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小说史,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纽约病逝

作者: 实用文摘  发布:2020-03-20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者。鲁迅先生自己说:“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准风月谈·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学究这个头衔上加“真正的”三个字,应该指的是名副其实的学者。

夏志清:伟大作家的挖掘者

2014/01/25 | 徐伟| 阅读次数:7851| 收藏本文

图片 1

2013年12月29日,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纽约病逝,享年92岁。

与他逝世后在海内外引起的巨大震动相比,他离去时十分平静,并没有遭受太多痛苦。就在两个礼拜前,他还跟医生开玩笑,“我了解生死,不用替我悲伤,我已经可以永垂不朽了,因为我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

这种达观、幽默与自信,正是他生前给人的直接印象,他就像个玩世不恭的“老顽童”,直到生命的最后,还保持着赤子之心。公认的夏志清最好的接班人、哈佛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王德威先生,在悼词中写道,“他拥有传奇的经历、真正的普世精神、敏锐风格、批判意识与真知灼见。”

“没有人能够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中,僭越夏志清的观念、启发或影响。在许多年里,夏志清因其欧洲中心的立场与不争论的姿态被人置喙,但他仍然在争鸣中备受尊崇。今天我们可以回望或是嘲笑他的不足之处、偏见或其他种种,但他仍是一个制度的创始人,这是任何争论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尽管夏志清至今仍被少数人指责,带有政治偏见来评断左翼作家,但在他眼里,作家只有好坏两派,而没有其他派别。他曾自信地说,“文学史永远写不完,功力在于你怎么看出一个作品的好坏,我的小说史到现在人家还肯定,这一点真是伟大。”

鲁迅先生的社会影响主要有四大方面,分别是:

