甲一戟。轻罪的轻罪赎以鞼盾一戟,小罪用钱买。赦免没有钱的罪人。为求诉讼的真实,拘禁当事人三天,审核他们诉词,如果诉词坚定不变,让双方用箭矢发射下,听判。”

这样一来,管仲改革基本上就完成了。管仲改革用一句话概况就是

将分散在宗室的资源集中于君主手中。

用另外一句话概况就是

建立民间与政府之间的信任感。

当然管仲改革还有非常多的要点,以后还会提交。

但是管仲改革,出现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没有反对派?通篇就是讲管仲怎么改革,既得利益集团在哪?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没有反对派。就算现在的改革开放,初期没有反对派的原因在于文革使整个民族陷入危亡境地,不改不行嘛。但是改革到一定深处,既得利益马上就出来了。

我们假想这场改革的反对派应该是谁?太多了,资源国有化,那自然资源原来的拥有者,肯定不干。那资源的拥有者是谁啊?宗室子弟和商业大贾。所以改革肯定要得罪这一批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把军权收归到君主手中了。

可是到了汉代汉武帝时,史官司马迁却大胆的在《史记》中写了一篇《货殖列传》。他将商业活动和经济领域中,所涌现出来的这些优秀的人士,单独为这些人士写了一篇文章,从三皇五帝到当时的汉武帝时期经商以及负责把商贸发扬光大的人全都记载在里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业论述商业的经济学的论文。司马迁给商人作传呢?简而言之,因为司马迁意识到了商人的重要性。

    第四,一些小手工业者已被允许在自己住所的前屋接受加工订货。这就是所谓的工商合一,前店后坊,逐渐发展为中国商业中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

由于齐国的努力,中原地区有效的抵御了蛮族的入侵,使得华夏衣冠得以保全。所以,孔子称赞管仲,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大家要穿着蛮族的衣服了。言下之意,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中原各国就会成为亡国奴,文化毁坏,华夏不存。

2、管仲变法

齐桓公就得问,管仲是不是这么大才能。我们以后要讲商鞅,这两个人都是经天纬地之才,两人首次见君主,我们可以对比地看。据《国语 齐语》记载

比至,三衅、三浴之。桓公亲逆之于郊,而与之坐而问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裂,戎士待陈妾之馀。优笑在前,贤材在后。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此若何?”管子对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比缀以度,竱本肇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

到了齐国,洗澡。然后见齐桓公。齐桓公说:“齐国齐襄公,人品确实不咋地,国政不修,宠爱文姜,修建宫室表彰自己,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前线战士是吃不饱,睡不暖,而宫中的优伶确是为襄公而喜爱。人才纷纷流失。一句话,国家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寡人不才,愿振兴齐国,但是忧虑齐国怎么治理啊,愿先生教我。”

其实齐桓公说的这个话,有玄机。齐桓公想不想当霸主,当然想,前面鲍叔牙都说了。但是齐桓公问管仲都是治理内政之事,丝毫没有提霸主之事。

管仲说:“治理百姓有这么几点,

其一、制定法律,让老百姓遵循

其二、不能疯狂榨取民脂民膏,节用而爱人

其三、让老百姓遵纪守法,赏赐奖励善行,刑罚纠正恶行,治理根本,再关注细节

其四、按年龄大小,制定伦常次序

这就是治理国家纲领“”,其实大部分跟鲍叔牙说的差不多。

齐桓公说:“那具体怎么做呢?”

管仲说:“简单,八个大字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用白话文讲就是,该干嘛干嘛去。士农工商,你该干什么,就好好干。

这就是“四民分业论”,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四民就应该归为一类。

接着管仲说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四民,不要杂处,杂处就会出现各种言论。农就处于田野。商人就处于市井。工就处于官府(世袭),士就处于环境清静之地。

“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

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申其四时,辩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

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

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耞、芟,及寒,击草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改良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鎛,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沾体途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生物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国语 齐语》)

那为什么要四民分业呢?

