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虽然只是钱穆先生讲述和叶龙先生记录整理

作者: 文学经典  发布:2020-02-12

  经过两个多月的誊录、校订、注释,这部由钱穆先生60年前讲授、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终于初见雏形。

但是我们要了解,旧时代的大学里没有严格的大纲,文科教师授课相当自由,所讲的内容无非是举例性质,这里有他自己的见解和心得,其余的内容,学生自会找书来看。一部中国文学史,内容太多太复杂,就是写成二百万字,二百五十万字,仍然不可能完备到毫发无遗。在有新意的地方多讲讲,其余一笔带过,其实倒也未尝不可。我读大学虽已很晚了,那时老先生们上课还是天马行空,专讲他的心得,还有各种书上没有的花絮,大家很爱听;至于那些按部就班的课,则开小差的比较多,反正书上都有,自己去看吧。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是他在所创办的香港新亚书院当院长的时候,一段在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段在1958至1959年间,那时新亚的学生无多,整个教学带有旧时书院的风格,外界总以为它是一间“野鸡大学”(详见本书刘悠扬《附记》引述叶龙的回忆,第355页),这里讲课尤其自由。

谈到这部《中国文学史》,北大教授陈平原说,这并非专业的文学史着作,是给外行人读的文学史,是课堂实录,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大学是怎么讲中国文学的。“钱穆的《中国文学史》是值得用文字形式重现在半个多世纪后的读者面前的”,“这也是一部论辩之书,它始终有个假想敌——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历史学者马勇认为这本书反映了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他认同陈平原关于此书是论辩之书的看法,觉得这样的个人化写史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其特别的意义。学者解玺璋则注意到钱穆在《中国文学史》中并非对文学本身进行道德评判,“只做文学价值上的评价,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杨雄著《太玄》,寂寂草玄,桓谭说看不懂,杨回答后世复有杨子云必好之。直到宋代司马光特别爱《太玄》,他仿作一本,后人亦读不懂。“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矣。”

  “知人论世”正是钱穆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理论基点,也是它不同于其他文学史的独特之处。叶龙告诉记者,出于历史的视野,钱穆先生的文学史观是以史论文,他更重文学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功能,把中国文学的流变看做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到了《古诗十九首》仍是诗言志,但此时总算已由政治性转变而为社会性的日常生活了,但并不求人了解,也没有希望“立言立德”的意思。不过,我们可以说,《古诗十九首》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也就是说,东汉末年已达到文学成熟期,即从此有了纯文学,也有了纯文学家。

本报讯由国学大师钱穆讲述、钱穆弟子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文学史》已由华夏盛轩图书公司策划、天地出版社出版。日前,题为“我们需要读什么样的文学史”的《中国文学史》研讨暨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年至耄耋的历史、哲学学者叶龙专程来京参与这次活动,陈平原、马勇、解玺璋等出席发布会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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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  全书32篇:

这就讲到根本上来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正在于情与物的互动相生,情与物乃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个轮子。有人说中国文学的传统就是一个抒情性,这个提法恐怕未免失之于偏。独轮车不容易骑很远。写景叙事同样传统悠久。在散文里,除了情与物的相生互动以外,还有一个议论的传统,但诗里面不宜大发议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文学有两个半传统(详见顾农《从鲁迅杂文说到中国文学的两个半传统》,《文艺报》2012年10月19日第7版),就是说这样一层意思,那半个传统即指议论。

以中国历史研究见长的钱穆1949年到香港与唐君毅等人创办新亚书院,此后在新亚书院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但课程讲稿并未成书。1953年起就读新亚书院的叶龙因是浙江人,听得懂钱穆的无锡话,又学过速记,所以仔细地将钱穆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记录下来,这份笔记曾被钱穆查阅并获好评。时隔大半个世纪,2014年,87岁的叶龙对这份笔记进行誊写、校订、整理,同时陆续在媒体上连载,这便是这本钱穆讲述的《中国文学史》的由来。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到明清章回小说,保留了钱穆授课时的口语表达,不乏充满个人色彩的对中国文学史的独到见地。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