鲁迅先生对魏晋人物,持好感者,一是曹操,二便是嵇康了。 读鲁迅先生的日记知道,他为了编辑一部完整的《嵇康集》,所花费的时间,长达十数年。投注如此精力和心血,可见他对这位愤世嫉俗的文人,那种特别的敬仰之情。 1913年 9月23日 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 10月1日 午后往图书馆……借《嵇康集》一册。 10月15日 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 10月19日 夜读校《嵇康集》。 10月20日 夜校《嵇康集》毕。 1915年 6月5日 下午得蒋抑卮书并钞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 1924年 6月1日 夜校《嵇康集》一卷。 6月3日 夜校《嵇康集》一卷。 6月6日 终日校《嵇康集》。 6月7日 夜风。校《嵇康集》至第九卷之半。雨。 6月8日 夜校《嵇康集》了。 6月10日 夜撰校正《嵇康集》序。 1931年 11月13日 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文《六臣注文选》。 从以上日记中,不难看到鲁迅在整理国故、完善古籍方面的悉心专注,笔墨里那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文字,也可想象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受到文化围剿的景况,似可体会到他与这位公元三世纪的文人,有很多共鸣的地方。 凡在历史上产生过影响的文化巨人,他们之间虽有时间的差距、地域的不同,甚或还有语言的歧异,但由于精神上的一致,灵魂上的交融,不免会产生出一些感知上的沟通和认同。鲁迅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于那个时代的文人状态,有许多精彩的表述。对同有名气的嵇、阮二人,特别是嵇,还作了精当的分析。 他认为,这两位文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这大概是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嵇康的别扭,是北人所说的较真;阮籍的佯狂,则是南人所说的搅浆糊。这就是聪明的人不吃亏,不太聪明而且固执的人常吃亏的区别所在。从那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除去做了狗的以外,大致可以这样分类,一类人不去找死,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子里,尽量写到极致。一类人不怕找死,想方设法,要把一只脚踩到圈外,哪怕为此付出代价。前者,我佩服,因为与强权周旋,如走钢丝,那需要极高的智慧。后者,我钦佩,因为这种以卵击石的游戏,敢于挑战必输的结果,那需要极强的勇气。 一无智慧,二无勇气的碌碌之辈,只有期望一位平庸的,而且并不特别喜欢咬文嚼字的统治者,网开一面,度过一生了。但是,嵇中散先生不幸生在了魏末,碰上了那个司马昭,该是老天爷给他安排的厄运。 司马昭,是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一心想篡夺政权,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曹姓皇帝只能仰其鼻息讨生活,他干掉高贵乡公曹髦以后,又不能马上下手再干掉元帝曹奂,因为曹魏势力还有相当基础。于是,要造舆论,要造声势,要扩大阵营和地盘,很想把这位著名作家、文坛高手,纳入自己的体系。于是,授意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动员他出来做官。 骄视俗人的嵇康,断然拒绝了。按说,不想干,就算了;或者,婉谢一下,也就拉倒。他不但不稀罕当司马昭给的官,还写了一封绝交书,寄给山巨源,公开亮出观点,显示出他的不阿附于世俗,不屈从于金钱,不依赖于强势,不取媚于权力的坚贞刚直、冰清玉洁的品格。这与前些年文坛上一个流行的说法拒绝投降,多少有些近似。这四个字用之于嵇中散身上,倒是再贴切不过的。 这样,他不仅把老朋友得罪了,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将军也得罪了。 绝交书,就是他的宣言,嵇康告诉世人,我为什么不当司马昭的官,就因为当他这个官,我不快活。与这篇《与山巨源绝交书》齐名的,在《古文观止》里,还可找到一篇《杨恽报孙会宗书》,同样精彩。两封古人的书信,真是淋漓尽致,挥洒自如,读起来无比过瘾,无比痛快。尽管我们未必能做到嵇康那样决绝,那样勇敢,但不妨碍我们对其人格的光明磊落、坦荡自然,表示衷心钦佩。 所以,今天那些把拒绝投降口号叫得山响者,却未必真的打算实行,不过是用这张皮遮住的结党营私、奔走钻营罢了。假如有这样一个邀宠的天赐良机,司马昭给他打来电话:老兄,给你一个差使吧!肯定,马上出门,拦住一辆面的,屁颠屁颠跑去磕头如捣蒜的。 所以,文学界的这些拒绝投降的爷们,不过嘴上功夫,说说而已,一到名利场,个个身手不凡,都是具有相当段级的武林高手。因此在文学史上,如嵇康,临死在法场上弹奏一曲《广陵散》而成绝响,然后慷慨赴死,终其一生贯彻其主义不悔者,又有几许?恐怕是千古一人而已。要不然,一代文化巨人鲁迅,也不会对其著作搜集整理以求全璧地倾注心血了。 鲁迅一生除写作外,研究过许多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功夫最多,花时间最长来剔微钩沉者,就是这部他亲自辑校的《嵇康集》了,由此也可见巨人心灵上的呼应。他说过: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很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所以,含糊其词,语焉不详,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好了,后来的聪明人,都这样写文章;而针砭王纲,议论朝政,直书史实,布露民瘼,就是那些不聪明的文人最犯统治者忌的地方。 嵇中散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他文章中那种不以传统为然的叛逆精神。 任何一个帝王,最不能容忍的,除了推翻他的宝座,莫过于否定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纲常伦理了。嵇康在给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口号,司马昭一看,这不是动摇朕的根本大计嘛,当然是要把他干掉的了。所以,没有马上杀他,不过看时机,找借口罢了。 鲁迅说: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按:应是司马昭,但真正坐上帝位的,是司马炎)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在司马昭的眼中,凡与曹魏王朝有联系的人,都是他不能掉以轻心的敌对势力。