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作者: 文学经典  发布:2020-04-08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百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叙述着自己与这份学术杂志的深厚情感与渊源。

10月10日上午,《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副院长到会祝贺并讲话。本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伯江主持,所长刘跃进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作协、国家图书馆、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各兄弟期刊、出版单位、新闻媒体等2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由首都师范大学作为发起单位的乐府学会成立大会日前在京举行,近百名专家学者应邀列席会议。据悉,乐府学会是经教育部和民政部报请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的国家一级学会,由乐府学会发起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相洲担任首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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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2018年10月31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中青年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以“贯彻十九大精神,总结四十年成就”为主题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共有十五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学术编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部分古代文学博士、博士后,以及部分媒体记者参加了座谈会。

  《文学遗产》作为我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创刊于1954年,最初为《光明日报》专刊,1963年休刊,至1980年复刊后改为独立期刊,归属于社科院文学所。据主办方介绍,古代文学研究界的老一辈知名学者,几乎都在《文学遗产》上发表过文章,目前活跃在第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也多与《文学遗产》有着深厚的文字因缘。

1957年3月12日,《文学研究》创办,为季刊。1959年2月,《文学研究》改名《文学评论》,为双月刊。1966年7月,《文学评论》因故停刊,至1978年1月正式复刊。在60年的风雨历程中,《文学评论》刊发了一大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著名的专家、学者,一直被中国文学研究界视为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专业学术刊物,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 日光如熔金,涌上沧海流。在过去的60年里,《文学评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坚持立足学术、心系国家、服务社会、关注现实的办刊思路,形成了一种博大、深厚、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格。作为学术重镇,《文学评论》的创办、停刊、复刊以及编辑方针的变化,都与共和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折射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转折和变化,对繁荣当代文学研究事业,推进学术发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等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副院长在致辞中对《文学评论》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按照院党组的要求,继续办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专栏;第二,在文学研究中,文学理论研究要联系文学史和当下文学发展的实际,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批判地借鉴国外的优秀理论成果,将重点放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上来;第三,文学研究要以当下为中心,要研究文学中的新现象、新问题,要敢于对不正确的思潮、现象和观点亮剑,提出有学理的、有根据的、学术质量高的批评;第四,要在以老带新的基础上,大力扶植文学研究的新人,培养好的年轻编辑,发表年轻学者的新作,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指出,60年来,《文学评论》形成了三个重要特色:一是密切关注现实,把握时代脉搏,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文学评论》最鲜明的思想品格;二是围绕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开展积极的思想交锋,始终走在学术的前沿,这是《文学评论》最重要的学术特色;三是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学人,确保优秀稿件源源不断,这是《文学评论》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回首《文学评论》60年的历程,在感念前辈学者艰辛创业的同时,我们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在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下,我们要勇于面对现实,积极迎接挑战,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与会学者纷纷对《文学评论》60年来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也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陆建德主编作了主旨发言。他首先回顾了《文学评论》的发展历史,特别强调了学术刊物在组织学术批评方面所应起到的引领作用,认为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 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伯江在闭幕辞中指出,60年来,《文学评论》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学术品格,成为自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办刊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回顾历史,我们要不忘初心,面向未来,充满自信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有更大的担当和更大的作为。《文学评论》决心与全国文艺工作者一道,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不忘初心,扎实工作,锐意进取,积极推动文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贡献自己的力量。 (吴子林整理)

  乐府学是与诗经学、楚辞学、词学、曲学并列的古代文学专门之学,研究对象为历代乐府诗。乐府诗是朝廷礼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诗中精品在诗歌史起着标志性作用。在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相较诗经学、楚辞学、词学与曲学所取得的长足发展,乐府学研究发展则显得有些落后。据相关学者统计,2003年乐府学论文发表数量仅为词学论文数量的1/10。

10月31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中青年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共有十五位学者代表20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出席会议并发言。