在网易云音乐上断续听完,阅读者“泳圈老玉”的声音温润平和,别有味道。其实这本书的名字中这个史字颇可商榷,说是个人随想录更好些。边听边想象钱老先生眯缝着眼睛面对一群青皮后生回忆平生所学诗文的感想,真是很美好的场景。檐外香江浪奔,北望神州陆沉,红旗漫卷,风雨飘摇,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想必是时时激荡在心头的

**  大视野:

所以,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钱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则会觉得很有趣,别有洞天,且能得到不少启发。兹略举几点来简略一谈,与同好者商榷共赏。

据叶龙在活动现场透露,他手中还有钱穆的文化史稿课程的讲稿尚未整理,此后找出并整理完毕后有望出版。

读《诗经》是有方法的,要先养成自己的性灵。读《诗经》时不可一字一句直讲。所谓“诗言志”其实是抒情,欣赏中国文学时,要心领神会,并必须迎合作者之情意。

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呼其停*。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  新创识:

在分析过《古诗十九首》中“玉衡指孟冬”那一首以后,钱先生发挥说:

                                                    作者: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

准备看之前是觉得章节清晰,章节之间较为独立,适合断断续续地看。当读到建安时期文学时,钱先生的观点特别引人注目,对曹氏父子在文学上的造诣给予了我从未触及的肯定,极为有见地。到唐宋时期以后,十分有趣,把那个时期的诗词大家之间的关联及趣闻轶事穿插在文学发展史的其中,读来甚是欢喜,倘若我们的义务教育语文老师们,能通过这种方式,“复活”古代作者,想必课堂上也不会呵气连天、睡到一片了。在本书最后的“跋”中,才得知,钱穆先生是在特殊时期在香港创建了“新亚书院”,而且是面对着白天务工,只有晚上能去上课的“难民”讲授这些粗俗易懂的文学史,让我们这些接收所谓12年高等教育的士子实在汗颜。不止是文章最后对传统文学和文学史的立说著学,我们的传统文学发扬与传承又在哪里?

  字字珠玑活灵活现**

中国文学的另外一大特色是它的工具性、实用性。钱先生在讲到《史记》时,指出司马迁“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亦将文学与人生加以融合”,接下来又进一步提升到全局加以发挥道:

上诗录自《古诗源》,但年代以无法考证,所以,要讲文学,须从《诗经》三百首讲起。

归时休放烛花红,归踏马啼清夜月

  “钱师认为,建安文学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它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是文学觉醒之时代,自此文学才得以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曹操父子三人是建安文学的带头人,有重大贡献。而曹操在文学上的成就与特殊地位,也是钱师在近代最早提出并发现的。”叶龙说,对建安文学的重新评价,是钱穆先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创见。

在讲到汉赋时钱先生就中国文学的全局发挥道:

让我们遥想,钱穆先生在新亚书院的课堂里吐出那一句: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文学史断代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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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辩理,一字见义。”因此,汉代时人们有所谓春秋判狱,作为法律判案之用。

和「文学回忆录」类似,这本也是老师讲述,学生笔记手稿历经多年后整理而成,字里行间便相较正史流露出更多温度,有许多学生回忆师长的脉脉温情在。

  最有趣的是,钱穆指出司马迁讲到《离骚》时,因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还把原文对的反而改错,导致屈原自杀的地点从“湘流”变成“常流”。“近日我重读《中国文学史》,觉得钱师对历史地理也滚瓜烂熟,他应该可以开《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叶龙笑言。

这里的价值判断儒家色彩甚浓,或可存而不论,而作为一个事实判断,是大有道理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大强调具体的时空,往往多写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景和感慨。

孔子喜欢诗经中的“二南”(即《周南》和《召南》<其实《诗经》不是孔子编纂,他只是将以前的诗记录下来也已>。),所以他常鼓励学生多读《诗经》。

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轻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未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纵不片刻,此景即逝,然即此片刻,全身得大解放,快乐无比。

**  精点评:

这里所说的“有人”是指鲁迅,“祖师”的提法见于他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此前在讲起贾谊文章的时候,钱先生曾指名道姓地具体引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意见;此后讲《史记》时又一次征引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详见第148页)。钱先生很少征引当代学者的看法,鲁迅是一个例外。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们两位的思想、立场、文风都大不相同,而在某些文学史问题上却英雄所见略同如此。