何况嵇康的太太,还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呢!这门婚姻的结合,使一个贫家出身的文人,娶了一位公主,已无可知悉细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金枝玉叶,看中嵇康并嫁给他,还使他得到一个中散大夫的闲差,很大程度上,由于嵇康是当时大家公认的美男子。 古代作家有许多风流倜傥的人物,现在,作家能称得上美男子者,几乎没有,而歪瓜裂枣,獐头鼠目者,倒不乏人,真是令后来人愧对先辈。史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按近代出土的魏晋时的骨尺约合二十三至二十四厘米计算,嵇康该是一米八几的高个子,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长乐亭主能不为之倾心么?何况那是一个持性解放观念的社会,她的曾祖父曹操,在平袁绍的繁冗战事中,还不忘找个三陪女呢! 另外,魏晋时期的嵇康,颇具现代人的健康观念,好运动,喜锻炼,常健身,他擅长的项目,日锻,也就是打铁。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环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这个经常抡铁锤的诗人,肯定肌肉发达,体魄健全,比之当今那些贴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风掉泪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气得多。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像这样一位真有学问的文人,不是时下那些糠心大萝卜式作家,动不动弄出学问浅薄的笑话来,令人丧气。加之保持身体健美,一位运动健将式的未婚夫,对亭主来讲,打着灯笼难寻,自然是一抓住就不会撒手的了。 魏晋时的女人,在性爱观点上,持相当开放的态度,掷果潘安,偷香韩寿,就是最好的例证。更不要说放浪成性的贾南风了,连法国那位帷薄不修的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望尘莫及的。因此,长乐亭主以千金之躯,嫁给这位健美先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但嵇康选择娶这个老婆,倒有可能是从他与掌权者对立的感情出发,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选择。试想,他的朋友阮籍为摆脱司马氏与之结亲的要求,干脆大醉两月不醒,让对方找不到机会开口。而他却与司马氏的政敌通婚,显然是有意的挑战。 他难道会不记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最后不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教训吗?嵇康就是嵇康,他却偏要这样行事,这正是他的性格悲剧了。 虽然,他写过文章,他很明白,他应该超脱。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实际上,他说得到,却办不到,至少并未完全实行这个正确主张。 他也找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病根所在,因为他有两点连自己都认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是他给山巨源的绝交信中说的,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但由于他对世俗社会、官僚体制、庸俗作风、无聊风气的不习惯,对司马氏统治的不认同,这毛病便根深蒂固,改不掉了。如果说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祸的原因,后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祸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聪明一些,虽然他对司马昭,不会比嵇康更感兴趣,但他能保全自己的首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写文章时,竭力隐而不显,犹如当代新潮评论家佶屈聱牙的高论,说了半天,连他自己也不知梦呓了些什么一样,尽量不让司马昭抓住他的把柄。而且,不得已时,阮步兵也会给大将军写一篇祝寿文,唱一曲 Happy Birthday To You应付差使的;到了实在勉为其难,不愿太被御用,而推托不了时,索性佯狂一阵,喝得烂醉,躺在当垆的老板娘旁边,作出拍A片样子的亲密状。这样一来,司马昭也就只好没脾气。 但嵇康做不到,这是他那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他对这个阮籍羡慕得要死,也非常想学习他,对山涛说: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史称嵇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是个不可强、不可化的人物,这就是俗话说的: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了,一个梗惯了脖子的人,要他时不时地低下头来,那是很痛苦的事情。他想学,学不来,只好认输: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结果,他希望无措乎是非,但是非却找上门来,非把他搅进是非中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个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也就自然不善于保护自己。 现在只有看着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终点。最痛苦的悲剧,就在于知道其为悲剧,还要悲剧下去,能不为悲剧的主人公一恸乎! 嵇康虽然被司马昭引以为患,但忙于篡夺曹魏政权的大将军,不可能全神关注这位皇室驸马,在他全盘的政治角斗中,嵇康终究是个小角色。如果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周围,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么知识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过些。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机会靠近统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假如此人特别想吃蘸血馒头的话,首选对象,必是作家同行无疑。 