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刘小枫再次为三联书店筹划,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

作者: 文学经典  发布:2020-04-11

    倘若要平衡现代化大学不可避免的实用技术取向就必须凭靠设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大学文科。既然现有文科各一级学科无不是现代取向的,则唯有在大学中为古典学术划出独立地盘。才可望达成古-今平衡。我们无需全盘否弃实用技术学科,而是以教养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教育品质不致败坏。同样,我们无需全盘否弃文科的现代取向,而是以古典教育来与之达成平衡,以葆文科品质不致败坏。十九世纪末期的尼采已经看到,如果要遏制现代大学教育品质的败坏,必须好好经营古典学。古典学在现代文教制度中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必须起“不合时宜的伟大作用”,所谓“不合时宜的作用”指以“抵制现时代”的方式“作用于现时代”,从而有益于未来的时代(参见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二篇,前言)。

台湾佛光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龚鹏程

下面这篇文章,选自《文明·国家·大学》(甘阳着,三联书店,2012,页136-145)。这是2008年11月甘阳在“第六届《开放时代》杂志论坛——古典西学在中国”上的发言,着眼于“中华 文明”的时代复兴,反省中国学界近百年来对西方大传统的认识。原题为“古典西学在中国”,敬请读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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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制的演变,与教育制度变革乃至史学学科专业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大学文科研究所取代传统书院,成为培养文史研究高级人才的主导单位,改变了中国文史研究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促进了史学学科的专业化和独立化进程。关键词: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制学术独立文科研究所书院。

    文章原题《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全文可见刘小枫《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版。刘小枫教授授权观察者网发表。

主持人(梁枢):你们那个国学教研室是不是虚体?

如何建设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这是甘阳、刘小枫等人长期以来的思考关注所在。八十年代,他们为三联书店主编“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包括“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 ”“文化:中国与世界辑刊”等等)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如何梳理西学传统、如何建设当代中国学术。九十年代,他们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组织“社会思想丛书”“牛津精选”,也费很大 精力于古典研究,当时也有北京三联书店的编辑配合香港方面在大陆组织译者,精心筹划。

1月10日,“经典与解释”丛书十五年350种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合举办,两家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大型系列丛书“经典与解释”自2000年策划以来,至今已走过整整15个年头,出版图书达350余种。

  关键词:史学专业研究生 培养体制 学术独立 文科研究所 书院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我们不断听到设“国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声。有人说,这种呼吁与我国的“和平崛起”同步。其实,即便不考虑“和平崛起”的政治异象,开科设教从来就是文明国家文教制度的基要问题。我国的大学文科一级学科建制早已屡遭诟病,如今的确到了必须通盘重新考虑大学文科建制的时候。

黄朴民:现在国学讨论的好多问题是民国时期的翻版。民国的学术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完全是用科学的方法、先进的理念,从中西文化汇通的角度进行科学的研究,这是一种。无锡国专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是很好的,那里出来一大批人才,比如饶宗颐、钱仲联、冯其庸、王遽常等,这又是一个路子。还有就是马一浮式的,就是六艺为一切学问之本。这三种我觉得,清华是求真的,无锡国专是求博,马一浮式的就是求纯。今天我们人大国学院选择哪一种路子?实际上还是要在无锡国专和清华研究院的路子上去推动,也就是以经史子集为主体,同时以西域历史等其他新的学科为亮点,成为齐头并进的局面。

2015年1月10日,由刘小枫、甘阳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十五年350种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张志扬、陈来、汪晖、赵汀阳等学界朋友参与研讨。丛书的意义在于开启晚清 以来新的西方阅读,从而建立中国的学术自觉。

附:与会的专家学者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关键词:史学;文史;研究生教育;研究生培养;高级人才;教育制度;学科;学术;书院;文科

    有必要检查我们当今的文教观念吗?当然有必要——就在“大学评估”展开的同时,已经有大学校长公开提出批评甚至表示抵制,体现出一个大学校长的真正品格。文教制度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品质的优劣,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必须保养每个时代都会有的少数优秀少年、青年,使得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如今叫“承重墙”。文教观念不对,承重墙建设就会出问题,甚至使得我们的国家不再有承重墙。

