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又想试试做得更,"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出版 30

作者: 文学经典  发布:2020-02-12

  普及古典文学一直是人文社的传统,四大名著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影响深远。而这些年来周绚隆先生对于普及层面的书该怎么做,感到有些困惑。“《百家讲坛》红了以后,有好多媒体来采访让我们谈观感。我是五味杂陈,现在这个时代,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百家讲坛》走红的人,讲的都不是自己的专业,可能正是因为不专业,就可以放开了讲。我们做出版,努力过多次都不成功,后来就想,可能我们做得还是太文学了。”

竺青:以上共有二十位专家学者和出版社同行就这套丛书的选目、编辑、整理、出版、发行各个环节做了很好的建议和评价,张剑兄跟我是同事,这些年他从家族文学研究到近现代史料的研究与整理,尤其是日记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做出了明显的成绩,我个人十分钦佩。最后我想引用他们这套丛刊总序中的几句话,既做为我个人的意见,我想也可以做为我们今天这个发布会、对这套丛书整体的认知:

读品:2004年,您翻译了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的《迷楼》。为什么选择翻译这本书?

  “如今国家重视传统文化,在古籍整理等方面也加大了投入,但是在大众文化普及层面则投入得不够。我们做古典文学,也很想在学术之外做点什么,看看究竟能不能对大家的精神世界有点实际的帮助。”周绚隆说。

王达敏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极为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任组长,负责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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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周绚隆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80年代,是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两张皮,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颠来倒去,最后弄得千人一面。到90年代,西方理论进来,这种路子就被抛弃了。“90年代以来,我觉得古典文学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文献上,文献是一切研究的基础。文献之外也有好的研究,但多数非常专,比如文学史上一些环节,某个诗社的构成之类的。而对于文学的精神层面,包括普及层面、古典文学的当代性方面都做得不够,因为这些东西很难做成专业论文发表。高校的评判机制,让大家都往专业里做,越做越小众。”他觉得,还是要把古典文学“放到历史里,放到生活里去看”。

樊昕编辑

1992年,新一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匡亚明任组长。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傅璇琮先生被任命为秘书长,协助匡老主持日常工作。

记者 陈曦 / 文 顾炜 / 摄

  在他看来,走红的安意如作品,也不过是借古典的外壳抒自己的感想。那么,如何找到一种可以引导读者真正进入古典文学的新型写作呢?“诗词鉴赏已经滥了,没有新的方式来写。现在的学术环境也不鼓励创造,教授们的学术文章越写越八股,

王忠良馆长

从2006年开始,傅璇琮先生向宁波着名的古代藏书楼天一阁捐赠图书。仅在天一阁举办的第三届中国藏书节上,傅先生首次捐赠图书达七十七种,共二百六十九册。这些图书以他的个人着作和主编图书为主,还有珍贵的手稿和文化名人赠本。从此傅先生坚持向天一阁赠书,直至他逝世为止。初步估计,赠书已有数百种,达千册之多。除此之外,傅先生还主编《中国藏书通史》一书,为中国藏书文化建设和普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亦为家乡宁波做成一件文化盛事。

所以,当时江苏人民社出版这套书,从思想观念上说,是得风气之先。另一方面,从物质条件上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社经济实力比现在要差很多,出书难,这种学术书又不畅销,不赚钱,还会赔本。在这样出版困难、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出版社看准了这么一个好的选题策划,持之以恒,真是难得。作为读者和学术上的受益者,我要向主编刘东先生致敬,他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也要向江苏人民出版社致敬,多年坚持做这套书,规模和影响越做越大,很了不起。这套书涉及面很广,包括中国研究的各种方面,文史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有古代中国研究,也有近现代中国研究,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我想,没有一个认真严肃的学者没读过这套书,只是读得多还是少的问题。

  让他们放松可难受了。另一方面,社会上放得松的人,又什么都敢说。”

记者陈国华先生

当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制订《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此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曾于1955年制订过《三至八年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于1982年制订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在匡亚明先生的主持下,傅璇琮先生将出版普及类读物列入了规划,并在《关于〈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制订工作情况说明》中,论述了普及类读物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读品:做中国的学问,为什么要关注外国人的研究?

