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澳门新莆京娱乐app: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

作者: 实用文摘  发布:2020-02-08

澳门新莆京娱乐app 1
资料图

儒学五四危机新探

一百年前,《新青年》杂志横空出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刊物,《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以倡导青年文化为起点,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抨击,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国人受到了民主和科学的洗礼,尤其是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为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策略考量,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往往采取了一种“有意的偏激”态度。在《新青年》创刊与新文化运动肇始百年之际,重新审视这段风云际会的历史,对于全面认识《新青年》的历史作用,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辛亥革命后,由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部分进步青年从思想文化领域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5日创办的《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青年杂志》创办人为陈独秀。陈独秀,安徽怀宁人,1902年留学日本,并参加革命活动。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同时和柏文蔚等人组织了反清革命组织岳王会。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4年夏,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去日本帮助章编辑《甲寅》杂志。1915年6月,陈独秀回到上海,9月创办了《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著名领袖是李大钊。 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思想文化的解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陈独秀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这段话概括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的,也就是要追求政治、经济、妇女的解放。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易白沙、钱玄同、刘半农等。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追求科学与民主。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指出科学与民主若舟车之有两轮,缺一不可。陈独秀向青年陈述了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号召青年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树立变革现实的思想,积极追求科学与民主。当时所说的民主,主要是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军阀独裁;当时所说的科学,主要指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迷信、盲从,树立积极进取的精神。 在宣传科学与民主的同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还对阻碍民主、科学发展的旧的封建礼教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陈独秀认为:要建立完善的共和国制度,就必须培养国民具有民主共和的思想意识,必须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也就是要彻底批判封建礼教。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也就是说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思想。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 陈独秀还批判了封建的忠、孝观念,认为忠、孝观念是与资产阶级的人格独立根本对立的。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日忠、日孝、日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我们要追求人格的独立,就必须反对封建的忠、孝、节的观念。鲁迅、吴虞等人也深刻批判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性,李大钊也撰文抨击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编人宪法的谬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则孔子不当存于宪法。通过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掀起了一场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内容是文学革命。所谓文学革命,就是反对封建的旧文学,建立资产阶级的新文学。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个问题: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摹仿古人;三日,须讲求文法;四日,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日,务去烂调套语;六日,不用典;七日,不讲对仗;八日,不避俗字俗语。在胡适改良文学的基础上,陈独秀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公开宣布: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立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也进一步主张用白话作各种文学,他认为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然后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经过努力,白话文得到广泛的传播,新的白话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纷纷涌现出来,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国民教育的普及都有着广泛的积极的影响。 第一个把新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的是鲁迅。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国近代文学史著名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无情地揭露了几千年来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所创新,对文学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文化运动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猛烈攻击,但是,旧势力并没能扼杀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批判旧制度的勇气和提倡新思想的精神。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表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延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对封建旧文化发起的一场激烈斗争,它教育了青年一代的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逐渐从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文化革命运动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转型是与反省激活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并不是以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回到“打孔家店”的历史事实,就不会简单地把新文化运动斥为全盘反传统,而是应当承认它对于儒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开启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传统文化研究

  • 某种程度上说,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所接受、认同,而且已经萌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思想端倪。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结合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文化。而创造新文化的最终目标指向,不只是文化上的,更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相关,是推动中华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保守走向进步、从落后走向昌盛

    《新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了。在“复兴国学”的现实面前,如何评价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值得玩味。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国学的衰落,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青年们“非儒”、“非孝”、“非礼”,“打孔家店”,在反国学。今天有不少人觉得新文化运动中批判“孝道”、“礼教”,违背常理,匪夷所思。甚至有人站出来为纲常名教辩护,说“打孔家店”打错了对象,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不在“儒表”,而在“法里”。那么,“打孔家店”,打错了吗?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合理性出现了危机,五四知识分子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最后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失败归罪于儒家文化。笔者认为: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这种情绪化反应是累计合法性危机的必然后果: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及其合理性的危机引起其同构的传统文化的正当性危机。

《新青年》的历史分期及其特征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1916年9月该刊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创刊及其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革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并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百年走向。

    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历史,尊重历史。从中国封建王朝到“五四”前夜,中国传统文化与其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如说是国人难以承受的重负。其中,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兼具政治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地位,难脱干系。关于“打孔家店”的起因,学界从民国初年的复辟、专制、国教运动等角度,已多有探讨。倘若认为这些理由尚不充分,不妨拉长镜头看看儒学在清代的表现。