不幸的是,司马昭极其信任的高级谋士锺会,不是一个好东西,跳出来要算计嵇康,对司马昭来说,是件正中下怀的事情。现在,已经无法了解,究竟是锺会心领神会大将军的旨意,故意制造事端;还是由于嵇康根本不甩他,衔恨在心,予以报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不怕贼偷,就怕贼算,从他后来与邓艾一块儿征蜀,整死邓艾接着又背叛作乱,是个货真价实的小人,当无疑问。碰上了这样的无赖文人,对嵇康来说,等于敲了丧钟。 锺会年纪与嵇康相仿,只差一岁,算是同龄人。不过,一是高干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锺会也玩玩文学,以为消遣,这是有点权势的官员,或有点金钱的老板,最易患的一种流行病。这种病的名称,就叫附庸风雅。或题两笔孬字,或写两篇歪诗,或倩人代庖著书立说,或枪手拟作空挂虚名,直到今天还是屡见不鲜的。锺会虽是洛阳贵公子之一,其父锺繇位至三公,其兄锺毓官至将军,但贵族门第,并不能使其在文学上,与贫民出身的嵇康,处于同一等量级上。因此,他有些嫉妒,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动力。假如,锺会写出来的作品差强人意,也许眼红得不那么厉害;但是,他写得不怎么样,又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怎么样,心头的妒火便会熊熊燃烧。 于是,就有了《世说新语》所载的两次交锋,第一次较量: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如果嵇康赶紧追出门来,拉住锺会的手:老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写序?写评论?开研讨会我去捧场?那么自我感觉甚好的锺会,得到这样的首肯,也就天下太平了。嵇康显然不会这样做的,一个如此圆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肯定他会拾起锺会的《四本论》,扔在打铁的红炉里,付之一炬。 第二次较量:锺会约了文坛上的一干朋友,又来登门趋访。嵇康却是有意惹他了,这可是犯下了致命错误。现在,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锺会,是讨厌他这个人呢,还是对他政治上背魏附晋表示唾弃,还是对他上一次行径甚为反感。当这些贤俊之士到达嵇康府上,康方于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当然是很尴尬的场面,但锺会可不是一个脓包,而非脓包的小人,往往更为可怕。临走时,他撂下来的这两句话,可谓掷地有声,然后,拂袖而去。不知道嵇先生送客以后如何态度,依我度测,中散大夫对这威胁性的答话,恐怕笑不大起来。也许爽然若失,把铁锤扔在一旁,觉得没劲吧?那位拉风箱的向秀,肯定也怔怔发呆了,如此低水平地,没风度地羞辱对手,又能顶个屁用? 唉!这就是文人意气,不谙世事的悲哀了,只图出一口恶气而后快,却不懂得打蛇不死反遭咬的道理,如果对一个一下子整不死的小人,绝对不能够轻易动手的。何况这种脱口秀式的挑衅,只不过激怒对方而已。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后果,便是锺会跑去向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没有说出口的一个字,便是杀了。 凡告密出首某某,打小报告检举某某,而听者正好也要收拾某某,那这个可怜虫就必倒大霉不可。等到嵇康的朋友吕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把他牵连进去,锺会就公开跳出来大张挞伐了,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他的结论,透露出小人的蛇蝎之心: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其实,也正是司马昭的想法,不过利用锺会的嘴罢了。于是录康闭狱。 现在看起来,嵇康第一个要不得,是曹党嫡系,在政治上站错了队;第二个要不得,是个公开与司马政权唱反调的不合作的文人;第三个要不得,或许是最关键的,这位中散大夫得罪了小人。 一部文字狱史,通常都是小人发难,然后皇帝才举起屠刀的。但对于惑乱其间、罗织罪名、告密揭发、出卖灵魂的小人,常常略而不提,所以,这类惯用同行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文人,才会络绎不绝地繁殖孳生吧! 接着,便是嵇康最后的绝命镜头了: 一,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二,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世说新语》注引王隐《晋书》) 三,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四,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世说新语》注引《文士传》) 读到以上的四则记载,不禁愕然于古人比之后人,有多得多的慷慨、胆识、豪气和壮烈,竟有好几千罢课的太学生,居然跟随着囚车向法场行进,而且打出标语口号,反对司马昭杀害嵇康,要求停止行刑,让嵇康到太学去作他们的导师。现在已很难臆测魏晋时太学生们游行示威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设想,这是洛阳城里从未有过的,一个万人空巷,全城出动,非常悲壮,气氛肃穆的场面。否则,司马昭不会产生后悔的意念;他的后悔大概也是慑于这种民众的压力吧! 更教人激动的是,嵇康被捕后,一些具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不畏高压,挺身而出,以与这位作家一块儿受罪的勇气,走进牢房。这支涌向大牢的队伍,完全不把小人的报复、统治者的镇压放在眼里,于是,想起近人邓拓先生的诗: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历史上是有许多缺钙的知识分子,但绝不可能是全部。 日影西斜,行刑在即,围着法场的几千人,沉默无声,倾听嵇康弹奏他的人生绝响。这里不是放着花篮的音乐厅,而是血迹狼藉的行刑场,等待演奏者的不是掌声和鲜花,而将是一把磨得飞快的屠刀。但他,这位中散大夫,正因为他不悔,所以,也就无惧,才能在死亡的阴影中,神色安然地抚拨琴弦,弹完《广陵散》的最后一个音符,从容就义。 嵇中散之死,不但在中国文学史,即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类似他的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一生追求革新的进取精神,刚肠疾恶,遇事便发的始终直面人生的创作激情,甚至对今天作家们的为人为文,也是有其可资借鉴之处的。 正因如此,嵇中散用生命写出的这个不朽,才具有永远的意义吧!

