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及其相关工作能力的复合型高级人才,  文学研究的中西学差异

作者: 实用文摘  发布:2020-01-24

  文学研究的中西学差异,宏观言之,首在目的之差异,由之而生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式之差异。中学以“知行合一”为归宿,旨在通古而用今,研究价值最终落实在文学创作,重在“我心”会“文心”,求文学之意趣,故多感性领悟,以直观抽象为思维方式;西学以认知为指归,追究文学的存在理由与存在方式,故多理性思维,重在提出种种关于文学的理论阐述。因此,中学的最高境界乃“游于艺”,西学则为一种科学化的“格致”。

章:请具体谈谈百年古代文论研究的问题所在。

学术乃天下公器,因此学术可以也理应参与人类文明的建设和对话。但出于学科的特性,各个学科的参与程度不一,参与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相对于文艺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学科,由其学术传统、研究方法、治学理念、文献资料等方面的本土性所决定,较少受到国外其他人文学科的直接影响,向来自足性非常强。 这里的自足性,或称学术历史传统,是就中华传统文化内部而言的,比如文学经学化倾向(即把文学经典经学化,使文学成为解经之学,对文学经典进行经学阐释、章句考证等),意识形态工具化倾向,以及宋明以来理学心学思潮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甚至是主导作用等。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个自足的领域内,其传统的学科形态,要么是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建构的阐释体系,如《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明诗》等,是从本体论到文体论,再到创作论;要么是依存于其他学科或学问,如经史之学的附庸。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自足性,客观上制约了其进入世界学术话语体系,参与世界文明建设和对话的进程。固然,受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也在逐渐改变其形态,但其学术现代化的历程是比较缓慢的。因此,相对于其他中文学科,就时代性特别是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而言,中国古代文学恰恰是最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学科。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现代化历程和内在建构实际上从近代已经开始。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鲁迅、闻一多、钱钟书等人的学术思想中,都不乏文化使命感和世界意识。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走向世界”社会思潮,更引起本领域有识之士的学理自觉,他们纷纷从西方学术思潮中找寻学理依据,进行新的理论体系建构探索,如傅璇琮对丹纳《艺术哲学》“三要素”理论的采用、袁行霈用意象意境概念分析中国诗歌艺术的尝试、罗宗强对文人心态中介作用和文学思想内涵的解析等,逐渐推动形成了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心理学、美学、文艺学、社会学等交叉融通的局面,其影响直至今日。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现代化和内在建构的另一个突出标志,是“文化的馈赠”理念的提出。它是与以往“拿来主义”立场相对而言的。在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思想进行反思之后,袁行霈提出了“文化的馈赠”思想。在1998年北京大学举办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上,他对“文化的馈赠”作了如下的阐释:“文化的馈赠是极富活力和魅力的文明创新活动,各个民族既把自己的好东西馈赠给别人,也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馈赠的态度是彼此尊重,尊重别人的选择,决不强加于人。馈赠和接受的过程是取长补短、融会贯通。馈赠和接受的结果是多种文明互相交融、共同发展,以形成全球多元文明的高度繁荣。因为多元的文明本来就各具本色,吸取外来文明的内容、分量和方式又不相同,交融之后出现的人类文明仍然是千姿百态,我们的世界仍然是异彩纷呈。”表明了对于中华文化的自尊、自信立场,显示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姿态。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最终体现在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上,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因此保持文化自信,就是保持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新时代古代文学学科内在建构的特征,首先体现在以历史的眼光、敬畏的态度、科学的理念,对中华文学与中华文明进行整体观照和重新认知,以古今中外文化通观、人文社科内部学科的交叉融通、文献大数据与人类文明共享互通的意识,参与世界文明的建设与对话。 从实际情形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世界文明的对话经历了从被动加入到主动参与,从部分引领到全面主导的过程。这体现在相关国际学术会议从轮流主办到以中方主办为主,也体现在学者的关注点从“汉学”到“国学”的转变,更体现在话题、方法、视角、阐释、理念诸方面从借鉴外国逐步过渡到中方主导。而相关学术成果的世界影响,也经历了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到“中华学术外译丛书”的变化。 其次,以“中华文学”为名,重新建构文学史。汉族文化、文学在大多数时期是居于主流的、强势的文化和文学,因而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常常将汉族文学和其他民族文学割裂对待,以至于那么多部中国文学史事实上被写成了汉族文学史。树立中华民族充分的文化自信,对于建构中华文学大文学史观、重写文学史尤为重要。 例如,每每到了“五四”,学术界就会面临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事实上,正如现代文明的进程不可逆转一样,现代学术的发展进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否定新文化运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要求。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因素已经在宋元明清时期有所孕育,只是“五四”时期借助外力发生了突变。谁也不能阻止已经发生的历史,更不能假设历史,或者以此为名置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于不顾。尊重文化传统,以复古为革新是中华文明古今通变的一般原则,但因尊古而泥古甚至复古,则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 再次,主动走出去找寻中华文学传播和影响的印记,同时客观上增加本土文献资料的库存。在这方面,王小盾的汉喃文研究、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的研究,张伯伟的《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童岭的《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卞东波的《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等,都致力于利用域外新材料,将古代文学置于东亚汉文化圈内,从而对中华文学的世界性意义和价值进行观照和评判。另外,近年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纷纷加强了对中华文学传播和影响的关注,如“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国外辞赋文献集成与研究”“俄藏中文古籍的调查编目、珍本复制与整理研究”等。

