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颇有异于西方体系主导下的大学教育学科体系

作者: 文学经典  发布:2020-04-06

    今年恰逢“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各种相关学术活动整装待发。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也越来越为思想界所关注。刘小枫教授和甘阳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15年来已出版350种经典与解释书籍。1月10日,“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人民大学举行,引各方关注。

刘小枫 刘小枫教授,男,重庆人,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主编、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主编。经典与解释丛书。 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式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在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十五年之后,担任丛书主编的刘小枫道出此言。上个月,在丛书出版的纪念研讨会现场,350种样书一起码放出来的壮观场面让很多到场者惊讶与感叹。甘阳和刘小枫等学者,希望让这套书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希求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关注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现场有人提出要用古典药方来治现代病,但甘阳认为,西方经典只是重要的精神资源,并不是拿什么药来治什么病。也有学者认为,这套丛书对西方著作的推介,过多局限于施特劳斯学派。不过,当我们深入西方经典,再反观中国问题,认识会更深刻,面对具体问题时脑筋可能更灵活。 这注定是一项长远的工程,除了西方经典的推介与解释,中国古典同样需要激活生命力。这一方面,也有多种图书出版。在此过程中,尤其是当今商业大潮泥沙俱下之时,古典教育至关重要,它需要起到尼采所说的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 古典文明追求灵魂的高贵,因此,在现代社会难免不合时宜。所谓应起到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指的是抵御现代商业文明把本来天生高贵的灵魂也拉平为低俗的灵魂。刘小枫说道。在研讨会结束后,他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谈经典与解释丛书 让古典意识在整个学界有其立锥之地 新京报:经典与解释中有很多子系列,涉及面相当广,也相当深入,其实远远没有限于施特劳斯学派。 刘小枫:如你所说,经典与解释的几百本书似乎并不限于施特劳斯学派。但我仍然要说,即便我做的仅仅是推介施特劳斯学派的学术成果又怎样?谁不是在推介自己认为值得推介的学术?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太自然不过。施特劳斯有30多种讲课录音记录稿留下来,绝大多数是对某部古希腊罗马或近代经典的解读,非常细致,解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的讲课记录稿就有三卷之多。芝加哥大学的施特劳斯中心最近已经整理出数种讲稿,我们的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已经获得翻译版权,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里顺便做个预告。 新京报:阅读这些书是不是要有相当于博士的知识水平,一般读者怎样进入? 刘小枫:我不知道你指的一般读者是谁经典与解释的书有一个底线思想文化性的学术书,而非文化普及读物。一般而言,它的读者对象是大学本科生以上学历,但绝非必须有所谓博士水平。据我所知,经典与解释的读者中本科生和硕士生居多。思想学术基于兴趣,只要有这类兴趣,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进入方式。反之,没有兴趣的话,即便是教授、博导,也不会看这类书。 新京报: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你自己的研究领域转战诸多,从本世纪开始,可能也应该说从你开始做经典与解释起,你的领域更多地在政治哲学,且不见再转战,只见扩大和深入。很多人在谈论你近年来书和文章的转向,也有很多臆测,能简单说说其中的原因和历程吗? 刘小枫:所谓政治哲学有两种含义,一种指的是哲学中的一个专业,比如就像逻辑学、伦理学或宗教学那样的所谓二级学科。另一个含义指的是古典式的学问方式,就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个西文语词的原初含义而言,政治哲学的意思是:立足于城邦热爱智慧。如果就前一种含义而言,就有你所说的所谓研究领域转战诸多,如果就后一种含义而言,就并没有什么研究领域转战这回事。要说转变,唯一的转变就是从现代转向古典。我在九十年代做的基督教神学也是现代的,尽管这门学科很古老。反过来,即便现在我做现代的学问,立足点也很古典。这种转变基于一种领悟:古典式学问不仅比现代式学问高贵,而且比现代式学问高明。再说,所谓学术领域的划分是现代的名堂,古典学问没有这样的划分。现代学人做学问,未必一定要按现代的方式做,也就是不要拘限于什么专业领域。施米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是法 学家,但他的著述涉及神学、诗歌、戏剧、史学等等。所以,他在西方学界是公认的具有古典修养且以古典方式做学问的大思想家。 新京报:经典与解释系列走到今天起了很强的普及作用,你认为能不能说今天学界的古典意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刘小枫:哪有这回事哦。经典与解释系列不会产生普及作用,只会起应有的象牙塔学术作用。我也不会去指望学界整个儿提高古典意识,没这个可能,也没那个必要啊。应该指望而且能够指望的仅仅是,让古典意识在整个学界有其立锥之地,与现代意识达成平衡。