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一、文体学学术史研究

作者: 文学经典  发布:2020-04-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2日第637期  作者:记者 李永杰 )

杨海明教授1942年11月出生于江苏苏州,师从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即至我校工作,1988年12月起任我校文学院教授,1993年12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记得《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甫一面世,先生即在一次课上与我们谈到该书,说报纸上有书评,不过读后感觉尚未谈到点子上。想买此书放手边随时翻读,只是价格不低,只好作罢。不料,两个星期后再次上课时,先生竟抱着厚厚几册《中文笔记》走进教室,开口即对大家说:“我回去后想了又想,觉得还是要把这套书买下来啊!去图书馆借,不方便,也无法自由使用。”我们注意到,他抱来的几册《中文笔记》,已是夹了许多签条,随手一翻即可找到本次课要谈的内容。在《王水照谈〈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一文中,我们可发现他捕捉到的不仅是关于钱先生学术的“大判断”,更可贵的是起支撑与深化作用的“小结裹”。

③ 参阅《民国学术经典文库·编选说明》,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四、文体理论与文体批评研究

  治学经验:不守一家 转益多师

附:杨海明教授荣获首届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颁奖辞

永远有新话题

⑧ 常森:《二十世纪先秦散文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4、181、182页。

五、文体学周边问题研究

  清末民初,以 朱祖谋为核心的遗民词人群体在沪上结社唱酬,他们的追随者龙榆生、唐圭璋、夏承焘等人或致力于理论建构,或致力于文献整理,或致力于词人词史研究;此外, 梁启超、王国维、胡适、胡云翼等杰出学者或涉猎词学,或专力治词,形成20世纪前期词学研究彬彬大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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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1934年7月生,浙江余姚人。现任复旦大学语言文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苏轼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等职。长期从事宋代文学的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宋代散文研究、文人集团研究上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已产生较广泛的学术影响。

古代文学研究的各种成果的产生,尽管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社会环境,但也与研究者的主观世界密切相关。历代许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精神境界的外显,是他们生命的寄托。从这一角度来说,综述以前的文学研究,至少应当顾及研究成果和研究者这两个方面。但以前的研究综述,大多主要着眼在研究成果上,而忽视了对研究者的研究,常常给人的印象是“见物不见人”。忽视了对研究者的研究,有许多问题,就难以给人以深刻的理解和启迪。纵观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历程,有两个特殊的时期,尤其值得关注。一个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生活在同样的战乱不断、颠沛流离、政治黑暗的艰难环境中,许多学者保持气节,焚膏继晷,从事研究,作出了贡献,而与此相左的是,有个别人,却丧失了民族气节,乃至为敌人效劳。另一个是“文革”十年动乱时期。许多研究综述,论及这一时期,往往在用“噩梦”、“浩劫”之类的词语予以否定之后,再用“断裂”加以概括,或者简单地用“萧条”、“荒芜”之类的断语,一笔带过。上述简单的做法,其结果是很容易造成对十年动乱这段历史的遮蔽和遗忘。其实,对所谓十年动乱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断裂”、“萧条”和“荒芜”,还可以作些深入的分析。单就主观方面而言,有些明显的事实值得思考,如: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有不少爱好和研究古代文学的知识分子投入了或想投入这场“革命”,有些人还写了一些今天看来毫无学术的文章?为什么许多同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名的学者,在十年动乱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有什么教训值得后人汲取?从这方面思考,今后的研究综述,有必要扩大范围,把研究者纳入研究的视野。这样做,可能会深入一些,总结出更多的能给人以启示的理论和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三、文体与文化研究

  初入学门:熟稔宋词 尤喜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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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使命与反省

关于研究综述的形态,主要有四种:

文体与政治、学术、宗教、语言、文化等的关系,吸引着众多学者。香港教育学院陈国球引入西方文学理论,对诗、史关系作了新的考量。广州大学曾大兴就文学地理学科的建设问题提出构想。中山大学张慕华探讨了中国佛事文体的形成过程及其社会功能和审美意味。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考察了中古学人之诗围绕“学问”展开的特点及其诗史意义。浙江大学胡可先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认为唐代墓志的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紧密关联。中国人民大学诸葛忆兵提出,在词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尊体的要求,帝王在词的“尊体”过程中起着特别的作用。暨南大学邓乔彬从地域特征和文化环境差异等方面揭示宋末元初词雅曲俗现象形成的原因,及其对“一代之文学”兴亡、转移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认为,梁启超小说戏曲中的粤语现象是近代文体革新中融会俚俗雅正、杂糅古今中外,从而形成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地域特征的新文体的一个典型例证。

  “我对于词学研究的兴 趣,最早始于中学阶段诵读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路成文说,在读本科、硕士阶段,这一兴趣得到强化,在指导老师的影响下,遂致力于唐宋词的研习。在南 京大学随古典文学专家莫砺锋攻读博士期间,他重点研读了《诗经》、《楚辞》、《文选》、《杜诗》、两《唐书》,并对《周易》、“诸子”等典籍有所涉猎,对 于古人观物、感物、体物的思维特点和情感体验方式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学习过程中,路成文留意到咏物这种题材在各体文学中极其普遍,但历代文学批评者对 于咏物这种题材却常常持论不一,或大加褒赏,或极意贬斥。凭借对于唐宋词的熟稔研读,他很自然地在两者之间寻找到了结合点,并以“宋代咏物词研究”为题, 完成博士论文,并出版了《宋代咏物词史论》一书。

杨海明教授是学界公认的新时期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词学研究专家之一,成就卓著,著作丰硕,出版学术专著《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论稿》、《张炎词研究》、《唐宋词史》、《唐宋词美学》、《唐宋词与人生》及《杨海明词学文集》近400万字。其中四部专著在台湾再版,两部专著被全文译成韩文,影响波及海内外。他曾获原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首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三次荣获江苏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现任中国词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顾问。

王水照先生是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勤奋治学,不仅贡献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提出一系列重大学术命题,而且培养了众多后起之秀,为学术传承输送新生力量。

研究;古代文学;学术;中国;古典文学;回顾;出版;反思;文学评论;二十世纪

文体形态研究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本内容,也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论题。从提交大会的68篇论文看,有25篇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足见受关注程度。从所涉文体看,除了诗、文、词、曲小说等大文类外,更有文类之下的具体文体,如诗有古诗、律诗、乐府等,文有成相、墓志铭、露布、祈雨文、论、字说、进故事、八股等。其中有些是学界未曾关注或关注不够充分的文体,如福建师范大学郗文倩论“成相”、华南师范大学陈建森论宋代“进故事”、中山大学张海鸥、浙江工业大学刘成国论宋代“字说”等,体现了文体学研究不断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对于一些已有研究比较充分的文体,也力图有所突破。如华东师范大学彭国忠提出,墓志铭有纸上和石上两个文本。纸上留有不少空格,是不完整的文本;上石以后,空格得以填补,墓志铭文本才真正完成。在这一成文过程中,原纸上文本的内容往往遭致篡改。北京大学杜晓勤认为学术史上对新乐府和讽喻诗这两个性质迥异的诗体概念多有混淆。白居易《秦中吟》只是讽喻诗,而非新乐府。中唐元和年间并未出现过新乐府创作热潮,更不存在所谓的“新乐府”运动。

   自宋代以来,在词的创作、批评与研究领域,“尊体”观念作为对长期形成的“词为小道”观念的反拨持续不断,对近现代词的创作和词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延续前辈学人的努力,致力于词学研究的发扬光大,他说,“我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 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

近日,在河北大学举办的“2016·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韵文学会、中国词学会共同授予我校杨海明教授、南开大学叶嘉莹教授“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该奖项为今年首度设立,旨在表彰海内外为中华词学研究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是词学研究界的最高荣誉。