会议由《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致辞。刘跃进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认为老一辈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建立在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对方法论的不懈探索的基础上。新一代学者则应关注:我们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学问?未来二十到四十年的学术应当如何发展?古代文学学者除了在研究中获得自我的精神寄托,也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实现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从起初一家报纸副刊到如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名刊,《文学遗产》缘何受到业界学者的一致好评,在传播以古典文学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等成为与会学者所热议的话题。

附: 《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致辞

  乐府学研究的薄弱现状,与其在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呈现鲜明对比,而乐府学会的成立,无疑为乐府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使乐府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新的学术增长点。那么,乐府学作为礼乐文化源远流长,经历兴衰历程后,将其作为专门之学进行建设有何价值?应建构怎样的理论体系及研究范式才能全方位系统梳理乐府学,以提升乐府学研究水平?本刊记者特就此采访相关专家学者。

会议由《文学遗产》副主编竺青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致辞。刘跃进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认为老一辈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建立在其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对方法论的不懈探索的基础上。新一代学者则应关注:我们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学问?未来二十到四十年的学术应当如何发展?古代文学学者除了在研究中获得自我的精神寄托,也应该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实现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

学者们总结了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思考,并结合各自的学术专长对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前景予以展望。

  古典文学的“常青树”

尊敬的张江副院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早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纪念大会,我首先代表文学研究所向与会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近年,文学研究所相继迎来三个六十年:2013年是文学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2014年是《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今年,是《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对前辈学者创造的辉煌业绩充满感念之情。 继往开来,不负重托,我们特别编辑出版了若干纪念文集,认真梳理文学研究所的传统,认为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至今依然有其现实意义。谦虚,是就为人而言,低调做人,和谐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继晷,钻研终身。而实事求是,则是做人做事都必须遵循的准则,是这种工作作风的核心所在。正是在这种精神引领下,文学研究所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传统。首先,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示范作用,这是文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年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其次,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界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其三,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其四,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遵循双创原则,把编选优秀的古今文学读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来做。 《文学评论》创刊以来,也遵循着这种精神,整整走过六十年风雨历程。 六十年来,密切关注现实,把握时代脉搏,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这是《文学评论》最鲜明的思想品格。《文学评论》的前身是《文学研究》季刊,创刊于1957年。何其芳同志在创刊号《编后记》中强调,《文学研究》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结果。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就像《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一样,《文学研究》非常注重专业性和前沿性:一是研究队伍,是专业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二是研究对象,是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三是研究途径,是持久而辛勤的研究。1959年,随着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的临近,为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现实性、战斗性,将此刊更名为《文学评论》,用大部分篇幅刊载对当代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评论文章。即便是古代文学研究,重点讨论的也是如何继承与发展以及古为今用等亟待回答的重要现实问题。 六十年来,围绕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开展积极的思想交锋,始终走在学术的前沿,这是《文学评论》最重要的学术特色。创刊之初,《文学评论》结合文学发展的实际,围绕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典型性格与典型人物、历史剧创作与理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的关系以及诗歌格律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讨论。此后,由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等话题逐渐引申到文学上的共鸣现象、山水诗和自然美的问题。这些话题,时至今日依然有值得讨论的空间。 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第1期刊发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引发学术界关于艺术规律、形象思维问题的大讨论。他们提出的一些论点,今天看来也许已不新鲜,但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确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此后一段时间,随着西方后工业化思潮的涌入,上帝创世的神话被打破,理性万能的说法被质疑。一时间,荒诞、滑稽代替庄重、崇高,新的批评思潮由此而起。社会历史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纷至沓来,众声喧哗。《文学评论》勇于迎接挑战,专辟外国文艺理论评介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笔谈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新建设等专栏,开展积极的学术论争,目的是引导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 世纪之交,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格外关注。面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文学研究所适时承担院重大课题新世纪全球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项目,系统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同时,又组织专家按照类别编选新世纪文论读本,选录近十年来重要的理论文章。《文学评论》也积极跟进,组织二十世纪文学回顾文学史史学笔谈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笔谈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讨论全球化趋势中的文学与人社会文化转型与文艺美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讨论等栏目,重新审视传统文学思想的价值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回答人们关切的问题。 六十年来,《文学评论》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学人,确保优秀稿件源源不断,这是《文学评论》最根本的制度保障。为筹备这次纪念大会,我们特别组织编选三部纪念文集,即《<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论文选》《<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纪念文汇》《<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年论文总目及编后记》。六十年文选,是从六千多篇文章中编选出来的,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对此缺憾,论文总目及编后记或可弥补。编后记虽为资料汇编,但从中依然可以读出很多有趣的信息。王保生先生的《<文学评论>编年史稿》对这些信息多有解读。为此,我们征得作者同意,这次一并列入纪念文丛,希望为学术界提供经过系统整理的资料。《纪念文汇》收录了七十多位作者的纪念文字,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整五代人,是目前《文学评论》的主要作者。70后所占比重虽然不多,却是《文学评论》最重要的作者群体,代表着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未来。当然,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很多刊物都面临着潜伏的危机。《文学评论》能否承担起名刊的责任,能否不断激发思想的活跃,能否持续推动学术的进步,都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的学者给予更多的支持,也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历史的交替,成为学术主力。 在历史的长河中,六十年只是短暂的瞬间,可能无足轻重,而在共和国的学术发展史上,文学所的六十年,《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的六十年却在其中占据独特位置,扮演重要角色。我们在感念前辈学者艰辛创业的同时,更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我们一定不忘初心,在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下,勇于面对现实,积极迎接挑战,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 谢谢大家。