我国文学史上,韵文与散文之演变各有不同之现象,即韵文是渐往艰深的路上走,如《诗经》易读,到屈原的《离骚》《九歌》则较难读,再进而到《两都赋》《两京赋》则更难读;至于散文,则其演变之趋势是渐往平易的路上走,《尚书》难读,到《左传》则较为平易浅近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

  近60年后,师从钱穆多年的弟子、87岁的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叶龙,从箱底捧出当年的听课笔记,开始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先生留下的学术遗产终于重见天日。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之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

我们写文章,不可用土语俗语,不然会失去意境。

《楚辞·渔父》中“宁赴湘流”实指汉水。“汉”天水之意,亦即是襄水,襄水又叫沧浪之水。

  叶龙告诉记者,钱穆把“知人论世”作为评价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标准,认为作者为人的价值比作品更重要。因此,“李、杜”齐名,钱穆以杜甫为高,他说“李白是仙风道骨,老庄风度;杜甫则布帛粟菽,有儒家精神”,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随宜地发抒诸如此类的宏观高论,是钱先生着作中常常会有的情形,也是他的着作总是能引人入胜之所在。

孟子说:“《诗》亡而《春秋》作。”《春秋》是记事的,此书乃斟字酌的,有其文学意味,亦有其法律性。孔子《春秋》亦可说是我国修辞学之开始。

比如,他开宗明义,便强调了历史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吾人如要讲文学之变化,须先明白文学的本质;文学史是讲文学的流变,即须由史的观点转回来讲文学的观点……故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

  钱穆非常推崇曹操的《述志令》,将之比作罗斯福的《炉边夜话》,他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他对曹操极为喜爱,讲到他时妙语连连:“后来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最近《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正在热烈地讨论中国文学何时自觉的问题,钱穆先生六十年前的见解很足以供我们学习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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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像行云流水、鸟鸣兽啼那样自然、纯真。

  建安文学至今仍被低估**

钱先生讲中国古代最重视《诗经》以及《昭明文选》,甚至说只要读这两部书就够了,其深意其在此乎。

所谓子,则是指先秦诸子,或称诸子百家,即是指思想家或哲学家,诸子百家所作的散文水准均极高,诸子中首位即孔子。

“怀天在沪求学时,最崇拜其师吴在公之。公之日常言行,及其讲堂所授,怀天时时为余称道,纤细弗遗。年假后,怀天回校,携带佛书六七种,皆其师公之为之选定。盖因怀天丧母心伤,故劝以读佛书自解耳。余在教师休息室中一桌*西窗,坐南朝北。怀天一桌在余座后,临南窗,坐东朝西。怀天携来之佛书,余亦就其桌上取来一一读之。尤爱读《六祖坛经》。余之治佛学自此始。

  他评价先秦诸子,说孔子如钟,“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庄子则是玩世不恭,并非板起面孔教训人,但他所讲的寓言,其实相当有道理。老子又有所不同,他认为不配与人讲,你们愈不懂,我的地位就愈高,所以说:“知我者稀,斯我贵矣。”墨子则是一定要讲到你明白为止,因为他是社会活动家,是宗教家。

几十年来,有要做专门学问的偏见,只重钻牛角尖的小功夫,却忽略了大的。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完全理想的文学史出现。”当然,虽然世界上不会有一部完全十全十美的文学史,但是,对我来说,钱穆先生讲述的文学史就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第一册有独立见解的文学史。

前不久电视节目「诗词大会」大火,也许正反映出文化的没落,能快速背出几首诗便可称才女,那题库里有几千万套棋谱的Master应该叫什么呢?乔布斯说:苹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一直努力站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所以他年轻时在里德学院学的字体设计、在印度的流浪、跟从乙川弘文进行的禅修,还有终其一生对鲍勃迪伦的热爱都使他在面对另一个巨人比尔盖茨时可以底气十足的宣称:微软缺少的不是技术,是品味。