[10]同上,第295-296页。

本研究方向旨在培养研究生的跨文化思维方式、学术视野及文化宽容精神和接受他异文化的能力。在学术研究中,打破以往国别文学和学科划分的限制,在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中展开欧美文学、中外文学关系、主题学、形象学等领域的研究。主要研究领域:1)比较文学、2)欧美文学

  ——摘自李昌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原载于《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古文论现代研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史可称之为中西文化视界融合史,克服“以西解中”绝非反对中西文化互动、视界交融,而恰恰是为了把中西文化视界在双向互动中推向“深度融合”,在此不断深入融合中展示传统文论思想的丰富性。试图从古文论中直接演绎出一套理论框架并把我们现在的文学活动乃至西方的文学活动纳入其中,这一抱负固然可敬,但恐怕很难一蹴而就,过分执着往往会生出许多弊病。揭示古文论对于现在文学活动的价值,应首先在一般性的哲学层面上展开,从这一角度看,古文论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精神传统的价值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开阔我们现代文论研究者的理论视界;二是可以彰显人类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一种不是建立在思想丰富性基础之上的视界狭隘的“现代文论”,其对“现代文学”的诠释力恐怕也难免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局限、封闭在所谓“现代”而拒绝历史智慧的启发,恐怕恰恰很难对现代文学活动作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这也是简单化地一概反对古文论现代转化者所应充分注意的问题。

[11]同上,第301页。

招生人数:62

  正由于此,当“白话文运动”成功实现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古代文学”作为“旧体”,已不再是社会的通行样式,不再是文人群体的精神源泉。以往文学之“古代”与“当下”本质上一体化的现象消逝,“古代文学”成为现代人们的认知对象,科学的“对象化”认知模式,势必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因此,清末以来学者们对西学热情不减,就不仅是弱国思强所致,更由古代文学研究的自身需求决定。

章:20世纪的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化,就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逻辑范畴、概念体系框限解释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这一模式在使中国学科现代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病,我想古代文论研究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19]朱利安:《间距与之间:如何在当代全球化之下思考中欧之间的文化他者性》,卓立译,载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全球化时代中西对话的可能》,第25页。

考试科目:

  这是事实,并不丢脸,也不必忧虑。但问题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其文学形式、文学内涵、文化品质和文化意趣,并不因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技术手段的改变而改变。该忧虑的不是我们以现代思维去研究,而是把思维方法表面化,把研究手段当成了研究目的,急于用新理论和新术语将古代文学“现代化”,为自己的研究贴上新标签。例如,“接受学”曾是学人们热衷的“方法论”之一,但一些研究者只是把比如以往所说的“辛派词人”代换为“稼轩词的接受者”,或者把历代关于某作家的品评串联起来,将文学传承一般现象的描述称作某某“接受史”,不了解“接受学”的理论精髓是对文学接受机制的揭示。如此“研究”,在西方“接受学”面前倒是让人觉得有些丢脸的。

章: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文论研究到底有没有功用?有何功用?