其一、相语以事,相示其巧。就是互相交流经验,一天到晚从事该行业。

他举了四个例子,

1、士,如果士都聚集在一起,平常无事之时,和父老谈论信义,和子弟谈论孝顺。侍奉国君,谈论恭敬,跟年幼的谈论要尊敬兄长。从小学习,就不会见异思迁,那么教育不用督促就可以学好。士人就能长久的保持自己的身份。

2、工,如果工人集中起来,从早到晚,交流工艺的事情,去审查四季的需要,辨别器物的优劣,衡量他们的用途,选择材料的好坏,制造时是否协调,互相学习,互相观看手艺,他们子弟从小就学习这种事情,那么就不会见异思迁,因此他们的父亲就不需要督促人就可以学好工艺,这样,工匠子弟就能长久保持工匠的身份。

3、商,如果商人集中起来,审查四季需要,观察物品贵贱,了解市场的需求,然后召集人手,贩卖物品到四方,交换物品,贱买贵卖。从小就学习这种四起,谈论的都是生财之道,他们就不会见异思迁。而父兄也不需要督促,才会商业。商人子弟就能长久保持商人的职业。

4、农,农夫集中在一起,审查四季的农事,检查农具,四季都在努力干活。他们子弟看到他们如此,就不会见异思迁,这样,不用督促,就可以学习好。

而住在田野,他们中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当士,这一定士真才实学。

这就是著名的四民分业。这种社会分工的职能,中国如此之早就发现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管仲这四民和以后的四民完全不一样。商鞅完全就是摒弃商业,重视农业。但是管仲没有这个意思,四民首先是平等的。这种思想太了不起了,首先各国早期都是重农思想,中国又是农业国家,而管仲却能四民并举。这种思想可能与齐国所处的地缘位置有关。据《史记 齐太公世家》记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但是管仲的思想也体现了春秋时期,世袭的观念。从大的方面看,就是效率和稳定的关系,这对关系是非常麻烦的关系。首先讲究效率,就不太稳定。而讲究稳定,就损失效率。管仲提出一种理想模型,就是大的方面四民分业,使得社会分工精细化,这样就可以提高效率。而四民分业,四民就不会见异思迁,那么就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形态。当然这是理想状况下的情况。

分工出现之后,劳动生产力得到了最大的增进,运用劳动时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也得以加强。(《国富论》)

实际情况下,很难完全重现管仲所想,因为分封制不断解体,士阶层不再是贵族所专有,那么其余三民就会变动,不可能出现权力永远在某个阶层。

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对曰:“制国以为二十一乡。”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

那怎么决定民众的居处。管仲说:“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

这样管仲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军士和农人十五乡。这里可以看到,管仲把工、商划为一类。士、农划为一类。我没看按常理看,士、农地位比较高,士是贵族,而农为国之根本。而工、商应该次之。但是管仲厉害就在这,两类一视同仁。

接下来更厉害,管仲把国事划分为三个部分,设立三官,管理农、工、商。设立三卿管理群臣,设立三个属官管理工匠,设立乡官管理商人,设立三个虞官主管川泽,设立三个衡官主管山林。

这是干吗?山林川泽其中资源全部收归国有,而农、商、工三民管理,国家就可以从中谋取暴利。政府将资源国有化,形成垄断经济,国家就成为一个企业。有了钱,才能争霸天下。

”但是你去搞军事,其他国家不去搞吗?我们必须把军事和政治联合起来公曰:“安国若何?”管子对曰:“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桓公曰:“诺。”遂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国既安矣,桓公曰:“国安矣,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则难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则难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则事可以隐令,可以寄政。”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寄军令焉。”桓公曰:“善。”

桓公说:“我想当霸主,攻打其他国家”

管仲说:“不可,国家不安定”

桓公说:“那如何是好?”

管仲说:“前面讲的都是经济,下面讲讲政治。政治如何稳定?