[关键词]五四儒学;新文化运动;累积合法性危机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大肆开展复辟帝制活动,极力鼓吹复古思想,提倡尊孔读经。各种孔教会、孔道会等组织纷纷成立,康有为提出应把孔教写进宪法,定为“国教”。面对这股复古潮流,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主义开展猛烈进攻,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新青年》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根据《新青年》的思想发展轨迹,可将其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并且每个阶段都体现出不同的思想特征。

  百年来,对于新文化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评价。不管作什么样的评价,应当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新文化运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无疑是诸多历史事实中至关重要的两个方面。弄清这些事实,既有助于客观评价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定位,更有助于当下乃至未来的文化思考、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兹以新文化运动中首当其冲的“礼教”为例。以礼为教,初衷是使人由野蛮走向文明。先秦时期提倡礼教者不限于儒家,但以儒家最具影响。中国被奉为礼仪之邦,儒学贡献大焉。从原初义上说,所谓“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柔”,是对称关系。然而现实生活中,礼教却成了君对臣、父对子、男对女的单向要求。曾国藩在写给长子纪泽的家书曾明确说:“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国藩被推为“一代儒宗”,他的这句话具有代表性,真实地道出了礼教的本质。

一、问题

初创期: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16年2月第1卷止。这是《新青年》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以探讨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为旨归,是青年文化的首倡者。《新青年》最初名为《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群益书社印行,原定为月刊,每卷6期。《青年杂志》创刊伊始,大量刊登评介西方文化的文章和外国文学译作,主张自由、科学与人权,倡导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文化运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还是“打孔家店”?

    到清代,礼教已是严重病态,它扭曲人性,制造愚民。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国民。对于忠臣义士、孝子节妇来说,礼教寄托了他们的人生信仰,代表了其人生意义。他们甘愿为礼教而献身,他们去世后,又成为他人学习的榜样。有清一代,为礼教殉身者数目惊人。礼教名目更是五花八门。在浙江地区,不仅妻子要为亡夫“守节”,而且未婚之妻要为未婚而亡之夫守节,名曰“守清”;甚且有人为得贞节之名,故意让女子缔婚于已死之男子,谓之“慕清”。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清实录》、地方志中不胜枚举。礼教已发展到灭绝人性的地步,而多数民众身陷其中,混然不觉。

在对新文化运动反儒学原因的探讨中,学术界代表性的解释大致可以作如下概括:一种解释范式是转型时代,以张灏为代表。张灏认为在转型时代各种报刊和思想以及新式学堂的出现为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欧阳军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说法:“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解释又是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人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民族,与外来文化接触,自然会反思自己的文化……这种反思便会带有强烈的批判倾向,或者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其他的研究尽管结论不同,但也未能超出这一解释范式。比如,林毓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普遍君权”,造成了“传统文化道德秩序崩溃”,“五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来,利用这个空隙来“全盘反传统”的。

成名期:自1916年9月第2卷起,至1918年6月第6卷第4号止。《新青年》因向传统的旧道德、旧文化发动猛烈进攻而一举成名,成为倡导新文化、鼓吹思想启蒙的重镇。《青年杂志》创刊后,因与其他刊物有重名之嫌,故自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成为名副其实的青年文化期刊。1917年1月,陈独秀被北大聘为文科学长,编辑部也随之移至北京。《新青年》自第4卷起改版,采用新式标点,只刊用白话文,不再接受外稿,成为“同人刊物”。陈独秀邀请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和周作人等人参与编辑工作,实行轮流编辑的办法。在此期间,《新青年》先是“打孔家店”,接着发动文学革命,开展东西方文化论战,以及批判“灵学”迷信等,向传统文化与封建思想发起猛烈进攻,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成为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翻开通行的历史教科书或者涉及新文化运动的论着,往往都有这样的表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明确指出,到底是谁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最近几年,随着“国学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褒扬,“打倒孔家店”几乎成为诟病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的最常用的有力佐证。其实,这个口号在至今能够查阅到的新文化运动文献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没有任何人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在新文化运动中,只有胡适写于1921年的《<吴虞文录>序》,借用他人之语,称赞过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 的老英雄”;“打倒孔家店”其实是“打孔家店”的讹传。也许正是有见于“打孔家店”被讹传为“打倒孔家店”,造成了人们把新文化运动片面地理解为全盘否定传统,至少是全盘否定儒学的价值,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以“重提五四精神”为旗帜的新启蒙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改革开放以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这一讹传。然而,20多年过去了,这一讹传继续流行。

本文由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娱乐app正在官网发布于实用文摘,转载请注明出处:《新青年》澳门新莆京娱乐app: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