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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学经典  发布:2020-04-15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儒家思想引导中国未来道路的呼声、文章、学术研究开始兴盛起来,到今天已汇成一种不小的声音,被称为“新儒家”。这种声音,作为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几乎是一边倒的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全盘照搬西方思潮的一种反省,无疑值得肯定。然而,以儒家思想主导中国改革的主张没有可行性——不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价值判断。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指出发扬自古代圣贤传承的思想传统对中国现代发展的积极意义。之后两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以购买力平价法为根据的最大世界经济;这是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竹网国家”开始,经济实力向亚洲转移的重要信号。但是这一转移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儒家文化?是否一种明显儒家模式的现代经济运作与治理正浮出水面?儒学对未来世界新兴经济秩序到底能有什么启示?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儒家思想妨碍了中国在20世纪实现民主转型。他们认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或许对于儒家思想的本身已经有了歪曲与误解。如果我们能够跳出中国去看看周围的世界,就可以发现我们的邻国――那些同样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已经走到了中国的前面。比方说日本,它从明治维新便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二战后融入西方主流文明,90年代又开始从“一党独大”体制向“政党轮替”体制演变。近十几年来,韩国等更接近儒教文明中心的地区也相继实现了向宪政民主制度的转型。新加坡则正在从足够自由而缺乏民主的政体向更加民主的政体过渡。为何我们的邻国纷纷改革着自己的制度,反而是中国这个儒家文明的发源地却似乎被什么东西给绊住了。 民主价值观是自由主义、乡土主义、宪法爱国主义、世界主义等多种价值的复合体。这些思想的大部分生长点都可以从儒学传统中发掘出来。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受“西学”的刺激,但也有一部分重要的思想资源发掘自传统的“中学”。康有为从公羊学平滑过渡到君主立宪思想,梁启超则从黄宗羲、王船山的著作中找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议院的思想基础。“《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人,下议院也;”就是议院的制度雏形。从清末新政到民国建立,儒学传统并没有对国人接受民主思想构成障碍,而是起到了孕育和催生的作用。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夺取时,陈独秀提出了“伦理革命”的呼吁,他断言:“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按照这种思路,不打倒“孔家店”,不改造“国民性”,中国人就没有资格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改革遇到障碍,不是从政治实践上着手逐步的解决,而是在伦理思想上寻求根本的解决,这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思想误区。到了21世纪,中国人便有了一种“新的崇拜”。北大教授陈百年在1923年就注意到:“今日的思想以为‘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同时“现在的人以为外国来的都是新的,所以‘新的就是好的’的思想,一变就成了‘凡是外国的都是好的’。”趋新大势与尊西倾向的结合是非常明显的。因此,20世纪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曲折,与其说是由于中国人的过于保守以及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如说是中国人的过于趋新以及世界时髦思潮造成的负面作用。在政治领域,西方文明的长处是“善政”、“良制”,儒教文明的长处是“善治”、“良吏”。我们推动民主化进程,要从古今中外的进步思想传统中吸取养分。儒家思想不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之一。真正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思想因素,www.lishixinzhi.com并不是“三纲六纪”之类的儒家传统观念,而是各阶层人士的一系列现实考量。21世纪,中国人应该学着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间的关系,在各种力量的对抗与均衡中把握住民主转型的契机,把“善政”与“善治”更好地结合起来,开创世界文明的新政治理念。儒家思想在21世纪人类的文化知识是一种传承积累的运动。过去的知识日积月累,形成了新知识发展的基础。古人告诉我们,要“通古知今”。这句话也可理解为,“通古才能知今”。要想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否认过去,也就等于否定了现在。不了解现在,也就不能够预测将来。

儒家公知的使命与出路

2015/06/25 | 文/孙兴杰| 阅读次数:1878| 收藏本文

公知

摘要:儒家被认为是具有入世倾向的学说,不具有类似于宗教的超越性。两千多年间,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杜维明先生提炼出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三项使命——道、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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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本来是现代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在时下中文语境中已经被娱乐化了。近读着名学者杜维明先生的《道·学·政——儒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面向》一书,对“公知”又有了新的认知。

在笔者参加的一次关于外交与国际关系的学术会议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已经不再谈论西方的“主义”,而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寻求新的感悟和智慧,甚至有人说,《管子》一书中也包含了金融危机的解释。这一有意思的现象,恰恰印证了杜维明先生所关注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的复兴。