首先,修改旧的法令,发展继承,好的留下来,坏的改善

第二、增加人口,救济贫困的人,百官能够尽心尽力,那么国家安定“

于是按照管仲所说,行事,改法律,增加人口,救济贫困之人,百官尽心尽力。

桓公说:”这样,可以争霸了吧“

”还不行,经济上有钱了,政治上稳定了,军事上还没有整顿“

”但是你去搞军事,其他国家不去搞吗?我们必须把军事和政治联合起来,

作内政而寄军令焉。

把军令用政治隐藏起来。这样其他国家就不会和我国搞军备竞赛。

怎么办?一句话

兵民合一,军政一体。

据《国语 齐语》记载

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

将农、工、商全部编为军事体制。然后

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

这样一来,国家就有三军,所以有国君直达号令的鼓,有国子传达的鼓,有高子传达的鼓。春天利用春猎整顿军队,秋天利用秋猎练兵。这样,军队编制在里就可以编制成了,军事活动在郊野就可以训练好了。通过内政教练好军队以后,下令不要更改。一个伍的人祭祀时共享祭祀的酒肉,死亡丧葬时共同忧伤,天灾人祸一起承担。这样,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世代住在一起,人们从小玩到大,夜晚作战都能熟悉对方的声音,不致于发生误会。白天自不必讲。和平时期共同欢乐,行军打仗彼此感情和睦,死了人共同哀伤。这样,防守时牢固不可破,攻战时就很勇敢顽强。君主有这样三万人,去保卫周室,天下没有军队可以抵挡。

我们可以看到管仲所说,有这么几个要点。

其一、兵民合一的体制,这种体制不是管仲独创,是周代沿用下来的体制。在中国古代,任何兵制必须考虑的就是一个字,钱。没钱,什么兵制都是虚言。所以管仲在前面,先从国内搞来一堆钱,这样兵才能发挥作用。

其二、兵民合一,相对于国家养一只正规军而言,经济成本更小

其三、团队凝聚力,为什么要士兵在一起,关系变得极其密切?道理就在这里,就是把团队凝聚成一个共同体。那怎么做呢?管仲说两个方面,一是祭祀,二是丧葬。这个点抓的非常好。

我们看第一个祭祀,祭祀在先秦时期,那是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三代到先秦都是血缘贵族的政治体系,它是通过血缘关系来凝聚人的。那么祭祀,说明我们是一个宗族的,那凝聚力能不强吗?现代有些人大谈社群经济,根源就在这里。社群经济用什么方式连接人与人啊?就是文化,或者说是认同感。所以社群经济下,或者说粉丝经济,都是如此。

第二个丧葬,这就更了不起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文明,他的文明的开端一定是和丧葬有关的。古埃及文明自不必讲,一座座金字塔矗立。包括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内核就是丧葬文化。比如孔子,职业丧葬祖师爷级别。儒家他的原始模型,不是孔子讲的仁爱,而是丧葬。丧葬到现在也是礼仪最繁复,可想春秋时期,礼的开端就是丧葬。包括哲学的发展,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人从哪来?人往哪去?连《西游记》孙悟空为什么要去拜师学艺,就是一只猴子死了,所有妖怪为什么吃唐僧肉?因为要长生不老。

所以礼仪越繁复,说明人类对它赋予的意义就更重,如此将全人类的思维纳入这个体系,每个人都重视,自然凝聚力就高了。

其四,齐国如此就有三万人,我们曾经讲过周室,是75000人,但是现在的周室达不达的到,可就难说了。

其五、军队拿过来干吗呢?保卫周室。要知道春秋和战国,虽然连起来称呼,其实不太一样。春秋时期需要周天子当挡箭牌,小弟只是在下面争权夺位。到了战国,小弟就要取而代之。

政治讲一个资历问题,周王的资历还是摆在那里,春秋时期还是比较安分的。

其六、民哪里来?大量的民都是宗室子弟的,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宗室的兵,君主权力加强。

其七,两个问题

1、管仲前面讲士农工商,职业化,分工化,那为什么管仲不把军队也搞成职业军队呢?

2、 军队的士兵,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自己的安全感,如果我去打仗,结果我家被人抄了,这种安全感的缺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职业军队和兵民合一的体制有什么区别。

当然春秋时期是没有这种思想,就是搞一支职业军队,春秋时期,不仅军队是民兵,而且从中央卿,大夫都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都是有统帅军队的能力的。

理论上讲军队如果是职业的,不就是管仲说的,更加专业吗?