[4]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 Chatto Windus, 1961, p. 41.

c。古代汉语B(适用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

我们可以借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看这门学科的形成。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现代学科的“基本范式”移自域外,在这个意义上可称之为西化范式。“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范式是在“诗文评”这种传统基本范式遭遇危机时产生的,这体现了中国文论力图解决自身发展危机的一种努力。包括文论在内的中国文化,可以说其现代转换的动力是来自其自身内部,但其现代转型所依凭的文化资源、运作方式等却来自“外部”。这就使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中除了要应对内部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外,还得同时应对外部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这两种紧张关系还非常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我们根本无法把两种关系分开来单独谈;也正由于这两种关系的纽结,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就内蕴着更大的张力,转型的参与者就承受着更多的精神焦虑,而过大的压力、过多的焦虑,无疑是转型过程种种偏失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21世纪的中国,呈现出两股强劲的学术新潮:一是文化理论研究,二是国际汉学研究。前者借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兴盛,后者则迎着中国重新崛起的东风而招展。就前者而言,即使那些不懂文化理论为何物的普通人也会口口声声放谈“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文化,汉服唐装是文化,网络阅读是文化,品鉴经典也是文化,等等。有视觉文化,听觉文化,味觉文化,服饰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文化,流行文化,雅文化,俗文化,粉丝文化,青年亚文化,女性文化,旅游文化,居室文化,游戏文化,民间文化,全球文化,地方文化,文化帝国主义,后殖民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生态文化,媒介文化,身体文化,政治文化……,只要有不同的文化关切和聚焦,便会有不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团契,且相互交叉,相互包涵,共同酿成文化的理论大观。在此谨严的分类学已经失效,学术研究也变得率性而为、我行我素;没有规划,只有随机的“bricolage”。文化理论天马行空,在各门曾经壁垒森严的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进出自如,如入无人之境。文化理论是跟着问题走的,而问题则不受学科限制,甚至也不受国界限制;恰恰相反,文化理论从越界中得以滋润和茁壮。

指导教师:薛才德教授、林素娥博士、资中勇博士、凌锋博士、张庆翔博士、向德珍博士等。

我认为,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新世纪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进步只能是走中西融会贯通而综合创造的路子。所谓融会贯通、综合创造,就是走出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立足于弘扬民族主体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放眼世界,广采博纳,审慎辨析,融通中西,重在创新。不能囿于一家一派,也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兼收并蓄的目的,而是意在建构出既内含切身体验,流淌着民族文化血脉,又充分吸收域外文化之长,能适应文化交流、对话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体系。可以设想,如果在中国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构中不能积极主动地吸收西方人文的先进成分,以不断地丰富自身,使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内涵和特点,就无法因应新经济、全球化、网络以及基因技术时代对文学所带来的一系列需要与挑战,以至于成为不幸的落伍者。历史证明,正是这种对于民族文化的忧患、危机意识,才是人文创造的原动力。

实际上,汉学具有丰富的文化理论蕴藏。首先,虽然就具体的汉学家而言,其某项研究可能归属于现代学科的某个类别,例如一位汉学家也会写中国文学史、中国美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科技史等等,虽然汉学通常也是作为一门学科而置身于大学教研体系的,但总体来看,他们较少或最少受到现代学科体系的污染。研究中国人及其文化,他们采取的是整体观照的模式。在汉学的起步阶段,无例外地都有编纂汉语词典的历史,这自然是说语言是了解一种文化的前提,但也是喻示着汉学被赋予整体地呈现中国文化的使命。中国汉学研究者注意到,“中国学从它的早期算起,就和其他的东方学学科有着一项共同之处,这就是指的从一开始它们的方向针对着研究对象的文化的整体,因而中国学的研究对象并不仅仅是中国的语文学和语言学,而是考虑到它的所有现象的历史,例如中国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总而言之,是为了研究中国文化的一切形态”。[1]据介绍,欧洲流行的“汉学”定义就是对中国的整体研究,“对于它的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进行的研究”[2]。汉学这种与生俱来的性质使它即使在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时也不是与其他学科做断然切割的。例如,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其本来书名则是《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绝不如中译名所表示的只是局限于科技一隅。

指导教师:葛红兵教授、陈鸣副教授、许道军副教授、任丽青副教授。

章:那么,古代文论的非逻辑、非体系、非理性的语言是否能够展示文学的“真魅力”呢?后现代思潮解构西方传统的诗歌与哲学的区别,以修辞法阅读哲学,以非逻辑的体验式语言展示审美活动的奥秘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语言是否暗合呢?