  在新亚书院,钱穆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每次一讲就是一学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奔波辗转间,钱穆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文学有其共相与别相,诗是文学,《古诗十九首》当然亦是。“共相”是共同性的。西方的戏剧有其特定的时空,是逼真的,悲剧是其最高境界。此特定之时空,可一而不可再;但最真实的却常是不可靠而有幻想性的。中国的戏剧则是脱离时空的,正与西方的相反,它是群性的,空灵的,中国的文学亦然。中国的道德与人生是在文学的共相中常在的,且有长远的价值;西方的则是暂时的,无价值的。

维叶萋萋,黄鸟于飞,

回至学校后,乃习坐更勤。杂治理学家及道家佛家言。尤喜天台宗《小止观》,其书亦自怀天桌上得之。

  以“史”的标准来衡量,钱穆认为明中叶的作家,远不如初明,因人人心中已无大传统存在。因此对“明代四大奇书”《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游记》、《金瓶梅》,钱穆肯定前两书,对后两书则颇有微词。他说施耐庵“身在元,心在宋,身遁草泽,心存邦国”,“《水浒传》虽是一部社会下层文学,而实带有中国传统政治上层文学之真心情与真精神”。而《西游记》和《金瓶梅》“只具游戏性、娱乐性,只有写作技巧,何曾有写作精神?”

首先,钱穆很注意论述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指点津梁,纲举目张。书中颇有深刻的见解,例如他讲《诗经》的赋、比、兴,其中发挥道:

古人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经》分为“风”,“雅”,“颂”,“风”是社会的,“雅”是政治的,“颂”是宗教的。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在这个基础上,钱先生做了一步步的推进,“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刻意的写作就落了下乘。虽然文学是时代的,有情感、有生命的,但“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字,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的”,能达到这样四角齐全的标准,那也真是不易。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以此标准衡量,他认为,谢灵运不如陶潜,宋玉不如屈原,吴敬梓、曹雪芹绝不能与蒋心馀相比,阮大铖更不能与孔东塘比。

曹操写诏令文,挥洒自如,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其作《求贤令》不足二百字,而写《让县自明本志令》却长达一千三百字,为要抒发激越悲壮的直率情怀。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改造文章的祖师。

“赋”是直指其名,直叙其事的意思。如:葛覃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三):《中国文学史》

**  新见解:

观看手有两种方法,一是仔细的看手指纹,但另一种是看整个手。不能说只能由小处着手,当然用细功夫也是可以,但大功夫也是值得,今日中国最缺乏。

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

  《中国文学史》讲稿不是钱穆亲笔所著,是基于授课记录而成,但大师的意义就是言必有中,往往一两句话就令人有拨云见日的感觉。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意即无论是赋,是比,是兴,均有“物”与“情”两字。记的是物,却是言情。所谓托情、起情、言情,就是融情入景,故《诗》三百者,实即写物抒情之小品。中国人的抒情方法是叙物、索物和触物,不但《诗经》,即屈原之《楚辞》及汉时邹阳之辞,比物连类,也都是用这比兴的方法。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3.东西方文史相较,东方重散文,次为韵文。西方散文以小说为大宗,东方以历史。散文体的《尚书》,《诗经》为韵文 两者并重。《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春秋有三传即《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左氏春秋》。

  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些公案、重大分歧,以及前人讲错的地方,钱穆先生一一作出了修正与补充。例如,章太炎的一位再传弟子说:“苏李河梁《赠别诗》和《古诗十九首》是西汉时所作。”这是文学上的大问题,长久以来争议不断。钱穆认为其说甚谬,非搞清楚不可。而近代梁启超则认为上述五言诗均系东汉末年所出,钱穆赞成梁说,还提供了自己考据得来的有力论证。

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李仲蒙说赋、比、兴云:

今日如有人说,某人思想落伍了,这不对,意见可以说落伍,可有反对、不同的;但知识是真理,是永远存在的,而“落伍”“潮流”等口号只是政治运动的玩意儿。有了好学之志,出了大学,习惯已养成,就可造学问了。

我们没有赶上听钱穆讲课,但今天有机会能看到他讲的文学史,也可以零距离感受他的才华。

  对文学史公案“发言”**

俗语说:“万物一体。”这是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曾讲到的。意即天人合一,也即是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