职业军队有这么几个问题:

1、流氓地痞大量进入军队,遇到小的敌人还可以应付,遇到大的敌人,那就跑光了。

2、军队势力就会做大,对君主权力造成威胁

3、国家必须有一部分财政专门养兵,要是钱收不上来,那么军队那就成扰民之兵了。

4、军队士兵更新换代成了问题

那职业军队就没有用了吗?不可能,他也是很有用。就像管仲所说,任何东西专业化以后,实力就会增强。那么好,什么时候应该养一支职业军队,就是国家财政富余,并且速战速决型。那么用用职业军队是可以的。否则打得是持久战,用职业军队,耗不起啊。

所以管仲改革军队的重点在于军队的指挥权收归中央。而且齐桓公是要争霸,不是灭国,那么争霸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如果用职业军队,这个财政负担太重了。

古代时候秦国到了“商鞅变法”时候,明确的确定了一个国策:重农抑商。并且这个政策已经确立,之后就快速的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一个经济政策。这是为什么呢?在商鞅等人看来,商人是不生产粮食、盐、铁等物资,他们只是将战场物资通过长途返运,把甲地的东西拿到乙地提高物资的价格,或者是开设门市低价买,高价卖。在这种商业发展过程中,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这样发展下去没有人种庄稼和晒盐制铁了。国家的物资就匮乏。所以重农抑商的提出就是因为商业跟农业争夺劳动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就提出这个政策。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人“重利不重义”,如果他们力量壮大之后,会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商人有意囤货积聚,破坏国家经济,会造成政局不稳定。因此古代帝王都推崇“重农抑商”。

    政府重商之下,春秋时期的商业出现了诸多新现象:

尽管管仲的功劳很大,但这些足以使孔子称之为“仁”吗?孟子对管仲就有不同的看法,孟子就说了,管仲受到齐桓公如此信任,齐国这么富强,个人才华如此之高,本应辅佐齐桓公行王道,但管仲却行霸道,我才不屑于效仿管仲呢!

1、管子相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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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讲到齐桓公骗倒了管仲,稳稳当当地进入都城,成为齐桓公。但是公子纠和管仲还在路上,于是发兵抗击鲁国。在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对鲁作战,乾(gān)时一战,鲁军大败,齐国军队截击鲁国。齐桓公写了封信给鲁国,

说:”公子纠是寡人兄弟,骨肉相残,非寡人所愿,愿鲁君为寡人杀死公子纠。“

”召忽、管仲跟寡人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愿鲁君将其带到齐国,寡人必将此二贼,剁为肉泥,以解寡人心头大恨。否则,齐军必围困鲁国“,于是鲁国人害怕,杀公子纠。召忽自杀,而管仲”不要脸“地,请求赶紧送到齐桓公那里。

为什么呢?据《国语 齐语》记载

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桓公曰:“若何?”鲍子对曰:“请诸鲁。”桓公曰:“施伯,鲁君之谋臣也,夫知吾将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鲍子对曰:“使人请诸鲁,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欲以戮之于群臣,故请之。’则予我矣。”桓公使请诸鲁,如鲍叔之言。

桓公即位,让功臣鲍叔牙为相。

鲍叔牙说:”我是个平庸的人,君主给我恩惠,不让我饿死,那是君主的赐福了。如果治理国家,我是万万不能,我有朋友管夷吾,就是射伤国君你的人“

齐桓公一听是管仲,头摇得想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我要是没有玉带,我早已死了。“

鲍叔牙说:”国君,做大事要联合一切可联合的人。管夷吾忠于公子纠,如果你让他回到齐国,他也会忠心于国君你的。管仲有五点胜于我:

其一、宽和百姓,使其安居乐业(内政)

其二、治理国家不失掉根本

其三、忠信获得百姓信任(信任体系)

其四、制定礼仪规范成为全国法则(制度约束)

其五、指挥战争,使百姓都能勇气倍增(战争)

此五点,我皆不如管仲,愿国君不计前嫌任用管仲,这样才能使齐国强大。”