我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而是反对片面或单面的现代意识或现代立场。 新京报: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你愿意定义自己的派别吗?如果不愿意,具体原因是什么? 刘小枫:不是不愿意定义,而是没法定义。毕竟,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派别划分都是现代式的,无论左派还是右派、保守派还是激进派,都是从现代式政制构想衍生出来的。一个有古典意识的学人,对现代式政制构想始终心存疑虑,即便古典式政制构想也有种种缺陷。就像17世纪末英国古今之争时期的崇古派代表人物坦普尔在《论古今学问》一文中一开始所说,现代作品很难取悦那些浸淫于古代典籍的人。既然浸淫于古典智识,何以可能在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找到自己的派别呢。 谈新文化运动 引发了中国的古今之争,但未充分展开 新京报:当前,西方的古典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社会是什么关系?大学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刘小枫:我们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中的古今丛编系列刚出版了一部译文集《大学与博雅教育》,从中你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二战结束之后的芝加哥大学校长以及他提倡的博雅教育培育出来的一些有古典眼光的学者如何看待西方的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关系,以及大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其让我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不如读读这本书,看看西方名牌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们自己怎么说。 新京报:对于古典传统,我们流行的做法是对古典进行解释,以符合现代社会。甘阳认为,这样做是先天性地认定现代社会是好的,从而导致对现代社会没有一种具有相当深度的批判力。对于这一做法,你怎么评价? 刘小枫:以符合现代观念的方式解释古典,并非晚近才流行起来的做法,而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习惯做法。今年是新文化运动百年,但新文化运动兴 起后,很快就出现反弹,出现了论争。颇有影响的反弹之一就是,以符合现代观念的方式重新解释古典。熊十力就先天性地认定现代民主政制是好的,我在《共和与经纶》一书中有过详细考察。他以及他的学生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时,都力求符合西方现代民主政制的理念。在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新儒家那里,乃至在当前的新-新-新儒家那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解释模式。 新京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新解释古典传统,目的是什么? 刘小枫: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的是,要认识到,不仅我们中国的古典传统与现代西方所追求的民主政制文化在品质上根本不同,西方的古典传统同样如此。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这一事件不仅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连接点,而且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史的基本格局。迄今为止,西方学界人士大多还以为,古今之争仅仅是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治原则的优劣之争。古今之争不仅使得西方国家中甚至有共同学问基础的知识人分裂,也使得整个基督教欧洲知识人共同体分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古典学知识人的分裂,一些研究古典的知识人真心实意地心仪古典,另一些则以专找古典这样那样的不是为己任,比如,那个比沃尔夫早大半个世纪提出荷马问题的奥比纳克神父。奇妙的是,这类人在西方被视为现代古典学的先辈或文本考据学的前驱,比如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伦敦古典学家沃顿和皇家图书馆馆长本特利,整天浸淫于古书,做考订的功夫很好,心性上却并不服膺古书,而是服膺现代观念,古书在他们手上不过是一件技术活儿的修理对象。斯威夫特早就尖锐嘲讽过这类古典学家,谁如果上高中时读过《木桶的故事》,他一定会知道。总之,16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已经导致基督教欧洲各国出现内部分裂,古今之争不仅加剧了分裂,而且使得分裂更为错综复杂。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也引发了中国的古今之争,但没有充分展开,以至于我们对古今之争还缺乏明确的自觉意识。 1/3 123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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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3日至24日,第四届全国国学院院长高层论坛暨武大国学院成立5周年庆典在武汉大学举行。此次论坛由武汉大学国学院、《光明日报》国学版主办,经心书院承办,武汉广播电视台协办。在为期一天半的三场分组研讨会上,来自40余家高校的国学教学研究机构负责人或专家学者,就设立国学一级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试制订和推行“国学经典等级考试标准”“古代汉语等级考试标准”等问题展开了主题发言和讨论。