当中国从“救亡”的压力中逐渐摆脱出来之后,就开始关注自己的文化传统,探求自己的身份,而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虽然“公知”这个名词已经有些污名化,但并不代表公知不重要,杜维明先生的大作,恰恰为“公知”进行了一番传统上的系统梳理,厘清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功能,以及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如何炼成。

孔子不仅是万世师表,也是非常合格的公共知识分子。两千多年间,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要成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就要不断去体悟和学习。每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质,但是每个人都难以达到这种境界,这种张力使儒家的知识分子处于“成圣”的路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课业”。杜维明先生提炼出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三项使命,即道、学、政。

儒家被认为是非常具有入世倾向的学说,不具有类似于宗教的超越性。的确,儒家并没有建立起教士制度,也没有教会组织,但是,作为轴心时代具有原创意义的思想流派,它有终极意义的“道”。儒家思想中,“仁”是一个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杀身以成仁”也是理所当然的。

无论孔子还是荀子都相信人是可以不断超越的,孟子则勾勒了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通过个人不断的努力,不仅可以达到善、信、美、大,而且还可以成圣成神,最终指向一种超越凡世的天道。在《孟子》《中庸》和《易·大传》等典籍中就阐释了天、地和通过个人知识及修身参与宇宙转化的关系,形成了天、地、人三位一体的道德学说。

为了“道”,就需要学习,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而是为了做人而学习。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人?在儒家的思想中,人有五种生存状态:诗的人、政治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形而上学的人,这才是跨学科的学习,没有专业的局限,要让人达到“完整”。孔子倡导的礼、乐、射、御、书、数,既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也是对身体和思想的规范,也就是儒家非常看重的“礼仪”。每个人都不是像原子一样的个体,而是社会网络中的一员,不仅是家庭成员,也是大自然中的一员。

儒家对人的认识不仅是集体主义的,也是超越任何中心主义的,天人合一是值得努力的目标。学做人,首先要在这个巨大的网罗中有合适的言行举止,《论语》基本是一部生活和学习的指南,虽然没有达到很高的哲学思辨水平,但是却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部教导如何让个体“社会化”的大书。绵延两千多年,儒学已经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学的普及化,也让广大的农民接受了这一文化规范。

儒学不是宗教,但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规范作用,无论政治还是历史都需要建立在伦理规范之上。比如,“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因为在儒家看来,历史并不是对已经发生事情的编年记载,而是对事物为何没有成为它们应该成为的样子的明智判断。历史的功能是对现在与未来的充满智慧的告诫,是有博闻强识的观察者撰着而成的公众判读,而不是某种私人意见。

撰写历史不是一项科学研究活动,而是要阐述人类道德伦理的规范。孔子虽然身处乱世,但是他还是要建立起一个贯穿社会、政治结构的道德王国,尽管这种价值与现实格格不入。儒家对礼仪、行为规范的关注,创建了一套复杂的仪式体系,从而也可以使权力披上道德的外衣,儒家的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比较大的政治影响力。杜维明先生说,“儒家学者在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上,兼具教士功能和哲学家作用,迫使我们认为他们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是知识分子。”

儒家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仅需要知识储备,更需要有自省自律的行为规范。孔子只是一位居无定所的老师,言行素朴,却成为世代模范,要做一个合格的儒家知识分子,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成功。不仅要接受“小学”的训练,也要上“大学”,当然“小学”和“大学”的含义,与今日有很大不同。小学就是学习日常的礼仪规范,在孩提时期就要通过外部的约束,不断重复学习,让孩子学习表达和沟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小学”老师,身教胜于言传。当幼儿教育从两岁多就在幼儿园开始之后,家庭教育越来越缺失,“小学”的很多内容就缺失了。

从“小学”到“大学”也不需要考试,而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明白“学习”是个人成长的使命,孔子说他从15岁开始就“有志于学”,也就是开始了大学生涯。大学的目的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此而言,大学难有毕业之时,求道与卫道贯穿于人生始终,不仅要体悟和学习,也要以实际行动去重新塑造这个世界。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西化与本土之间徘徊,在每个历史节点都面临着这种抉择,儒家思想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的潜意识之中。现在有不少学者提出儒家宪政主义的说法,试图以此来革新中国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