今年6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召开的“学术师承与学科建设:宋代文学论坛”研讨会上,骆玉明教授将王先生的学术成就概括为三句话:一代之学、一个方面之学与一以贯之之学。所谓“一代之学”,即指他在宋代文学研究中取得的开拓性与典范性的成就;“一个方面之学”指他在中国文章学方面所作的筚路蓝缕、奠基性的工作。而“一以贯之之学”,则是对他业已走过的近60年的学术生涯以及未来依旧长远的学术时光最好的描述。

综合阅读已经发表和出版的大量研究综述,可以发现这些研究综述的质量是有相当差别的,大量的研究综述多是限于事实的叙述和论点的归纳。对文学研究事实的存在之故、变迁之由之类的深层问题,或不及,或论述单薄。事实的叙述和论点的归纳,对今后的研究是有益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此。如果满足于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今后研究的创新。熟悉古代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在该领域里,有不少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有待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如政治环境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关系问题。20世纪,政治化倾向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古代文学研究很难回避政治的影响。许多研究综述关注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政治环境,这是符合实际的,有益的,但有待深入。政治至少应当包括政治权力机制、政治规范、政治心理、政治信仰等内容。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到底在政治的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政治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左右、影响了它的走向?主要特点是什么?如何评价?诸如上述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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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古代文学的本原性问题

杨海明先生传承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之衣钵,倾力为词学研究开疆拓宇,蔚成一代词坛祭酒。先生沉潜词业垂四十载,无论晴光丽日,抑或风雨深宵,皆耕耘不辍,故于唐宋词之历史、风格、美学、文化,博观约取,深造有得,信庄子所谓“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者也。皇皇八册十二卷《杨海明词学文集》,既可见恢弘之气象,亦足备举世之楷式。其为人也,纯朴而和暖,往往粗缯大布,而不失魏晋之风度;其为文也,华赡而灵性,时时睿思流淌,而独得飞越之神采。先生辛勤培育佳弟子,盛名流传海内外,荣膺首届中华词学研究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云尔。

他坦言自己从个案研究做起,一直以来也在文献编纂、辑佚、考辨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若心里没有更庞大的理论建构与更高远的理论期待,那么这些个案研究就是一盘散沙,无法建成学术的宫殿;文献方面下的功夫也只能是为文献而文献,难以揭示意义。一代有一代之学,一代也有一代之学者。历史上无数的杰出学者成为他所在时代的代表,创造了他所在时代的学术世界,而我们这一代呢?未来的人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代,心里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我们总不能留一盘散沙、留一堆意义晦暗的东西给后来者吧?

古代文学研究中,还有许多问题,如多种文体的起源、文学史演进的阶段的划分,某些作品的作者和写作时间等,有些从很早开始一直到今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这种现象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对同一个问题,为何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认识?如何解决这一类问题?这恐怕不能止于一些综述所概括的一些观点所能解决,而应做深入的思考。这是否应从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加以分析?不深入到理论层面,不考究研究方法,回顾反思,只能停止在浅层次上,自然也难以使相关的研究有所超越,有所创新。

苏州大学罗时进对清代诗歌文献和作品数量做了初步统计,按最保守估算,存世作品约八百万至一千万首,是清以前历代诗歌总数的十倍之多。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没有搜集整理,随时有亡佚的危险;至于相关的研究,更是远远滞后。因此,作者呼吁尽快开展对清诗稿本的征集和整理,继续推进大型清诗丛书的出版;在此基础上,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清诗研究。中山大学黄仕忠通过考察森槐南的戏曲研究、教学活动及当时产生的影响,提出日本学术史上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创者是森槐南,而非青木正儿所说的狩野直喜。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有学术史的视野。路成文认为,今天的学者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显然不能空无倚傍,而应首先做好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梳理,然后再“接着说”或“反着说”,从而推动学术研究向前发展。