这五点也可以视为挑选战略性人才的标准。一个人治国理政有没有战略头脑,看这五点。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管鲍之交”,说的就是这二位。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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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名夷吾,字仲。住在颍水旁。年轻之时,跟鲍叔牙是“春秋合伙人”,一同经商。鲍叔牙慢慢发现管仲很贤能。管仲很贫困,常常经商之时,侵占鲍叔牙那一份,鲍叔牙知道他家情况,不为意。鲍叔牙在公子小白手下打工,管仲在公子纠下打工。管仲因为公子纠被囚禁,鲍叔牙推荐管仲。齐桓公用了管仲,称霸中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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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说:“我年轻时候贫困,跟鲍叔牙一起经商,我都多占一份,但是鲍叔牙不认为我贪婪,而知我贫困。我为鲍叔牙办事,结果让他更加贫困,鲍叔牙不以我愚笨,知道我有利不利的时候。我才三次去侍奉君主,结果三次都被炒鱿鱼,鲍叔牙不认为我无能,知我没有遇到好时候。我曾经打仗,三次战争三次当逃兵,鲍叔牙不认为胆怯,知道我有老母。公子纠败,召忽死了,我被囚禁受屈辱,鲍叔牙不认为无耻,知我不会因为小节而羞,而会因为不显明于天下而耻辱。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啊”

管仲这段话既表彰鲍叔牙,又对自己做了一个总结。管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

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

鲍叔不以我怯,知我有老母也。

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

管仲就是不为小节,而有大志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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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叔牙推荐管仲,将自己位置放得很低,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封邑。天下都知道管仲贤能,而鲍叔牙知人善任。

我们问几个问题?

其一、鲍叔牙真的水平低于管仲吗?

低不低于管仲难以评价,但是决定不是像他说得那样,水平那么低。为什么呢?

《左传 庄公八年》

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

这是鲍叔牙对当时局势的判断,十分准确。

鲍叔牙告诉齐桓公,说如果称霸必用管仲。说明他对齐桓公称霸野心,一清二楚,这是知人。

鲍叔牙与管仲是朋友,那么如果管仲水平那么高,鲍叔牙水平能低到哪里?

鲍叔牙积极推荐管仲,说明其一此人知人善任,其二知道自知水平不如管仲。

要知道,知人不容易,自知就更不容易了。我们看鲍叔牙知人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世说新语》曾记载一个故事,很有名叫“割袍断义”

管宁与华歆,俱为汉末人。初,二人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视而不见,与瓦石无异。华捉而喜,窃见管神色,乃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华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管宁和华歆,一起是汉末人,两个人一起种菜,结果地理有一片金子,管宁视而不见。而华歆看到金子,非常开心,偷偷看到管宁的神色,心觉不妙,于是丢掉。又曾经一起读书,听到外面吹吹打打,有大官经过,管宁神色如常。而华歆出名看。

管宁对他说:“对不起,你不是我的朋友”,割袍断义。

这两个故事,刚好相反。那么哪个对呢?我认为都对。为什么呢?

其一、管宁和华歆,体现出来就是最基本的人性,价值观不同,那么道不同不相为谋。

其二、而管鲍之交体现出来的是,鲍叔牙对管仲看得太透彻了,透彻到不仅优点我知道,连缺点我也全都知道,这样只要到我没有到我的底线,那么君子和而不同。不仅是鲍叔牙对管仲看得透彻,管仲照样对鲍叔牙也是很了解。

割袍断义的结局是什么呢?管宁专心搞学术,而华歆成为曹魏的重臣,清正廉洁,造福一方。

所以教朋友以义为先,当然不是哥们义气,而是道义,这是最底线的东西。

《秦誓》有一句话,叫

人之有技,冒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别人有技,嫉妒厌恶。别人有道德,却阻碍他通向君主。这样不能容人,用来保护子孙后代,危险啊。

可以讲管鲍之交,少啊。更多就是孙膑庞涓,韩非李斯一场场撕逼大戏。

甭管怎么着,鲍叔牙说称霸,是说到齐桓公心里去,尽释前嫌,召管仲。但是怎么召?据《国语 齐语》记载

桓公曰:“施伯,鲁君之谋臣也,夫知吾将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鲍子对曰:“使人请诸鲁,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国,欲以戮之于群臣,故请之。’则予我矣。”桓公使请诸鲁,如鲍叔之言。

桓公说:“施伯,鲁国老成谋国之人,他肯定知道我要用管仲,他不会给我的。”

鲍叔牙说:“你就说,我要屠戮管仲”

于是齐桓公告诉鲁国,鲁国也商量,到底给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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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人施伯果然说:“齐国一定想得到管仲,用之,赶紧杀掉,把尸体给他”,鲁庄公不听。