  作家,又是文豪、学者,我们国家里自然是有的,不过却不甚多。鲁迅先生自己是作家,同时也是学者。这是没有疑问的。本文只谈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的贡献。

研究转向

1921年,夏志清生于上海浦东,上世纪40年代,他在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随其兄夏济安到北京大学担任助教。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看不起教会学校,对其并不赏识,他却凭一篇研究英国诗人布雷克的论文,在留美奖学金考试中脱颖而出,为自己赢得了赴美深造的机会。

1948年,夏志清进入耶鲁大学英文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的是西方文学。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博士是全美国要求最严格的,要想拿到学位,至少需要通过法、德、拉丁3门语言考试。在夏志清之前,只有两个中国人在耶鲁拿到过英文博士学位,而他成了第三个。

在耶鲁的严格训练,使他打下了出色的西方文学功底,他成了英文系的优等生。后来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王际真曾这样评价夏志清,“他的英文早已高过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简直可同罗素、狄更斯两位大师媲美。”

但连夏志清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他日后并没有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工作,而是将研究方向转向了他并不熟悉的中国文学。

1951年春天,即将拿到博士学位的夏志清,面临留美还是回国的问题。如果留美,他必须找到一份教职或研究工作;恰好政治系的饶大卫教授正寻求助手编一部《中国手册》,供美国军官参阅之用;在同学的推荐下,夏志清顺利地成了这个编纂团队的一员。

他负责撰写《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三大章,以及《礼节》《幽默》两小章。在编写《中国手册》的过程中,夏志清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英文着述,“一年之中,就把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晚近出版的着作,看得差不多了”,夏志清后来回忆道。

为了写《文学》这一章,他把耶鲁图书馆所藏的茅盾、巴金、老舍等的作品都略加翻看,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

于是,在完成《中国手册》编纂工作后,夏志清下决心自己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由于没有资金,也没有教职,他向当时美国最大的研究资助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没想到竟然很快通过。从此,他过上了三年无拘无束、读书写作的生活,名义上是耶鲁英文系的研究员。

鲁迅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着翻译、古籍校勘和现代学术等多个领域都有巨大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建立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他所创作散文更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的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富有现代性、自由性、批判性和战斗性,是后世作家最常使用的“批判武器”,他所创作的杂文更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宗教、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乃至文化心理、民性、民情、民俗……的百科全书。