主持人(梁涛):我们可以在以后的学术会议中交流各自的经验,互相取长补短,在国学的课程设置、内在结构方面做更深一步地探讨。

我们这次论坛的题目叫“古典西学在中国”,虽然题目是“古典西学在中国”,背后的真正潜台词是希望古典中学的复兴,或者更明确点讲,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做古典西学的人主要是为在中国做古典中学的人服务的,也就是为中国古典学问提供一些来自西方的参考与借鉴。所以,中国的“古典西学”并不是西方的“古典西学”的一部分,而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部分。如果这个位 置不搞清楚的话,中国的“古典西学”会不知道方向所在。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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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文章以《古典学不是刘小枫他们搞的那套》名义出现在媒体上,引起了一些争议。该文章开篇即称“多少人读过不好说,但知道或听过《荷马史诗》的可能比真正见过河马的人还要多(观察者注:原文如此)”,并用类似虚拟语态表示:“就国内目前状况来说,西方古典学研究仍处于草创、学习阶段,不能急于以我为主,不应该让它在当前发挥它本不该发挥的作用。”观察者网就此联系刘小枫教授。他的表态言简意赅:“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这个热闹恰逢其时,本人五年前的一篇旧文可以作为回应。”

吴根友:现在的文史哲分科有它的长处,是培养各方面专门人才的,但是也有它明显的弱点,就是文史哲分科之后,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史学、古代哲学的,很多方面本来应该通的,结果不通,做中国哲学史的不懂得音韵训诂,文字很多解不通。我们有一个做西方哲学从国外回来的学者。他看到一篇写中国哲学的文章里面引了一大段古代文献,后面又不解释,他便当面质问作者,这段话引的是什么意思。那个作者说大概就是那个意思。他说我问你具体是什么意思,作者讲不清楚。就是说做中国哲学的,他连中国古文都讲不清楚。这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基本训练上出了问题。郭齐勇老师一再强调说,我们武大国学班,就是要补救现在人文方面文史哲分家的不足。通过培养通才的办法,弥补我们现在分科的弱项。这是我们基本的办国学班的理念。也是一个取弱的思路吧,免得引起和别人的碰撞。

回顾来看,国内最早了解到的当代西方古典学研究,大致都出自《古典学》(“牛津精选”丛书,[英]玛丽?比尔德着,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古典学的历史》(“西学源流 ”丛书,[德]维拉莫威兹着,陈恒译,三联书店,2008)等译着。而这些大都离不开甘阳、刘小枫与中国人文学术出版界的紧密合作。

“经典与解释辑刊”重在汇集国内外学界的最新学术成果,以专题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每年出2—3期,是国家CSSCI来源期刊。

作者简介:

    文教改革三十年应该区分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两个十五年品质差异极大,所谓“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差异:前十五年怪现象不多,后十五年不仅怪现象铺天盖地,而且败象丛生——严格来讲,文教改革三十年,主要是后十五年的变革,而且明显越改越糟。有目共睹的是所谓教育产业化——我们的理由可能是:当时国家太穷,无力支撑大学的发展。可是,民国时期同样很穷,但在这一我国现代文教制度的初建期,虽然全盘西化已经铺开,大学的实用化和职业技术化程度却远不如现在……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本科生比得上如今的博士生?中国学问的自信心为什么比如今的更为稳固?对比我们的“文教改革三十年”,退步还是进步?如果退步,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没有留学的蒙文通、熊十力的学术生命力,比留洋博士冯友兰更强?