[7]钱林森:《“走进中国文化”译丛总序》,载维克多·谢阁兰:《谢阁兰中国书简》,邹琰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页。

f。当代文化分析(适用于文化研究方向)

章:当前,全球化把现代性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全球化/本土化、民族性/现代性等构成了新的张力关系。古代文论应该成为构建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有效资源,那么,全球化对于古代文论研究有什么影响呢?

[12]同上,第300页。

4.815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适用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方向) 或 816中国古代文学史(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方向) 或 817语言学概论与现代汉语(适用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 或 818文学概论(适用于文艺学方向) 或 819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适用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 或 820文艺理论基础(适用于创意写作方向)。

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古代文论是一门现代学科,是现代性东渐后才兴起的学科。如果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基本问题的话,那么,对中国古代文论这门现代学科的发展来说更是如此,并且由于其独特性,在这门学科中传统与现代之间更富张力,有时冲突也更为激烈。我们一方面应把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发展置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另一方面,古代文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遭际,也为我们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复杂性,提供了典型而独特的个案。

但是对于朱利安而言,“迂回和进入”不是进行“比较”和发现“差异”的学术之旅。他微妙地否定了“差异”和“比较”这样在跨文化研究中所惯常使用的词汇及其代表的思维方式,而代之以他所独创的“间距”和“之间”。根据他的观察,“差异是一个认同概念”[17],它遵从同化的逻辑,以认同为前提,且以认同为目标始终。于是无论怎样,差异的实际后果都将是差异和他者的弭除。甚至“比较”这个即便看起来颇为中性和温和的术语,在他的手术刀下也暴露出其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毒瘤,它在性质和在效果上都比“差异”好不到哪儿去:

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7个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创意写作;1个专业硕士方向:国际汉语专业硕士。本一级学科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完整,各专业的主要导师均为国内外有影响的一流专家学者,在相关学术领域内及海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党:是的,问题很大很多。“以西解中”是古代文论近一个世纪的现代研究史主导的理论运作方式,具体表现如下:一是从学术体制上来说,古文论研究被纳入引自西方的现代学科体系中,这本身也可谓以西解中;二是从研究体例上来说,不以体系胜的古文论在现代研究中被体系化,也可谓以西解中;三,更明显的以西解中是以西方的概念框架来裁剪古文论,比如极端化而流行甚广的突出例子,是把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纳入西学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四是在理论的具体阐释上,往往总以古文论牵强附会于西方某种理论,在古文论范畴研究中,更是将那些范畴抽离于其文学史语境、文论史语境及文化语境等,用产生于不同语境中的西方理论,不加分析地直接诠释这些范畴;五是在基础理论建设上,现代的中国文论要么全用西方话语和理论,要么即使偶尔用国学概念、理论,在以西学概念和理论为主导的框架体系中,其地位也只表现为只是西学的例证、注脚;六,与此相关的一个潜在理论预设是: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是西方的,中国古文论普适性较弱,即使要运用,也要根据西方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加以调整,如此等等。“以西解中”涉及的是古文论的诠释问题,这种牵强附会的诠释方式的恶果之一,是使一些研究者对“诠释”本身产生了怀疑乃至厌恶,进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彻底放弃理论诠释,只作文献的考证、整理,并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有真价值,这种研究取向的初衷的确有尊重乃至保护古文论独特性的意愿,但与“以西解中”作法在基本认识上又是一致的:古文论不再具有普适性,或者说不再具有“理论建构”的价值,而只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

再就后者而言,虽然普通人自不会有那等闲情逸致去招惹,但在学术界,汉学或中国研究则成了新的学科亮点。并非完全出自学术上的不自信状态,国学家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国外同行的著述。对于中国文学,似乎汉学家更有发言权,其声响动静更大,更具新闻效应。想一想德国汉学家顾彬吧!是否知晓汉学形状成为一位国学专家是否国际化以及是否具有国际视野、国际声誉的标识。例如,在某些国家级古代文学研究室,几乎人人都能写出本专业域外汉学研究的文章。新一代国学家不再只是“小学”通,而且必须是外语通。那些反对用英语讲授中国研究的学者表达的是某种被国际化浪潮所抛弃的失落和恐惧,而这正从消极一面证明汉学的摧枯拉朽的淘汰力量。回应于学界对汉学的热情,图书采集,机构设置,期刊创办,也都是积极跟进,寸步不落。汉学是当前学界的新风尚,其引入已经重构了国学的知识版图。一个外来视点的引入诚然不会改变对象本身什么,但这个对象作为“对象”则绝对不再是作为那个“物自体”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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