  周绚隆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多年来从事古典文学领域的出版工作,自己也做研究,有《陈维崧年谱》等著作。他在接受青阅读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古典文学的当代性,古典文学和当代生活的关系,十几年来他一直比较关注。

总之,作为一个读者,非常感谢张剑他们的团队和凤凰出版社,合作推出这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料丛刊,相信它一定会对近代文史研究产生积极而又显著的推动作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傅璇琮先生联合一批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北京成立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专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傅璇琮先生挂帅任研究会会长和法人代表,蔡义江、禹克坤等古典文学专家担任副会长,周振甫、苏仲翔、卞孝萱、冯其庸、霍松林、程毅中、袁行霈、韩兆琦等古典文学研究大家担任顾问。当时傅先生拟定的研究会宗旨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以弘扬祖国民族文化、继承古代文学遗产为目的,团结全国从事古典文学教学、研究、出版工作的各界人士和海内外朋友,在国内外普及古典文学知识,传播优秀古代文学作品,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研究古典文学的创作经验作为今天新文艺创作的借鉴,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学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为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研究会成立后,以傅先生的学术威望为号召,联络了一大批国内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老中青三代专家皆有。同时,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赵喜民社长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召开学术研讨会,编写出版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与有关机构合作主办传统文化论坛,联系古典文学研究者沟通学术信息,等等,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并受到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关注与欢迎。而这一切,都是傅先生领导有方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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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绚隆先生说,多年前他做过两套书,试图在古典文学和当代生活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联。

张廷银常务副主编

除此之外,傅璇琮先生还给诸多古典文学普及读物撰文作序或撰写书评,以扩大这些出版物的影响。傅先生晚年曾编选了收入自己文章的《治学清历》和《学林清话》二书,其中除一些学术论文外,为他人着作所撰序言和书评,以及自着或主编之书的序言、前记、跋语等文章占绝大部分。这些文字许多都涉及古典文学普及类读物。如《李白在安陆·序》《唐诗百科大辞典·序》《天台山历代诗选·序》《宋词三百首新译·序》《名家彩绘四大名着·序》《浙东唐诗之路·序》《宋人绝句选·序》等等。至于傅先生在相关报刊上为一些古典文学普及读物撰写的书评亦有不少,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列举。另外,傅先生自己主编的古典文学普及类丛书,一般都是他亲自撰写序言或前言。

程章灿:现在年轻人要了解海外中国研究方面的情况,比我们那个时代方便得太多,网络时代加上数字化技术,国外的各种研究资讯纷至沓来,有的简直是不请自来。1985 年,我做硕士论文,研究晚宋作家刘克庄,不要说国外的论著,连台湾的一些相关论文都不好查。到 1980 年代中后期,我做博士论文,要找一篇国外的研究论著,也很费周折。我去找程千帆先生,程先生就拜托周策纵先生、叶嘉莹先生、倪豪士教授等人,从美国、加拿大复印,再千山万水地邮寄回来,费时费力,等上两三个月时间,是常有的事。总之,信息沟通渠道不畅。

  一套书是请王蒙、李国文、刘心武等作家来写古代题材,“结果失败了,只有李国文的《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卖得不错。”然后他又想试试做得更“专业”些,请大学教授写通俗作品,做了一套《漫说丛书》,包括《漫说红楼》、《漫说三国》、《漫说水浒》等八册,“除了个别书,多数作品都写得比较板。”

二是学术界对于史料的评价与态度,整体上是重论文轻史料,这种倾向对于我们学术能力的侵蚀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这几年接到很多稿子,有些教授,理论著作一大堆,但一碰到文献就问题多多。很多研究结论,就如跃进兄刚才讲的,是创作的结果而非研究的结果。文献的整理需要耐下心,没有文献的基础整理,学术研究往前走是有问题的。我们这几年的近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多停留在概念层次上深入不下去,原因就是对文献挖掘得不够。我们刚刚出版的陈大康教授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他做了十几年,大量排比挖掘大量原始材料,可以颠覆我们对近代小说史已有的许多结论。因此,从文献学角度看,这套丛刊的出版,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程章灿:我把中国研究分为三大块:一是中国人研究自己,有人也称之为 " 国学 ";二是日本人研究中国,日本人或称为 " 东洋学 ";三是欧美人研究中国。后两大块有人称为 " 海外汉学 ",有人称为 " 国际汉学 ",总之都属于海外中国研究。日本原先属于东亚汉文化圈的,跟中国文化之间有一种既内又外的关系。欧美人研究中国,则是外在于汉文化,从另一个文化圈内看一种异文化。这套书相对来讲,欧美的书介绍得多,日本的较少;历史方面的多,文学方面的少;在世学者的书多,过世学者的书少;专著多,论文集少。其实不见得老书就过时了,尤其是一些经典著作。论文也不见得就容易过时。未来的丛书选目,也许可以考虑在这几方面适当调整比例。