二、国学是整体之学

近来围绕着古典学在中国的研究,颇有一些“夺人眼球”的争议,详情暂可参见文章《关哲:如果非要说古典学是谁的一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华夏出版社社长黄金山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回顾了该丛书的缘起以及出版历程,总结出版经验,倾听相关学者专家的意见和批评。

  摘 要:晚清以降,伴随西方新学制的输入,传统书院转型新式学堂,建设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机构,日益成为学术文教事业发展中的迫切需求。北大国学门首开研究生教育体制探索的先河,后经十余年的努力,形成国内统一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制的演变,与教育制度变革乃至史学学科专业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大学文科研究所取代传统书院,成为培养文史研究高级人才的主导单位,改变了中国文史研究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机制,促进了史学学科的专业化和独立化进程。

    尼采主张绷紧古今之间张力,通过展开古典教育使得现代文教制度中的现代因素得到平衡,因为,“与人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已惊人衰落,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随风消逝。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要想获得关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见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得到,也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听来粗鄙”(《朝霞》,第9条)。可是,西方学界百年来尖起耳朵听的是尼采关于“超人”的说辞,而非关于古典教育的教诲。事实上,在西方的高等教育界,作为西方古典学术的古希腊-罗马文教传统大多龟缩在古典学系,不仅变成“故纸”研究,而且在经过现代学术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洗礼”后,按尼采的说法已经变得“忘祖忘宗”——“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自己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可怜的、痴呆的、不可救药的老书虫很有用”(《朝霞》,第195条)。的确,如今最有活力的西方古典学在美国。然而,美国的古典学活力恰恰不在古典学系,而在打破文史哲学科划分、以传授历代经典为学业的本科建制的博雅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和通识教育制度。这意味着,古典学必须走出现代学术为其划定的狭窄地域,成为现代大学文科的基础性学科,从而使得古典教育获得现实活力——办古典学本科,主要不是为古典学硕士、博士提供人才,而是为大学中的现代取向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优秀人才。

主持人(梁枢):用专才培养通才,这是很好的经验。很多人在质疑国学是怎么教法的时候,这些教学经验特别应该总结。

第二点我想讲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提出一个古典西学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从晚清以来的基本思想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老说中国是这样这 样这样,你背后都有一个西方是那样那样那样,你头脑里有一个西方,然后你用西方来对照这个中国,无论是怎么一个对比。这是中国人的思想在近百年来非常大的一个特点。西方人不会说 他头脑里先有一个中国,然后再说西方怎么怎么样。所以近百年来,中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对西方的认识所规定,也就是对西方的每一次认识的改变,会带来我们对中国认识 的一个改变。甚至我们可以说,近百年来,任何一次对中国问题以及中国本身的认识的重大改变,背后一定首先有一个对西学观念的突破。这是西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场景下所具有的比较特殊 的含义。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汉语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外,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大系列下又分为若干子系列,如柏拉图注疏集、卢梭注疏集、尼采注疏集、施特劳斯集、古今丛编、古典学丛编等等。

    文教是大学中的核心要件,但在如今的大学中,文教所占的份额实际相当小,就此而言,文教显而易见已经不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基础。文教以语文为基础,语文不是当下正在说的“言语”,而是历史上已经成文的经典。在我国的大学中,中国语言文学系(中文系)的规模远不如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系)——如果还加上俄、法、德、日、西、意语系,任何一个大学的外语学院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中文学院。但这些西方国家的语文至多不过五、六百年上下的历史,而且这些语文学系偏重的并非文学性语文,而是实用性语言,从而是实用性学科,不然就不会哪个国家强势或有生意要做,就开设哪个语种。

光明日报《国学》版 梁枢

最近以来,在西方研究中国的人之中,比较特别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而是西方本身的研究宏观问题、总体问题的越来越多。这个当然表明中国在整个世界的逐渐 崛起。

“经典与解释”丛书以西学为“经”,以中学为“纬”,着眼于经典,入手于解释,以古典的视域为研究进路,以严谨的释义为解读理路,梳理经典的“源”与“流”,更新了汉语学界研读经典的范式,推进了中、西学研究之深度和广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丛书选目规划力求中西古典传统并举,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引导新一代学人重拾古典传统,重回古典的研究进路;二是丛书选目以敬重古典的释义为理路,注重古典经典的细读,从当今的历史处境出发,梳理中西经典的“源”与“流”;三是丛书的古典取向带有鲜明的现实关怀,不是为古典而古典,更具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学术抱负,为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做出切实的贡献。