儒家思想内嵌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之中,在近代历史上也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批判,儒家思想与现代性能否对接,这也成为中国不能回避的大问题。列文森就认为,儒家思想在“无墙的博物馆”会有一席之地,但在现代中国难以再发挥重要角色。列文森的估计可能是过于悲观了,现在兴起的“国学热”至少表明,儒学并没有进入博物馆,而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之中。

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学不仅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面,也有道德伦理的一面。“儒家教育对中国政治文化最具有意义的冲击,并非体现在文官制度上,而是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政治作用的确认。”儒家思想在汉代开始进入庙堂,儒家知识分子在构建帝国权力框架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秦代二世而亡,可见法家思想在帝国征伐时期能够极大地调动社会资源,却无法建立常态化的政治制度。

也有人说,秦帝国是“裸体”的帝国,刘邦建立汉朝之后,接受了“马下治天下”的理念,对权力的合法性进行包装,而“儒家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系统化、实用化地宣扬他们的学说,乃是汉帝国最理想的意识形态,这是使之成为政治现实的关键因素。”公孙弘、董仲舒等儒家知识分子的努力,使儒家思想与宫廷统治绑定到了一起,只是,汉代的儒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是孔孟之说,而是杂糅了荀子的崇礼主义和法家观念、阴阳宇宙学说、道家思想,以及当时一大堆的其他信仰。

儒家思想成为政府认可的政治意识形态,推动了政治与法律的儒家化,但是儒家思想并没有对君主制度产生怀疑,而是实现了帝王权力的人文化和礼仪化,这一变化对儒家而言也是祸福参半。“基本用于儒家意识形态控制的政治化儒家道德符号,而不是儒家知识分子教化政治的本意,成了汉代留给中国政治文化的遗产。王圣的实践,而非圣王的观念,成了中国文明中永久的政治现实。”教化和政治化构成了儒家的两种不同的逻辑,圣王的理念永远没有在现实中得以实践,倒是王圣的“丑闻”频频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儒家带着“哲学王”的理想,但是无法阻挡王自己要当哲学家。

儒学的两种逻辑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对权力的屈服,也让儒家不断被政治化。唐代的韩愈就认为,儒家之道的真意一千多年来已经不得其传。有些人为了遵奉儒家的伦理规范,选择了隐居,避开官场是非。所谓的“隐逸主义”,并非躲避责任,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儒家知识分子之路,通过自我的完善与努力,而努力成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杜维明先生认为,这种“隐逸主义”挑战了将儒家的效力和政治参与等同起来的习惯,而是在孟子所倡导的“大丈夫”的激励下另辟蹊径的儒家实践。保存圣人之道,并不意味着要效忠某个朝廷,顾炎武曾经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并不是由“天子”来定义的,而是圣人之道体现出的文化传统。顾炎武遵母命,终生不仕清朝,走的就是“教化”的儒家之道,与政治和权力保持足够的距离。也正是因为有第二条儒学的道路,儒家思想才没有完全变成权力的婢女,即便亡国,也未必亡天下。

近代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灭国的危机,也有亡天下的危机,建国和重建文化传统就被绑定到了一起。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距离减小,甚至消失了,他们承担了救亡的重任,成为政府的合作者,因为他们就是重建国家观念的主力军。近代历史的苦难历程,让每一代知识分子都难以逃避这种历史与存在的重负。

对强国的渴望压倒了文化独立性的诉求,“以至于认为衰弱、落后、贫穷甚至比独裁还要凶恶得多”。如同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民族—国家是权力的容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各种思潮被放在一起,只是为了构建一个不受欺负的国家。而公共知识分子存在所需要的那个公共空间,却一直没有从这个容器中分离出来。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信仰转型  

  儒家思想中的最重要部分,对于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的设计是什么?就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以此为原则,给人类社会加上一个秩序。这个原则对当时的世界是个进步。然而,当时领先的儒家今天无论如何是过时了。首先,它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平等、独立、自由这些价值观确实主要来源于西方,但已经为整个人类社会所接受,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类社会已经学会了以平等、独立、自由为原则,构建政治制度、社会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同时保持秩序,避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这一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扭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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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博大精深,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含有非常精辟的义理。过去的中国社会受益于儒学,今后的中国社会仍然应当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自然,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必须处于不断的改造与更新当中,否则便容易僵化。儒家文化是古代的东西,与今天的社会确实会有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时代变了,观念变了,学问也需要调整。这就是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文化要继承,但是,同时文化也需要创新。没有继承,就无法创新。没有创新,知识就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所以,说“儒家思想过时了”是不正确的。只要能够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不抱残守旧,不照搬照抄,那么,这一悠久的文明就能在现实生活中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它应该吸取历史新知网的教训,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新知网,在故纸堆中被束缚。至关重要的是,在各种不良思潮泛滥和冲击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之间寻找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不能长期跟在西方国家的后面循规蹈矩,而应该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模式。只有这样,儒家文化才能不断地得到创新和发展,才能完全展现其超时代的价值。 作者:王中华