第二是对所谓稀见的理解。过去的研究,关注大家名家、关注重要作品,这当然很重要。毕竟,文化的主流,都是通过这些大家名著体现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细节去支撑,这种主流文化终究会显得干枯乏味,缺乏历史感。从这套丛书看,所谓稀见,编者更加注重日记和杂著。这些作品,个人化、私人化色彩比较浓重,可以从若干不同的侧面反映时代的浪花,隐含着很多不为认知的信息。《文学遗产》常常会在来稿中,不经意地发现很多很价值的史料,会给学术研究带来意外的收获,也给我们读者带来惊异。

更为重要的是,这套丛书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正如傅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这套丛书的学术顾问不是挂名的,他们一字一句认真审阅了全部书稿。因此,这套丛书无论是选目,还是注释、赏析,都可称无懈可击。入选的作品皆为千古名篇,评、注、译均准确、科学、生动。丛书堪称精品,是同类出版物中的佼佼者。

程章灿,现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校高级访问学者,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竺青:玉才兄讲到稿钞本的校勘整理,是古籍整理中的困难部分,也提醒《丛刊》在整理者的选择上,要费一番心思。

这套丛书系统、全面、准确地介绍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学,从古代神话到《红楼梦》的所有文学样式和文学名着无一遗漏,堪称大全。且丛书体例创新具有普及性,在作品原文外,还有注释、翻译和赏析;对于一些文学样式和体裁,如词、曲、赋等,另有专文说明其特点、形式及价值。对于一些长篇小说,如《红楼梦》等,虽不能收录全书,但遴选了书中精彩章节并加以注评,同时,在各章节之间用故事梗概引语串连,使读者仍可以从各章节的联系中一窥全豹。

责任编辑:

潘建国教授

傅璇琮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出版领域耕耘数十年,成就斐然,贡献巨大。他对这两个领域不仅有宏观视野,亦有微观认识。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普及的关系更有独到见解,他认为,古典文学的普及“应当说将更进一步把久远的文化同现代人的距离拉近,让我们贴近一个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文化天地”。

程章灿:对海外同行们的研究,应该持平等、理性、对话的态度。所谓平等,就是不卑不亢,平等交流。所谓理性,就是实事求是。面对名满天下的学者,他说得对,他的思路好,我们就借鉴学习;他说得不对,就批评,或者批判。所谓对话,就是有来有往,交流讨论,有基于自身立场的反馈与回应。读任何人的书,都不要取仰望的视角,不要有 " 粉丝 " 的心态。

第三个感想,我看了一至五辑的整理者,乃以青年学者居多,大型史料整理或大的学术项目,除提供最终的学术成果之外,其意义还在于培植一个学术团队。整理这些日记信札,第一次可能会犯不少错讹,但做第二次就会减少很多,特别是你还在做同一个人的未刊稿,你已经对他字体和书写习惯有一定了解,辨识准确率会大幅提高。通过这个大型史料丛刊的整理与出版,会培养出一批熟悉稿钞本文献、又能利用这些文献展开深入研究的学术团队,这是可以期待的。

此外,从1992年起,傅先生还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除专注学术研究之外,也注意古典文学的普及问题,为此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唐代文学学会之下,还先后成立了王维研究会、韩愈研究会、柳宗元研究会、李商隐研究会等,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普及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唐代文学学会同仁称赞傅先生是“学会领导人中,任职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工作最有成效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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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做为出版界的朋友,我想表达对凤凰出版社的敬意。我刚参加完一个会议,古籍办表示有的出版社东一榔头西一棒,无长远规划,什么意思呢,就是出版一定要有战略,要有一个长期的想法,可能会带来一些当下的困难,但坚持做下去,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凤凰出版社这几年在古籍整理方面做得很有成绩,不像有些出版社跟着小钱跑,放弃自己的优长,等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加大对古籍投入时,他再想回来,已经没人、没想法了,也没大家的认可度了。上古、中华、人民文学号称古籍出版界的三足鼎立,但高克勤说是两家半,因为我们人文社是半家,我们只有文学没有历史。上古、中华对宋以前古籍整理是强项,我们人文社这几年的规划则是要以明清诗文为核心,为什么呢,明清史料的空间大,再一个,有一个核心就有一个好处,你的编辑会长期在一个时段文献中训练,编辑的提高也很快,这样编辑也很快会成为很专业的人物,对书稿的质量对未来出版界的建设都有好处。因此这套丛刊如果坚持做下去,效果会非常好。