  成立一个学会,带动一个学科

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成就

一、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评价一本刊物的学术影响力,并不取决于时下所流行的引用率、退稿率之类的数字,而主要看它在海内外专家学者心目中的地位。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所言,《文学遗产》“见证了几代学人的成长和衰老,我们也见证了她的成就和辉煌”。已年过八旬的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说,自1956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宋元南戏的几点理解》开始,就一直与其主办方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有过多次学术合作,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好影响。《文学遗产》还是培植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后继的园地,中华书局原编审、古籍整理专家程毅中作为最早的读者与作者表示,他所在班级的好几位同学当时都成为《文学遗产》的作者和通讯员。葛晓音回忆第一次与《文学遗产》结缘的经历时说,“我的第一篇论文是在《文学遗产》复刊号上发表的,当时在‘文革’中积压了大量前辈专家的成果,但复刊号却挤出版面容纳了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文章。”

  乐府学古已有之,并曾作为专门之学而存在,致力于这一专门之学者代不乏人。宋代以后,稍显式微。近代以来,更为西学所遮蔽。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学术领域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但相对于不少传统文化领域的学科,乐府学研究仍属薄弱一环。首都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吴相洲教授表示,鉴于乐府学的传统地位,当代学人应该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使命,充分利用现代人的研究观念和方法,构建现代意义的乐府学,使这一古老的学问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颜子楠根据自己对海外汉学界的观察,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古代文献整理等基础工作的蓬勃发展,不仅得到海外汉学界的赞叹,而且使海外汉学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文献依赖,这也是国内的古代文学研究成就之一。张巍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多元化。古代文学史被看成是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观念演进的历史、文体形式与文学技法发展的历史、文学语言复杂化的历史,这些都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于古代文学史性质的认识。第二,研究的深化、细化与交叉化、综合化。一方面,古代文学研究产生出众多的研究分支;另一方面,它又与其他相关学科充分地交汇融合,从而形成一些跨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第三,文学古籍整理的全面推进和大型古籍数据库的建成,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中青年学者进入学术界的时间较晚,无法完整亲历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但他们怀着对前辈学者的尊重与敬仰,从四十年来的辉煌成就中汲取营养,总结经验,积蓄力量,继承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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