  鲁迅说:“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竞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的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就是我。现在盐谷温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的呢?”(《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当然,鲁迅先生说他报复了“私仇”,这是一句气愤话,事实上应该说这是学术界的公愤。一个人耗费了十多年的辛勤劳动,日以继夜做出来的成果,毫无道理遭受到看来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之流的横加诬蔑,怎能不引起愤慨呢?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小说史,它的卓越成就,直到今天还不曾失去固有的光彩。这部小说史篇幅不多而材料丰富,论断虽略而评议公允,由于鲁迅著书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它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他注意到文学创作和政治、宗教、社会各阶层人士生活的关系,文学流派的产生和演变,和文学现象的某些规律探求。这对于有志于文学研究的人,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一书成名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补助金是每年4000美元,从1951年7月开始,他每月要给家里寄100美元,自用2800美元,只够维持生活。

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序言中回忆,“我来美留学,没有用过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到饭馆去打过一天工,洗过一只碗,讲起来比好多留学生幸运。”但那个时候,他尚无教授身份,没有固定收入,只能“过着自甘淡泊的研究员生活”。

由于耶鲁中文部门书籍极少,他只能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借书,通常是“上午动身,下午看一下午书,再挑选自己需要的书籍、杂志,装一手提箱返回住处”。他只用了三年时间,便将这本后来影响一个时代的着作完成了一大半。

后来他又转战密歇根大学、得州奥斯丁城、纽约州波茨坦镇,教了六年英文。直到1961年,《中国现代小说史》才由耶鲁大学出版发售,他也因此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副教授的教职,此后数十年,他把哥大经营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

《小说史》出版后不到三个星期,《纽约时报》便刊出书评,对其大为赞赏。50年后,当夏志清溘然离世,《纽约时报》再次对他给予极高礼遇,报道其一生成就,并专访了他的最佳传人王德威。

夏志清在他的这部处女作中,评点了从1917年到1957年,中国的十多位主要作家,包括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对他们给予了富有卓见和个性化的臧否,与当时大陆的评价体系形成强烈反差。

比如,他说“老舍的《四世同堂》抗战以后为评者大捧,惟我独表异议。”“茅盾开头很好,我很欢喜他。后来就不大好,一个人根据一条路线写小说,这就不行,我一看就看出来。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不能因为小资产阶级就要骂一通,这是不通的。”

图片 2

  一、从调查研究入手

主推四人

他在书中主推四位作家: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他盛赞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有自古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他还极为推崇张爱玲“对人性弱点的细密临摹和苍凉的美学观”。

同时,他评价《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钱钟书比夏志清年长9岁多,两人在1943年就见过面,夏志清对这位前辈的学识和文采都十分膺服,后来还闹出过一个有名的笑话。1975年因友人误传钱钟书过世,夏志清写了篇《追悼钱钟书先生》,在台北《中国时报》发表,引起很大影响,而当时钱钟书先生还健在。

不过,钱钟书并不以为意,三年后的1979年春,钱钟书访美,他在临行前写信给夏志清道,“尊着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骐骥尾,何其幸也。”夏志清收到这封“最敬爱的前辈赞勉自己的信”,兴奋不已,他立即影印了一份,交给唐德刚太太,让她“带回家给德刚兄同赏”。

夏志清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同样予以充分肯定,称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在评点《静》时说,“30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在当时的中国,沈从文和钱钟书都是被批斗对象,而张爱玲早在1945年就被列入“汉奸文人”的黑名单,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发掘了他们的地位,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评价,使得他们进入严肃的文学史,这种功劳是开创性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作为翻译家他大量的翻译了外国的文学作品、科学自然作品为开启民智,引入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美术爱好者鲁迅大量引进了西方木刻、版画作品,并在精神、理论和精神等多方面支持青年人学习木刻、版画艺术,极大的推进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现代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