傅先生还在“十年规划要点”中格外说明:“在今后十年内,应合理安排出版一批精选、精注、精译、精编的高学术质量的古籍普及读物和大、中、小学课外古籍读物,从而满足多方面、多层次读者的需求。”

程章灿:《早期中国祖先记忆》,2012 年的一本新书。书中大量使用汉碑材料,学术界专门研究汉碑的人也不多,我恰好涉猎过一点汉碑,就被刘东抓住了。这本书翻译起来有难度,有压力。

第二点是大约2010年前后,在美国,在西方,有一门交叉学科,叫文化组学,他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文化学与基因学组合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它特别重视文本的作用,注重采用新技术手段去挖掘和利用数据,像探讨基因一样,看看能给我们提供多少信息。我们这套丛书提倡做索引,将来出版的规模如果很大,利用新技术手段将这些索引做一些处理分析,有可能发现我们想不到的信息,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所以,在这项《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就收入了三套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为重点书目,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少年启蒙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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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阳研究员

对于这套丛书,傅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劳动,从策划选题到审定选目,从约请学术顾问到组织顾问审订书稿,直至最终统稿,傅先生亲力亲为,善始善终,最后得以出版问世,并成为一套经得起历史检验和读者推敲、权威而可靠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

二十多年来,程章灿的治学横跨赋学研究、六朝唐宋文学研究、石刻文献研究、地方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在海外汉学的译介与研究方面也卓有所成。

张剑编审

傅先生的这段话,精辟阐明了中国古典文学普及工作的重要作用。傅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穷尽一生,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贡献了全部智慧和心血。这也是世人,尤其是与他交往共事过的我们永远怀念他的原因。

读品:但您接着又翻译了薛爱华的《神女》和《朱雀》。

王忠良: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当我知道张剑兄他们有这个活动,我也积极要求参加这个会议。因为第一,这套丛书中有一部《翁曾翰日记》与我们纪念馆有关,另有几种也与我们常熟有关,与翁同龢研究有关;第二要感谢张剑兄对翁心存研究的推进,2004年我们举办过翁同龢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以后该怎么展开,是否已经终结,如何开始,张剑他们的研究表示翁同龢及其相关研究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91年翁同龢纪念馆建立以来,已经20多年了,我感觉到纪念馆的定位以前较偏,只是限于历史研究和接待参观,我觉得是不够的,经过努力,现在纪念馆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我这里做一个广告,今年我们纪念馆办了一个松禅书院,以书院的形式提供一种服务,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同龢讲堂,以学术沙龙的方式举办活动,通过这种形式,希望在座的专家学者,可以借助松禅书院这个平台,加强项目的合作,包括发布会、学术会,只要是文化活动、学术活动,我们纪念馆都全力支持,我们也借此机会把翁同龢纪念馆这个品牌做大。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于 1988 年创办,迄今已满 30 年,从未中辍,旨在专门引进海外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论著佳作,从历史到当代,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截至 2018 年 8 月已出版图书近 180 种。一本本高质量的著作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汇聚成一个新的知识体系,也成为当代中国出版的奇迹。值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 出版 30 周年之际,现代快报读品周刊推出与丛书关系密切的系列大家访谈。

第二个感想,刘玉才兄提到稿钞本整理的不容易,我想使用过稿钞本资料的人都是身有同感的,学者并不是都精通书法,或者并不诸体皆通,古人日记、书札书写比较随意,多用草书或行草,辨认不易。张剑先生他们深知其中困难,但鉴于影印本不便利用,仍知难而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大图书馆曾影印过《缪荃孙日记》,但研究界对之利用不充分,这与当年未出整理本有关系。虽然整理稿抄本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会犯很多错,但其学术意义更大。从读者角度,最好前面是整理,后面是影印,不过这牵涉到出版成本问题,有些信札以及篇幅不大的日记,是否可以考虑这种办法。我特别钦佩张剑他们做整理本的学术设想,当然,如何提高释文的准确度,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上述这套丛书外,傅先生还担任了多部此类古典文学普及丛书的主编或学术顾问,大概有:《中国古代小说珍秘本文库》《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中华古诗文名篇诵读》《三字经修订版》《中国古代诗文名着提要》《中国古典散文精选注译》《智品阁书系》《阅读中华国粹经典》《中国古典诗词曲选粹》《中国传统文化基础教材》。