    为什么应该建设中国的古典学

主持人(梁枢):这几个小时谈下来,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了一个基本的结论:国学学科设立是有合法性的。以我的理解,就是从国学自身的发展趋势来看,既有一个综合的社会需要,又有一个学术发展的要求。我们适应这些要求成立国学学科,进行制度上的建设来回应这些要求。所以应该把国学当作学科来对待,应该承认国学的学科地位。

三联学术通讯小站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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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注:本文为笔者在《开放时代》杂志社与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合办的“古典西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2008年11月)上的发言,原刊《开放时代》2009年第一期。这里的文本综合了笔者在中国文化论坛基金会举办的“文教改革三十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7月)上的部分发言内容。】

朱汉民:对于国学的社会需求我的感受也非常强烈。社会各界人士他们想学国学,特别是想在岳麓书院学国学,认为在古代的书院里学国学是比较不同的。但现在确实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些从事跟国学相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面临一个尴尬:国学这门学科,到底在现在我们体制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现在大学的分科,院系的分科,学科的分类,基本上根据西学而建。理学、工学,文科里面文、史、哲、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等。我们中国传统学术的资源,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变成了材料。比如过去的经学,我们不是叫它经学,但可以研究它的文字、研究它的历史、研究它的哲学、研究它的宗教、研究它的教育。同样,子学也好、经学也好、史学也好,全部化解到了不同的学科视野里面,就全部变成材料了。

所以我想说虽然今天我们谈的是“古典西学在中国”,但背后的整个大的问题首先是看中国文明在当今世界上,在全球化的世界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我最近几年经常讲的一个问 题是,现在中国文明的外在崛起和中国人的内在心态很不相符。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即对中国文明目前达到的一个状况和对世界文明今后可能的影响并不清楚。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柳斌杰、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等领导参加研讨会并致辞,给予“经典与解释”丛书高度评价。丛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刘小枫教授、中山大学甘阳教授分别作主旨演讲。中国人民大学孙郁教授、陈奇佳教授、陈壁生副教授等也参加了研讨会。

    凡此提法无不是迫于突然而至的中西之争来考虑中国文教传统的危机问题。我们都知道,所谓“国学”或“中学”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和,但与此相对的“西学”概念,却并非西方传统学术的总和——我们所谓的“西学”实际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并不包括西方的古典学术。这里就隐含着一个重大问题:西方学术就总体而言包含着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就国学指中国学术不绝若线的传统而言,“国学”与“西学”对举,恰恰表明我们欠缺对西方学术中所包含的古今分离或古今之争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意识背景下展开对传统中国学术的讨伐。

我觉得人类的学术发展是不断在发展摸索,不断在变换角度的,这种情况反映在学科上就是有分有合。这两个方面要结合起来。现在文史哲以外有很多综合的院所,比如说各种研究院,比如说武汉大学的中华文化研究院等。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呢?整合。现在已经分的东西,也许有的不错,但是它有所长也有所弊,有所长就是他分科的比较西化,可以更专门更突出,这是一方面。可是怎么沟通?中国的学问是沟通的,怎么能把沟通的方面再现出来,把它掌握住,那就需要一种整合。我现在看不仅是中国文化这个学科,很多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包括自然学科都讲究跨学科的整合,也就是沟通。今天我们国家有很多,比如人大国学院的出现,应该鼓励它在这方面走出一些新路,不要仅仅囿于原来一些传统的做法,比如科系的划分。毕竟今天这个时代是个鼓励创新的时代。

我们回想一下,近百年来的中西比较,不管是比较学术的,或者是比较日常的,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不对称的比较,也就是说他的比较基本上是以一个近现代的西方来比较一个传统的中国。这 是因为晚清以来中国在衰弱,到晚清末年,中国文明已完全、完整地瓦解,所以中国人有一种焦虑的心情,他事先蕴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要到西方去,也就是认为西方是比中国好,中国是向 西方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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