李向平  

  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用于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都基本上打完之后。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在《答客难》中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虽然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起春秋、战国时期是小得多了,但“大争”仍旧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打仗,也要争经济,争政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我们也不能光挖掘儒家的,更要挖掘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大争之世”的其他思想、文化资源。

在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提议下,2016年10月8至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与邦德大学东西方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行“儒学、治理与新兴经济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20位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加拿大、印度、尼日利亚及美国学者、着名经济文化问题专家的深入研讨,涉及对经典经济学及其体制暴露的问题、儒学带给未来新兴世界秩序什么影响、儒家及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合关系、中国现行经济反映什么传统文化内涵、中国将是新兴世界经济秩序重要推动者、“一带一路”是人类共同体合作共赢的伟大尝试等几个重要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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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可以利用儒家这个符号做新的解释,从而与西方中心论相抗衡。然而,儒家是在中国被多次打翻在地的符号。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失去了原来的神圣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失去了这样的神圣性,它作为凝聚人心的符号价值就大打折扣。

经典经济学及其体制暴露了什么问题?

  

  当然,儒家思想今天仍有其宝贵价值。这就是培养、保持一个凭借个人成绩而不是血统高贵选拔的阶层,将以“仁者爱人”、“以天下为己任”等价值观教育、培养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这一点很值得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继续借鉴。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博古睿学者、中国孔子研究院“儒学大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美国着名比较中西哲学家安乐哲先生发表开幕主题发言,他用英国作家、《双城记》作者狄更斯的话,犀利道出了以经典经济学及其体制主导世界今天暴露出的问题。他认为,可以说今天“是最好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是智慧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光明显现时刻,也是黑暗笼罩的时刻,是春天希望,也是寒冬绝望”。安乐哲列举人类正面临一系列生存问题,也是一场全面严重危机困境,如全球温室效应、传染病蔓延、食品与水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收入极端不平等、消费式浪费、能源短缺等等。要问严重危机困境的根源是什么?安乐哲指出是人类哲学意志出问题,是价值观、意愿和行为实践出问题;是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个体人为本”价值观以及风靡世界你输我赢的“有限游戏”带来今天的困境。他以哲学家深刻洞察力告诫:“所谓人的个体独立性是一个虚构,没有这么回事。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备受关注,而与此紧密联系的信仰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各方面讨论与焦虑的核心。在超越了固有宗教学领域的基础上,作者扬弃了像“宗教”这样的词汇,代之以“信仰”概念,并且从信仰社会学维度反思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诸问题。当前中国涌现出的以民族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政党基要主义为特征的三大信仰思潮,均与经济发展语境下信仰结构未能转型密切相关,由此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瓶颈式改革难题。究其问题根源,主要在于以“主义信仰”为特征的革命党信仰模式尚未完成向执政党信仰转型,难以宪政民主践行信仰。为此,中国信仰之最彻底的问题,乃是公共权力的信仰核心,应是基于公共权力祛魅之后的理性化,超越“信仰论政治”模式,建构政党国家对法律与宪政的信仰,进而使信仰转型成为社会文化建设与深入改革的深层动力。

  中共十八大提出不走邪路,不走老路,要走一条新路。当今世界,科技、经济迅猛发展,带来进步,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人口增长等难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复杂化,互联网带来的政治运作、社会关系的急剧改变,恐怖主义的失控,很多人认为已是“历史终结”的西方体制也遇到了危机。不仅中国,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走新路了。作为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仅要为自己开辟一条新路,也要为世界开辟新路做出贡献。这就需要继往开来。继往,里面包括儒家,但不可以儒家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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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信仰问题;改革动力;信仰转型