王水照先生一生以学术为根本志业,他的学术人生执着、充实而厚重,至今仍满怀热忱,活跃在讲台之上与学术前沿,的确为学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⑩ 《胡适文存》二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8页。

关于文体源流演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重要内容。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利用出土文献揭示楚辞中“猗”字的音乐特征及其与早期戏曲演唱的关系,为考察戏曲起源提供了新的视域。中山大学康保成探讨了中国戏剧从“一剧之本”向“表演中心”的演进过程。黑龙江大学杜桂萍指出,古代文学抒情言志观念的强力吸附,导致杂剧本体特征的逐渐消解,日益趋近一种以诗骚传统为灵魂的抒情文体。

   结合自己的治学历程,路成文建议青年学者要以诚恳谦卑的姿态治学。“学术研究,最忌门户之见,应做到不守一家,不主故常,转益多师。”他说,学人要从学 术史的视野来看待“师”(师事、师法、师承)的问题。“而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自然能对本领域研究动态了然于心,从而对于即将开展的研究工作有清醒的 认识。”

因对学问与人生的真诚,先生内心保留着一份天然的质朴,而无乡愿气息。无论是课上还是课后,听先生谈话,总能感觉到他对学界与社会上假恶丑现象的厌恶与抗拒。他曾告诫我们:“出去参加学术会议或许也可视作累积人脉与获取学术资源,但前提是自己业务一定要过硬。决不能空手去,也决不能提交过不了关的论文,因为这是你们向同行学者递交的‘学术名片’。”去年9月,先生主持召开第二届中国文章学会,在会上诚恳地向与会者致歉,因为暑期生了场病,本该提交的论文一直未完成,只好作口头报告。对此事,他耿耿于怀了好久。后来,还是将主要观点吸收进其他的一些论文中。

首先,从一些研究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多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学研究者,都不是简单的“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胸怀一个“志”。这个志就是爱国。他们研究学术的根基和动力是爱国。许多学者基于救亡、强国的忧患意识,或者基于使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诉求,克服了重重困难,顶住了种种压力,以学术为生命的寄托,为自己的本分,甚至不惜生命,孜孜砣砣,专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们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境界,垂范后世。他们取得的许多重大成果,富有生命。他们当中,有些继承了清代朴学的学风,搜集、整理、考据文学史料,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方便。有些既有扎实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学的浸润,努力兼融中西,注意会通,以超迈的胸怀,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展开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程中,留下了座座丰碑。

新时期以来,文体学已由冷门变为热点,研究方法、思路日趋成熟,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对文体学学术史进行回顾、总结,提出新的发展方向,是本次会议关注的重心之一。社科院文学所孙少华以先唐文体学研究为例,分析了新世纪十年来文体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学术史研究“述”多于“论”;缺乏宏观的理论总结,有碎片化倾向;“措意为文”现象比较突出,刻意求新而忽视了研究对象是否真正有文体学价值;胸中少丘壑,对学术发展的宏观思考与人文关怀不够等。针对以上问题,作者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思考和对策,主要有加强古代文体学理论研究,深化文体产生、衍化及其对古代文学影响的研究,在重视文体学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关注已经亡佚的文体专着的辑存、研究等。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须有较强烈的文学文化自觉意识。”这是路成文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成长于鄂中农村的他自幼喜欢阅读中外文史类书籍,尤爱《唐诗三百 首》和《宋词选》。这些阅读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有了初步认识。为更加深入学习和理解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路成文在本科毕业后选择攻读古代文 学专业研究生,继而成为一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可以说,支持我走上古代文学研究这条学术道路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由朦胧而逐渐清晰的文学文化 自觉意识。”路成文说,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学术研究,最终都以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性和本原性问题为旨归,也是基于此。