    最近有文章以《古典学不是刘小枫他们搞的那套》名义出现在媒体上,引起了一些争议。该文章开篇即称“多少人读过不好说,但知道或听过《荷马史诗》的可能比真正见过河马的人还要多(观察者注:原文如此)”,并用类似虚拟语态表示:“就国内目前状况来说,西方古典学研究仍处于草创、学习阶段,不能急于以我为主,不应该让它在当前发挥它本不该发挥的作用。”观察者网就此联系刘小枫教授。他的表态言简意赅:“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这个热闹恰逢其时,本人五年前的一篇旧文可以作为回应。”

刘小枫 (进入专栏)   甘阳 (进入专栏)   汪晖 (进入专栏)   /司昶编  

一、“国学”学科的倡立,对现行的文、史、哲、艺等学科是有益的补充

    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便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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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武汉大学设立本科“国学试验班”算起,我国高校自主设立“国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已经进入第十五个年头。当前,高校的国学教育方兴未艾,已经有数十所高校先后设立了国学教学或研究机构,既有国学本科教学,亦有硕士、博士学位培养,“国学”专业教育日渐融入大学基础文科教学培养体系,但“国学”学科的“户口”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文章原题《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全文可见刘小枫《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版。刘小枫教授授权观察者网发表。

   1月10日,“经典与解释”丛书十五年350种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举行,成为一次引入瞩目的回顾和反思。

针对于此,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由国家层面设立“国学”一级学科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紧迫性。中国古典学术向以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分野和基本面目,以考据、义理、辞章、经世为一体之多面,颇有异于西方体系主导下的大学教育学科体系。数十年来,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将中国传统学术分割,分别纳入文、史、哲、艺等学科,以至于今日,能够用融通整合的眼光理解和诠释中国经典者愈乏其人。例如儒家五经,是中华伟大文化传统的源头经典,但是数十年来,仅成文史哲专业研究的语料和史料,六艺之古学遂告式微,或许终将泯灭不传。再如,即便在当下条件优特、以科系为畛域的综合性大学,中文系学生也不再认真通读《诗经》,而且坚定地以为,三礼、《春秋》经传绝不属中文系应该处理的范围;历史系学生也少有系统精读三礼、《春秋》《尚书》者,同时他们一般认为《诗经》是文学书;哲学专业学生则翻翻《周易》,并认为《诗》《书》、三礼、《春秋》不属于其专业内容,绝不寓目焉。而中国古代围绕着儒家经典所展开的内容丰富庞大的小学、经学学术,其考据方法和义理展开,普通文史哲相关专业的学生更是毫无了解和涉猎。因此创立“国学”学科,重新恢复中国古典学术的合理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培养出能融通、深刻和准确理解伟大经典的人才,有利于完成习总书记提出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任务。

    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经典与解释”丛书由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策划并主编,于2002年开始在华夏出版社出版,2004年以后华东师大出版社加盟,之后两家共同出版该套丛书,平均每年出书约30种。350多种的量蔚为大观,“经典与解释”丛书也已蜚声学界,在社科学术出版领域有很大影响,成为学术书店的必备景观。

此外,学者们认为,即便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在当代西方学科体系中,神学、古典学研究,也都可以独立于文、史、哲、艺之外与之并立不悖的学科,成为西方人文学术和大学教育体制内有益的支脉。中国的现代国学研究,颇类似于西方的古典学领域。在西方,古典学、东方学研究、汉学研究等综合交叉性学科的整体性得到了尊重,例如欧美众多一流大学普遍设有汉学系,把中国作为对象,进行综合或分类的研究。由此可见,即便从当代西方学术体系的视角,“国学”学科也有其设立的合理性。

    前不久,教育部搞了一次例行大学评估,各大学纷纷抢在评估前搞装修——教育部的评估检查的是教学“质量”、设施(所谓硬件),没谁去检查我们的检查者的文教观念。

   出现在此次研讨会上的是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刘小枫、甘阳、汪晖、张志扬、陈来、刘北成、童世骏、吴飞、丁耘、干春松、赵汀阳等等……让我们听听他们说了什么,小编截取了其中几个有趣的片段。

学者们普遍认同,“国学”学科的倡立,并非要替代现行的文、史、哲、艺等学科,“国学”学术的视野和方法,主要遵从中国古典学术的眼光和进路,例如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基本格局,考据、义理、辞章融汇的学问理路,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而入于史、子之学和文章之学的路向等等,它是对当下按照西学格局而设的文、史、哲、艺等学科的有益的补充。

    有必要检查我们当今的文教观念吗?当然有必要——就在“大学评估”展开的同时,已经有大学校长公开提出批评甚至表示抵制,体现出一个大学校长的真正品格。文教制度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品质的优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必须保养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少数优秀少年、青年,使得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今叫“承重墙”。文教观念不对,承重墙建设就会出问题,甚至使得我们的国家不再有承重墙。

   古典风范做书不容易

二、明确“国学”范畴的内涵和外延是推动国学教育和研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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