我们看到齐桓公也非无能之辈,能知道鲁国有这样的人,而鲁庄公不知。

这就是谈判桌前,底牌绝对不能给别人看。比如说,两军交战,最后议和,会发现一个十分奇怪的事情,就是两国疯得似的向前线增兵,为什么呢?迷惑对手。

未来讲秦穆公,怎么得到百里奚,号称五张牛皮的价格。故《孙子兵法》讲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迷惑对手。

那你说,鲁庄公就不会狠一狠心,干掉管仲吗?可能,但是其一前面齐鲁打了一场战,鲁军大败。其二,鲁庄公属于守成之主,他还没有勇气对抗齐国。

管仲回到齐国,鲍叔牙迎接他,两人寒暄一会儿,见了齐桓公。

《货殖列传》的勇气

货即财富、殖即生殖,货殖即生财。司马迁作为朝廷史官写货殖者,写自己对于经济的独到见解,是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商贾而衍生出的君与民、利与义的深刻思考,当然也夹杂了自己受宫刑之摧残,对汉武帝时代的的隐射。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写作风格,大多是先写实,后评论,即对真人真事朴素叙述,再附上自己的见解,即“太史公曰”。但司马迁写到《货殖列传》这一类传的时候,风格大变,他以黄老之道开篇,紧接着就抛出了自己对于货殖的观点,看似写商,实际写政。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以这两段话开篇,司马迁对黄老之道的“小国寡民”是摒弃和抨击的,即封建统治者所奉行的“愚民政策和国富民贫”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西汉时期是极其不适应的。当然从经济看政治,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对儒家思想的利用也是随统治所需变而变的,如果较于利、则仁义重、如果较于君权,则仁义也会被扭曲。这就是不论道家老子还是儒家孔孟,在司马迁看来,皆是顺历史和背历史的选择。也许,这就是作为史官的敬业精神吧。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宫刑,以常人都不能接受的身心摧残,于司马迁来说,更是如此,所以,以史建政成为了司马迁的报复,身心至此,又有何惧。“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正是对当时汉武帝所颁布的盐铁官营政策最直接的抨击。

    第一,私商大量出现,著名的有范蠡、子贡、吕不韦等。他们地位很高,或者说社会影响力很大。比如吕不韦,能把皇家接班人弄成自己的种子;越国大大范蠡弃官后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的学生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后两人干脆被后世合称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管仲相桓公,曾经九次召集诸侯们召开盟会,制订盟约,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最有名的是葵丘大会。

首先,《货殖列传》文章开篇写到老子说“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并且这句话也同样出现在了老子《道德经》中,老子是到家代表人物,他是推崇“.无为而治”,这句话就是论述了一下他认为的政治与经济的冠希。可这种和和美美的生活,司马迁却认为是不存在的。所以《货殖列传》中讲诉的大多是现实社会的情况。

    第二,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随着自由商业的发展,官府发现官营商业不利或者亏损,且征商(征收关税和市税)比经商更能保证和增加收入,于是逐渐放弃经商而改为征商,自由商人乘机坐大,逐步取代官营商业而居于优势地位。

可见子路、子贡哥儿俩对仁的理解,是臣子应忠于自己的主子,“主忧臣劳,君辱臣死”,这才是君子,这才是仁人,哥儿俩把对君主个人的无限忠诚视为仁的必备条件。

重农抑商、崇本逐末的历史选择

中国即中原文明发端于两河流域,以农耕为主,古代封建社会历经两千多年,从来都是地缘经济主导地缘政治。秦大一统之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思想还未盛行,各国商贾交易频繁,商人逐利,利促生活、而从商也满足人们对不同物质的需求和高于“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的生存方式。当然商业的发展必然会使从商者富余民、甚至富于君,是对封建统治的削弱和挑战。所以自秦统一后首次开重农抑商之先河,历朝历代效仿延续。

司马迁所在的西汉武帝时期,在经济政策上的确是秦国重农抑商的加强版,史称“崇本逐末”。以农为本、奖励耕战、以商为末,加重商人的赋税,尤以汉武帝"算缗令"与"告缗令"的颁发,一方面加征商贾的财产税,把商人剥削和赚取的剩余价值收归国有,朝廷和皇帝成了工商业的最大资本家,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防止商人偷税,使得中等以上的商贾皆遭到破产。