程章灿:1995 年我在哈佛访学,跟宇文所安已经熟悉了,但没想过要翻译这本书。后来三联要出宇文所安作品系列,架不住编辑软磨,我才答应,但没约定交稿时间。《迷楼》与宇文所安唐诗系列的几本书很不一样,《迷楼》不好读。《迷楼》不是纯粹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它是比较文学研究,是从世界文学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学,看中国古代诗歌。本书中引证的诗歌,无问西东,不分古今,从荷马史诗,到波德莱尔、马拉美、里尔克,到古诗十九首和六朝三唐诗。理论是一方面,诗是另一方面。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书中提及的诗,我要自己翻译,以配得上书中的解析。这就自我为难了。译完这本书后,我跟责编说,以后再也不干翻译的事了。

第二,我对这群年轻的文献整理者表示敬意。老师们都提到了一点,稿本整理、辨认很不容易。我整理过张裕钊的手稿,简直被整死了。刚才有位老师说,从整理文学中得到了乐趣。我整了几年,经历更多的是痛苦。首先资料搜集就极难,要遇到很多障碍;其次就是好多草字、篆刻难以辨认。严复说他搞翻译时,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有些时候,我也是一字之辨,旬月踟躇。一次我将不认识的字集中起来去请教我的太老师吴小如先生,一请教就是三个小时,把吴先生都累病了。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人多无草书和篆书功力,工作起来是何等艰难。但这么多青年学者,知难而进,肯花时间做这么不容易的工作,能不叫人佩服?他们的整理水平也值得尊重。第一辑中,有几本著作做了索引,有几位整理者写的前言很精彩,《俞樾函札辑证》做了注释,这些工作很值得称道。

傅璇琮先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贡献,自不待言,学术界早有定论。着作等身的傅先生,对于古典文学普及类读物亦情有独钟,十分重视,曾亲自担任多部此类出版物的主编,身体力行普及中国古典文学。

我这几年一直给博士生开一门课 " 欧美汉学研究原著选读 ",目的就是让学生确立一个意识,要关注海外同行对中国文史研究的成果和动态。我也常向学生推荐这套丛书,不少学生已经翻译出版了一些海外中国研究的论著。

马忠文:张剑、彭国忠、徐雁平几位先生主编推出这套书很不容易。我自己参与做过两部日记,一是合作整理《张荫桓日记》,二是协助许恪儒先生整理《许宝蘅日记》,在这个过程中,既备尝艰辛,也感受到愉悦。刚才刘跃进老师讲,古籍整理在学术评价中地位不公正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大家应当一起来呼吁,改变一下这种情况,让更多的学人能够投入到文献整理中去。

傅先生在“古籍整理出版的发展方向和前景”中还指出,要“鼓励高质量普及读物的出版。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古籍,要有今译。今译要讲究质量,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今译仅是普及工作的一种形式,要作好普及工作还应有其他的形式和途径。比如有深入浅出的前言,卷、篇之中附有讲评等等,但要真正作好古籍的普及工作,还有待于专业工作者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

读品:对海外同行的研究,您认为应该保持怎样的态度?

刘跃进研究员

笔者与傅璇琮先生相交三十年,并追随傅先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普及工作多年,对傅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感知良多,故撰文略述大概,以表对傅璇琮先生的怀念之情。

应与海外同行开展平等理性的对话

张剑他们这套史料,是稀见史料。所谓稀见,乃是我们不常见的材料,它可能是对于构建正史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材料的颠覆,什么样的史料,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这批史料的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另外,这批史料侧重于个人日记等,是个人史,是生活史,这是当代史学的兴趣点。个性的历史,意义不在于我们在其中能够找到补充历史主流叙事的材料,相反,个人的历史恰恰可以让我们寻找不同的历史方式,看到鲜活的东西。最后,丛书中有些书不完全稀见,不过是对于手抄本、影印本的整理校勘,这种做法意义也很大。用简体横排标点,让普通读者也可以看懂,这样就大大扩展了社会阅读面。

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大家和古籍整理出版专门机构——中华书局曾经的总编辑,傅璇琮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出版领域的学术成就和权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从这一点而言,傅先生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贡献巨大。特别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极为重视,毕生为之努力推进。

读品:198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 "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当时您正在读博士,学界对这套书的出炉有何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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