  凡是进行研究工作的开始,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对象作一番调查研究。鲁迅先生就是这样做的。无条件的“拿来主义”是鲁迅先生最反对的。道听途说,信口雌黄,对于做学问来说,是不足为训的。鲁迅先生最初见到《游仙窟》时,认为“盖日本人所为”。后来他看到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杨守敬说是我国唐朝人写的。但是他并不轻易听信,仍旧怀疑是“唐时日本人所作,亦未可知”。经过他不断查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知不足斋丛书·全唐诗逸》、《桂林风土记》以及两《唐书》后,才确定《游仙窟》是唐武则天当权时深州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人张文成年轻时候写的。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就是这样一丝不苟,不是随便拿来就用,而是经过细心周密的调查研究,然后才下笔为文著书。他的《破“唐人说荟”》、《稗边小缀》也是对唐人传奇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他发现《说荟》中错误百出,说“假如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很不浅”。明明是宋朝人写的《梅妃传》,《说荟》的编者却说是唐人曹邺的作品,“害得以目录学自豪的叶德辉”“收入自刻的《唐人小说》里”,现在就成为笑谈了。关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问题,鲁迅先生认为出自唐人李公佐《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神无支祁。后来胡适提出不同看法,说孙悟空是印度史诗《拉麻耶那》中的那个神通广大的猴奴曼。鲁迅先生毫不为这个新奇说法所动摇,仍然坚信他自己的结论是一个科学的论断。我们从宋元以来关于无支祁传说,其中提到僧伽降水母青猿,又提到观音、如来。这些传说和《西游记》某些情节有相似处,而且吴承恩在《西游记》中提到“无支祁”,他塑造孙悟空这个形象受到无支祁传说的影响,完全是可能的。至于这个故事在流传中羼人佛教神僧的色彩,这在民间传说是也是常见的,不能因此就断言孙悟空是“从印度进口的”。而且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吴承恩知道那个印度史诗中的故事。无征不信,这是治学应有的态度。

人道主义

在夏志清的文学观念中,他特别注重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价值,对五四时期的小说,总体评价很低,认为“它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看人看事不够深入,没有对人性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

他推崇西方的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陀两翁,认为“他们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借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托陀两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对当时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危机都自有其见解,也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说教无误。”

他在《小说史》的结论部分写道,“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这句话,台湾作家白先勇认为是一针见血之论。

白先勇也是夏志清相当欣赏的一个作家,他曾专门撰写《白先勇论》,夸奖“白先勇兼采中国传统与西方小说技巧的优点,作为小说家,他具备悲天悯人的胸怀,艺术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他甚至说,白先勇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白先勇与夏志清有50年的交往,他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表示,“夏志清特别看重作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哲学思想,他对宗教的悲悯情怀是相当推崇的,虽然他自己不信教,但是他是非常有悲悯之心的一个人。”

夏志清对人道主义的看重,在他的《人的文学》一书中亦可看出,《人的文学》本是周作人的一篇文章名,他借用过来作为自己的书名。他提出,“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

他甚至认为,某种程度上,文字是次要的,“只要叙述是真情实事,不是温情主义式的杜撰,我总觉得有保存价值,值得后人阅读回味。”

因此,他评价中国的章回体小说,一直读到20世纪初年的《老残游记》,才碰到一位在专制政治下真正为老百姓请命,人道主义的作家。“单凭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实已和胡适、鲁迅、周作人这一代站在同一阵线。《老残游记》,同杜甫不少诗篇一样,是真正‘人的文学’的杰作。”

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一方面,鲁迅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其不仅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时代,也创造了文学史着作的典型范例,“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郭沫若将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另一方面他整理校对勘正了《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为后世的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一笔巨大财富。