重农抑商固然是封建社会落后的产物,终究为历史所遗弃,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史,农业兴则国兴、农民安则国安,任何试图对农耕文明这一基本国情进行替代和颠覆的朝代(例如元朝)都会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小农经济是历史的产物。

    (二)郑国重商

子路、子贡是孔子最为亲近的两名弟子,二人陪侍左右时日多矣,都不能完全的理解孔子的“仁”。哥儿俩认为,管仲这个人,替公子纠做事,公子纠遇难了,同时辅佐公子纠的召忽也自杀了,管仲不仅不自杀,反而当了公子纠仇敌公子小白的宰相,不忠不义,何能称之为“仁”?

商人有多重要:

    第四,管仲虽然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所谓的牧民富民是有限度的。《管子·五辅》篇曰:“贫富无度则失。”《奢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也就是说,不能让老百姓过贫,但是也不能过富,满足百姓温饱就行了。特别是那些商人,过富就很危险了。他对齐桓公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论语·宪问》)

“利”非恶、义也非皆善

无论是孟子的“人本善”,还是荀子的“人本恶”都是相对而言的。以司马迁的论点,逐利不能简单粗暴的视为恶。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贪欲与权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也许司马迁所述的欲是封建时代底层人民的小欲,而恩格斯所述的“欲”却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之欲,但司马迁用最朴素直白的话表达了货殖者,即商业的先进性,不用学习即可获得财富,这对当时的农耕经济和封建制度沿袭的学以入仕来说,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说白了,司马迁用自己对于经济的观念为从商者洗白,把货殖从封建统治者的仁义和逐利的矛盾捆绑中解救出来,从“恶“”的结界中剥离出来。

作史官难,作一名司马迁一样的史官更难,这个难不仅是其所撰写的《史书》之难,公正之难,更难能可贵的是,写出自己对于历史的认识,至于认识是否偏颇,后世自有评论,司马迁能够如此,《史记》才被称为史家之绝唱,这个“绝”字,不正是司马迁许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思潮体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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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给通过治商得到财富的人作过列传,及《史记·货殖列传》,他在这篇列传中更多的是讲了一个道理,及通过治生贾商人们能够得到做人的尊严,社会也好,庶民百姓也罢,都需要以人为本,勤奋正道,才能在社会中立有一席之地,也就是做人的尊严。

财富的积累不只是单单个人的努力,社会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统治者对庶民百姓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再次是加以教诲,再者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人类社会是这样的规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天下的人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益而来,大贾之商况且如此,何况庶民百姓哪。范蠡通过奇计妙算赚得千金之财,天下名冠朱公。白圭以看天象太岁的变化来营造商机,竟然攫取天下财富之首。巴郡的寡妇清在丈夫去世后把祖上留下来的朱砂矿治理的井井有条,祖业发扬光大,家产不计其数,女流之辈能够守住先人的家产,秦始皇特加礼遇,为她修筑女怀清台,这也够了份了。为什么在重农抑商的古代把这些专门治生贾商的人表述在历史上,文献上哪?因为这是通过这样的治商之道亦能达到人们理想的境界,及古人所向往的封爵——“素封”。

现代的人亦是这样的做人道理,一个人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大言不惭,就足以羞愧了。生存与生活的道理与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它有本质的规律:贩柴的不出百里,贩粮的不出千里(古代)。技巧多样、必用奇胜。务农笨重,秦杨靠它成为一州之富;盗墓犯法,田叔靠它起家。赌博恶劣,桓发靠它致富;行走叫卖,卑鄙也,雍乐靠它发财。卖水小生意,张氏靠它赚千万;磨刀小手艺,郅氏靠它列鼎而食。通过这些行当可以看出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道,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之所以《史记》中把治商的商人列入列传可以看出史学家司马迁的价值观与众不同,因为他的独特人生决定了他的思想意识,他是多么冀望自己能够成名立业,光宗耀祖,既是“素封”他也望其项背啊……