  我们要从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从古希腊、罗马到现代西方文明,从苏联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都汲取经验与教训,并加上洞悉未来的创造性,进行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社会关系与精神文化的探索,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导方向。(作者:王小东 北京知名学者)

另一位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澳大利亚儒学学者李瑞智先生提出,美国企业指导思想偏重短期效应,只狭隘盯住最大利润,看不到全面长远眼光的生产、社区和政治关怀。他认为,相对于亚洲的儒家传统国家经济行为而言,对以英语国家经济学为尊的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则不能不应下这样一个结论,即亚洲的“君子”之士,才具有优势的竞争力与德行;一个“君子”取得企业管理学位,等于学到很多他对面西方的“小人”使用的手段策略而已。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翟玉忠提出,现代西方货币主义是用货币调控市场,美国政府甚至使用极端不负责任的印刷美元野蛮掠夺方式。西方文化缺乏阴阳互系的思维,缺乏从为国理财整体看问题的角度,而是习惯于线性、局部方式思考,从利益集团角逐出发,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计划、商品与货币二元对立地思考。他指出,市场要实现均衡,必须有大系统要素进行干预,否则市场必会崩溃。他还指出,西方经济学理论排斥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以及公私相分,政商合作机制;西方经济学已异化为利益集团工具,经济学是经世济民意义上的倒退,更不用说要有中国“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周易·颐卦·彖辞》的远大目的。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信仰危机问题与经济发展如影随形。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深层表现,利益分化、共识断裂的现象格外严峻。在这样一个利益分化却又要求深化改革的时代,信仰呈现为一个非常多元的现象,如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国家信仰,等等。与此同时,在关于当下以及未来1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中,有关信仰的问题也格外受关注。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研究员、着名“管仲经济学”专家李学俊尖锐指出,以发达西方国家为榜样,私人资本无休止追逐利润最大化,国家无休止追逐GDP经济模式,导致了全球秩序陷入全面危机。这是资源有限与需求增长无限的根本不可克服矛盾,它带来人类毁灭性灾难;因此造成全球秩序陷入全面危机的根源正是西方经济学。他认为,要摆脱人类毁灭性危机,就要充分反思与批判经典经济学。他深刻阐明,无休止追求利润,不是不发达,而是不符合自然天下人类关系的道;一个地球不够用,要四个地球;需遵行的不该是“法无禁止皆可为”,而是“德不禁止才可为”。李学俊用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一句话一针见血地说:“当前的‘经济学危机’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度发展,必然推进中国信仰的重新建构;而中国信仰的重新建构,当然也是深入改革的重要动力。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文教专家、东西方关系中心副主任大卫·巴拓识教授提出,还有比钱更高价值的吗?还有比黄金更高价值的吗?在欧洲思想中,黄金作为人品高度纯正象征,从启蒙运动起,特别是从新产生偏见的金融价值体系之后,即渐渐淡出传统;我们注意到今天儒道思想在中国复兴,表示过去与未来作为核心价值的人修养纯正品格的思想,重新得到发扬。我们有希望看到当代中国使价值与创造价值本身之间再次平衡。巴拓识指出,当我们对钱财或黄金不再贪婪时,就可以悟到要怎样将物质价值或金融价值实行“价值转化”,将它变为象征价值,变为我们所处环境条件下自己人格完善的价值象征。这样,作为个人觉悟的真正基础,就在于我们每日的生活活动。还会有比人类本身价值更高的吗?还有比时间更珍贵、更高的价值而促使我们抛掉“时间就是金钱”的吗?一旦真正领会这个问题,我们就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答案!

  理性而深入地研究讨论当代中国信仰,对于中国社会形成价值共识,执政党合法性的建设与信仰转型,社会诚信的构成,中外文化观念的进一步汇通,中国社会文化的建设与繁荣,均非常重要。而未来10年左右的改革进程,恰好可成为中国信仰重建的一个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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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拟从中国社会的三大信仰思潮、政治改革与信仰转型、民主法制建设的信仰动力、社会文化建设与公民信仰等层面的互动关系出发,将未来中国信仰的公共建构置于政治改革的深度推进之中,研究与讨论当代中国多元性公共信仰的构成及其特征,以及如何走出信仰论政治的固有模式,促使法律、宪政成为社会普遍信仰等问题,借以梳理未来中国信仰的基本架构。

儒学将会给未来新兴世界秩序带来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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