  “五四”以前,通俗白话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当然没有人肯耗费时间和精力去写小说史。所以小说自来无史,要编写小说史,就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切材料都从调查研究做起。鲁迅先生在着手和进行编写《中国小说史略》时,搜辑整理大量资料。早在1911年,他就辑录了《小说备校》七种(《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12年辑录《古小说钩沉》三十六种。在《古小说钩沉序》中说:“其在文林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鲁迅全集补遗》)与此同时,他着手编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明以来小说统计表》等。他统计了从洪武元年(1368)到民国癸亥年(1923)五百六十年中的小说创作,用力甚勤。后来他回忆这段时期的工作说:“昔尝治理小说,于其史实,有所钩稽,……历时既久,所积渐多。”“然皆摭自本书,未尝转贩。”这“未尝转贩”正体现他的反对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转贩”这件事,害人害己,许多人都有沉痛的经验。研究《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有所谓《续阅微草堂笔记》一书。有些人写文章引用,都是从蒋瑞藻《小说考证》中“转贩”来的,谁也没有见到这本书。至于蒋瑞藻自己见过这部书没有,到底有没有这部书,也成问题。鲁迅《小说旧闻钞》没有抄这一条,这就证明他的确没有“转贩”。“转贩”写文章既骗了别人,又受了别人的骗,一经发觉,功力不到家,内心是要自疚的,那就享受不到鲁迅那种“废寝忘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的乐趣。

政治偏见

夏志清是一个真性情之人,这从他的为人为学都可以看出。

在日常生活中,他喜欢说,“我真是聪明”“我真是伟大”“×××真是太笨了”,但是他这种口不择言,并不会给人以不适之感,反而让人觉得其真诚可爱。白先勇向记者谈到,“他对人生的热忱到最后也没有减掉,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不会冷清,你能从他身上感到一种人间温暖,他很好玩。”

夏志清的真性情体现在作品中,便是好坏的明显区隔,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绝不和稀泥。对于他认为好的作品,他从不吝惜最华丽的赞美之词,而对于他所瞧不上的作品,他也绝不含糊其辞,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评价。这种大褒大贬,自然容易惹来争议,因此他“名誉天下,谤亦随之”。

他的一生笔战无数,有的只是几个回合,有的则持续数十年,其中最有名的,当数他和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笔战。他的《小说史》问世后,普实克立刻写书评,批评夏志清的分析方法不够“科学”,夏则撰文反驳,他们的笔战,成为后来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读之作。

文学评论大家李欧梵先生曾师从普实克,又是夏志清的非正式弟子,他对两人的熟悉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他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做出了总结性的评价。

“夏志清开创性的、里程碑式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不啻晴天惊雷:无论是广度上,还是原创性上,没有任何一部书,包括普实克的书,可以与此书相比。夏先生的比较视角,也令他展示了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独到观点,这些极具原创性的观点,如今已成为我们的标准。”

由于夏志清对中国左翼文学和作家的整体评价很低,在80年代,他曾受到许多大陆读者的批判。至今仍有许多人,尤其在大陆,认为夏志清的书“在意识形态上偏见重重”,认为他的作品是“冷战学术”,“在理论上不堪一击”。甚至有美国学者认为《小说史》,“显示一种露骨的政治偏见,可能破坏了他的文学鉴赏。”

尽管这种认识被大多数人所否定,但“政治偏见”的标签似乎从未被摘去。李欧梵为之辩解道,“夏先生的政治思想从未影响他的文学鉴赏,他对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作家们一视同仁,采取统一的批评标准。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学立场是有区别的。他高度赞赏鲁迅的短篇小说,却不喜欢其政治态度”。

夏志清对左翼作家从来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区别性地对待,比如他特别看重张天翼、吴组缃,他是读了很多齐名的作家后,才得出这两位的艺术成就最高的结论。尽管茅盾、老舍是一定要入选,但他还是对他们的个别作品重估价值。

《子夜》一直被认为是茅盾最好的作品,而夏志清却认为赶不上他早期的《蚀》《虹》和后期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猫城记》老舍自认为写的不好,但夏志清却对其予以重视。而他所推崇的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这些在当时被淹没的作家,如今依然是读者热捧的对象,这足以说明夏志清超凡的眼力。

(本文参考书目:夏志清着《中国现代小说史》《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李欧梵着《李欧梵论中国现代文学》,王德威着《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图片 3

本文由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娱乐app正在官网发布于实用文摘,转载请注明出处: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第一部小说史,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在纽约病逝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