再比如,先生关于北宋文人集团的专题研究,稿成已有多年,且在不同场合谈过主要章节,但总觉得不满意,于是今年上半年给学生的讲课中,特别以《北宋文人集团研究》为中心,一方面参考新见的宋代文献与今人新出研究论著,一方面结合“五朵金花”的研究视角,对这部旧作进行商榷、讨论。每当学生提出新的想法或找到一条新的资料,甚至只是纠正一个笔误,他皆记录在稿子中,甚至以签名送书的方式对学生表达赞赏与鼓励。

⑦ 段启明、汪龙麟主编:《清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一、文体学学术史研究

  ——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路成文**

先生常说自己年纪大了,精力不够,现在基本是“目不斜视”,只想关心好三个领域:南宋文学史、中国文章学、钱锺书研究。其实,此言仅意味着他的关注重心所在,而非画出圈子自限。他在科研与教学中,所寻求的恰恰是如何在已画出的圈子中得以突破。比如,他针对宋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瓶颈”问题,归纳概括后提出了“五朵金花”的话题,即从家族、科举、党争、地理、传播这五个角度,展开文学—文化的交叉研究,找到现有困境的突破口。但与学界流行的交叉学科研究热潮不同,先生敏锐地指出所有的这些交叉领域提供的仅仅是研究视角,而不能取代文学研究本位,如对建立“文学地理学”等学科的呼吁,也持审慎保留的意见。

对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古代文学的研究作综述,应当说是持续不断的,如1959年吴晓铃、胡念贻、曹道衡和邓绍基在《文学评论》第5期上发表了《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一文。但在70年代末之前,这类研究综述,基本上是零星的,学术界并不太关注。研究综述的大量涌现是在70年代末。从70年代末到现在,古代文学研究综述,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开始到80年代前期。这一阶段,伴随着粉碎“四人帮”、“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社会上洋溢着挣脱极“左”、解放思想的浪潮。各个领域里出现了拨乱反正的新局面。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再次被引进,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在这方面,有不少古代文学研究者也是相当敏感的,他们从不同的方面,迅即开始了对“四人帮”借古代文学搞阴谋的批判和反思,不少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如:《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发表了丁振海的《谈〈红楼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此文揭露了“四人帮”借评红“搞阴谋”,“使《红楼梦》研究工作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破坏”。又如:《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发表了王俊年、梁淑安、赵慎修的《建国三十年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回顾》。此文明言:“本文不是三十年近代文学研究的全面总结,而是着重于清理多年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搞乱了的思想,力求彻底打碎那无形的精神锁链,以求对今后的研究工作能有所裨益。”这一阶段,类似上面例举的这类研究综述,大体上都带有拨乱反正的时代特点。所谓“拨乱”,主要是拨“文革”、“四人帮”之乱,“反正”主要是返回到“文革”以前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去。这一阶段,还来不及对“文革”以前,乃至更长时期的研究,从学术上进行全面的回顾与反思。第二阶段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仍在延续。这一阶段处于世纪之交,步武前一阶段,学术界回顾与反思的意识更加自觉,也相当全面,具有明显的学术性。1986年,王瑶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提出,文学研究要发展,应当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特别要研究近代以来,许多著名学术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经验和教训。王瑶的观点,受到了重视①。

2013年10月10日至13日,由《文学遗产》编辑部、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文体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中文堂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及美国、日本的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文学遗产》竺青副主编受《文学遗产》编辑部和刘跃进主编委托致开幕辞,高度评价了新时期以来文体学研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指出文体学的终极理论指向,不仅仅是回归过去,更应着眼于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因此,如何在西学强势背景下,建立有中国特色和时代高度的文体学,是每一个学人应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山大学吴承学先生在开幕辞中指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体学兴盛意味着中国学术对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与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他提出要建设超越古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必须在继承传统文体学研究经典范式的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融通语言、艺术、哲学、宗教、历史、考古等多门学科,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宏观地审视中国文体学的发展演变轨迹,凸显文体学在整个文学乃至文化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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