我们国家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中国商业就已经产生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官府控制商业的这个局面被打破了,商业出现了繁荣,而且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但这个时代也是最混乱的,没有形成逐渐的大一统。

这时候,到了商鞅变法时候,明确的确定了一个政策:重农抑商。并且这个政策一经确立,之后就快速的成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一个经济政策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这个政策就是因为商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因为商人是具有流动性的,而中国古代经过儒家思想的规范,就出现了“父母在不远游”,这样的思想。这都是固守农业的一种表现。重农抑商的提出就是因为商业跟农业争夺劳动力,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就提了这个政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人如果力量壮大之后,会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从春秋时期吕不韦“奇货可居”这个故事的结局,最终吕不韦扶值异人登上了秦国国王的宝座,就能看出来了商人的作用有厉害。

所以不得不说,我国古代的先人都是非常有远见的。

在如此一个大环境下,古代帝王都推崇“重农抑商”,但司马迁却大胆的在《史记》中写了一篇《货殖列传》。他将商业活动和经济领域中,所涌现出来的这些优秀的人士,单独为这些人士写了一篇文章,从三皇五帝到当时的汉武帝时期经商以及负责把商贸发扬光大的人全都记载在里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业论述商业经济学的论文。

简而言之,司马迁是意识到了商人的重要性

春秋时期的一个谋士叫计然,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经营的理论,计然说了一句话叫做“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就是说大旱的时候,你需要准备船,准备抗洪。在洪水的时候,你要去准备车,准备抗旱。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从事经商活动的,要认识客观规律,大旱之后必有雨,会有洪灾,会有大水。大水之后必有旱,这是一种事物的规律,你要经商就必须要明白这种规律。第二个道理,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个提前量,在经商过程当中的一定要提前得做好准备。这样的才能在经商当中取得一种主动的地位。

这是计然在当时对于商人的理解。同时,这位商人计然也被写入了越王勾践何以能转败为胜的关键人物,还有范蠡,他们二人的经济政策对于勾践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体现了司马迁的独特见解。同时被写入文章的还有古代很多成功的商人:例如孔子的高徒儒商鼻祖子贡,战国魏文侯时的周地商人白圭等。

司马迁在文章中也给出了这个答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意思是追名逐利才是人的天性。什么都不去争抢,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究竟如何去获得财富才不会显得商人庸俗呢?司马迁对于富的看法是:“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靠经营农业而致富是最好的,靠工商致富次之,靠做坏事得到财富是最差的。接着,司马迁还不厌其烦的记载了酗酒、造船、皮革、鱼类等靠着技术、勤劳、本分等致富的行业,这些都给予了文字的肯定。

综上所述,司马迁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还有他所提出的观点,都是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商人存在的意义,他提出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也是重点发展了工商业,才成为了一时霸主,所以商人是上可富国,下可富家的重要作用。虽然商人追名逐利,但是这是人的天性使然。那些靠着技术和手艺挣钱的人不比别人差,相反应该值得尊重。

最后,司马迁告诉我们商人很重要,商人的信念也很重要。

司马氏著述期间为汉朝鼎盛之武帝时代,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然,由于连年对北对战,国家亦不堪其负。武帝为征税,采取较为巧妙的办法,加强征税,导致经济垄断,私人经济不堪其负。 司马迁认为士农工商都是社会的分工,反对抑商思想,强调农、工、商、虞同为衣食之源。而其中,商业是最有利的致富行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他把那些富商大贾称为“贤人” “能者”,大加赞赏,为他们立传

司马迁从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公正的写作态度认真的写作!

    第三,实行盐铁粮国家专营制。这就不是国进民退了,而是直接拒绝民营进入。

管仲还真是有两把刷子,他担任宰相之职,冶铁煮盐,发展商业,很快齐国富裕了起来,他进行行政改革,编户齐民;编练军队,练就了一支三万人的精兵,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一味逞强,而是以外交战、商贸战确立了齐国的霸主地位。

司马迁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还有他所提出的观点,都是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商人存在的意义,他提出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也是重点发展了工商业,才成为了一时霸逐,所有商人是上可富国,下可富家的重要作用。虽然商人追名逐利,但是这是人的天性使然。那些靠着技术和手艺挣钱的人不比别人差,相反应该值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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