《尚书》中《尧典》《禹贡》为极早之作品,《盘庚》较可信。但它们都有些可疑之处。我国正式文化起源可从西周说起,因《诗经》与《尚书》均出自西周。

从这一点而言,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也与以上传统一脉相承。可以说,和传统意义上讲求体例完整、逻辑周全的教科书式文学史不同,这是一部属于一个人的、有强烈钱穆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至于《红楼梦》,钱穆的评价是“有感慨,无寄托”,同样是以史衡量,“清代中叶以后,渐渐死于安乐,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皆安乐中垂死之象。”

其实传统的“文以载道”这一句话也就把文的应用性、实用性、工具性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怎样做价值判断则是另外一回事。

他哪是在谈文学史,他谈的,是自己的生命如何蹚过那个时代。

建安是东汉献给的年号,由初平四年改为建安,曹操带献帝迁都至许昌。

中国文学史澳门新莆京娱乐网站k,虽然只是钱穆先生讲述和叶龙先生记录整理。  在他看来,《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真正的文学家,《古诗十九首》第一个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独立、觉醒的转折点,唐代是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而中国只有两位大文学家: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这样的估价自有其深刻的依据,其背后则是儒家的传统在起作用。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为我国两大史书,它们在文学上均有很高的地位。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他说,《春秋》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其实它最能体现“句斟字酌”,既有文学意味,亦有法律性;白居易最好的两首诗《长恨歌》和《琵琶行》,相当于小说;中国文学“无史诗,无神话,无悲剧”,《红楼梦》也不算真正的悲剧,只是解脱而已;中国文学要能唱,《楚辞》、唐诗都要唱,故文学家多数带有浪漫与落拓的习性;《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无一假话……

钱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大家,他一向注意抓根本,讲大局。一般的文学史不大注意这个方面,这正是我们要好好向他学习请益的地方。

《论语》其弟子所笔记,文学价值极高,如: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最后两句“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实含有诗意,这是诗人的胸襟,这叫吐属。

中国的人生在诗中表现,诗落实下来则为散文;西洋人生在剧中,落实表现则成小说。

  这种文学理论,散见于钱穆的讲述中,却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在《中国文学史》绪论中,他开宗明义:“讲文学史应先明白历史。”他认为《史记》解决了西方文学关于“文学和道德”、“文学和历史”关系的难题,称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自建安时期起,就有曹丕等人出现,彼等欲以文学传后世以“立言”,可说是中国文学开始觉醒的时代。

《中国文学史》这本书是由在新亚书院的老教授钱穆先生和他的学生叶龙先生共同完成的,虽然只是钱穆先生讲述和叶龙先生记录整理,只是钱穆先生自己独特的见解,但这本书仍是不失风采。

南方气候好,可以常过户外生活,并有各种舞蹈,因是多神论的,却并无固定的系统;北方的舞蹈却是有大系统的,敬神而统一的,较严肃而刻板。南方重水,有水神;北方重山岳,拜山神。

  记者阅读书稿,并不觉得在读学术著作,倒像读散文。钱穆口才极好,他讲《中国文学史》行云流水,评名家,说经典,字字珠玑;又绝不仅仅就文学说文学,引史料,看全球,上下五千年信手拈来,把一部文学史讲得像波澜壮阔的史诗。

钱先生的精辟见解甚多,再略钞两则以便共赏——

本书开头写中国文学的起源是诗歌,亦即韵文先于散文,西方亦然。是最早起源于唐尧虞舜之时,如:击壤歌

钱先生都做到了,在这本书里做到了。

  他点评历代文人,说陶渊明性格如虎,其诗更为可爱。王维是居士,杜甫是严正的读书人,李白则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属于下层社会。柳宗元最伟大的是写游记,因唐人见到好风景只是赋诗而已。

赋后来变成皇室的消遣文学,作为供奉之用,即成为御用的、帮闲的文学。司马相如作的赋,便是这一类作品,与屈原的赋成为相对的两大派,这正如唐代杜甫一样。文学可分为超世的与入世的两派,而以入世的和人生实用的为佳。

读文学史,先要通文学才好。

一个人的本领与长处要自己去发现,但不要表现。

  这位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着。后人只能在他散落的演讲文章,以及那篇著名的长文《中国文学史概观》中,去寻找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吉光片羽式的精彩论述。

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

所谓文学,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学,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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