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改革派,澳门新莆京正在官网:从永贞革新到鸦片战争——简叙我国治理体系的几次变革

作者: 文学经典  发布:2020-03-19

    原标题:从永贞革新到鸦片战争——简叙我国治理体系的几次变革

王安石曾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批评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别是财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虽然很节俭,但是百姓还是不富裕;皇帝虽然很勤政,但是国力还是不强盛,那么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王朝宋朝究竟是怎么样的!

熙宁二年,苏辙在《上皇帝书》中提出了财政是国家的根本。“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

王叔文永贞革新介绍 王叔文改革失败的原因

论剑历史网 - www.lishiweb.com/2017-12-06/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永贞革新是王叔文主导的为其一百四十六天的一次改革运动,最终王叔文赐死、王伾病死,其余相关八人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故而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王叔文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是唐顺宗永贞年间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 ... “永贞革新”是王叔文主导的为其一百四十六天的一次改革运动,最终王叔文赐死、王伾病死,其余相关八人被贬为边远八州司马,故而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王叔文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是唐顺宗永贞年间官僚士大夫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改革。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持续时间100多天,最后因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拥立太子李纯,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继位的皇帝对前帝的私人,不论是非功过,一概予以驱除。 王叔文未掌权时,常说钱财和粮食是国家根本,掌握好可控制军费赋税,可操纵市场和士人。王叔文刚进入翰林院,从苏州司功参军升任起居郎,不久就兼任度支、盐铁副使,任命杜佑为使,实际上王叔文掌权。几个月后,又任尚书省户部侍郎,仍旧任副使、学士。宦官俱文珍讨厌他玩弄权势,就免去了他学士的职务。命令发出,王叔文大惊,对人说:“我必须不时到这里商量公务,如不挂这职务,没办法进入内廷。”王伾为他请求,才允许三五天进一次翰林院,终于免去了内廷职务。王叔文刚进内廷,私下筹划,机谋不露声色,靠以言辞褒贬升任罢免官员。人们没看出本质,相信他是奇才,等到他掌管两使的权力,供职外廷,愚者智者都说:“城墙中的狐山中的鬼,必定夜晚号叫躲在洞里才能给人祸福,人们才认为它们神奇可畏,一旦白天出来在路上跑,无能是必然的。” 王叔文在官署里,不再履行公务,召集他的党羽私议,策划夺取宦官兵权。就任命原将军范希朝统领京城西北各镇行营兵马使,韩泰任他的副手。开始,宦官还没觉察,等到边境诸位将领各自打报告向神策护军中尉道别,并说将隶属范希朝,宦官才察觉兵权被王叔文夺去了,神策护军中尉就命诸将不要把兵马交出。澳门新莆京正在官网 1 王叔文改革为什么失败 王叔文拉拢德宗朝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的杜佑,但实际主导政事;再以世族出身、时任监察御史的柳宗元出任礼部员外郎,作为缓和官僚反弹之手段。 在内侍省则以东宫系统的李忠言对抗神策军系统的俱文珍、刘光琦,但由于以整肃宦官为诉求,无法在内侍省得到支持。

    我从公元805年的“永贞革新”说起,讲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现代转化这个问题,介绍我国历史上几位杰出的政治家和他们的著作。

为什么将宋朝描述成贫弱王朝

宋代的财政环境

中国古代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赋税。宋代的赋税制度大体沿袭了唐代的两税制。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历来又将轻徭薄赋看作是盛世的象征之一。

宋代在财政管理制度上实行高度集权。财权集于中央,中央财权掌握在三司手中。所谓“三司”,第一是户部司,第二是盐铁司,第三是掌管经济出纳的度支司。

王安石在宋神宗时为相,想要变法推出新政,第一个措施就是将户部、盐铁、度支三个司重新组织起来统一到了新的国家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

苏辙和王安石一样主张变法,他在《进策·臣事》中认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苏辙因此进入了变法的核心机构,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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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至真宗时期,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很少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到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期,国家财政状况恶化。英宗治平二年宋王朝财政入不敷出到了最严重的时候,赤字达4204769。这一财政赤字是自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由此可知,真宗朝到英宗朝的财政危机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缓和,反而成江河日下之势愈演愈烈。财政盈余到财政赤字的转变,本质上是因为支出的增加。尽管此时的宋王朝的的收入还是基本呈现出持续增加的形势。但是支出增加的速度远远是超过了收入。

    “永贞革新”与《封建论》

相当长时间以来,宋朝给人积贫积弱的印象。将宋朝描述成贫弱王朝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宋朝的改革派,一种是近代的一些史学家,他们都怀抱着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

王安石的“理财”与苏辙的“民本思想”

王安石变法是想通过“理财”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从而实现宋朝的富国强兵。通过政府对国家经济的调控来从各方面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参与。利用封建国家机器的集权性从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手中收取部分利益来建设国家,从而缓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的矛盾。但这一超前的现代国家财政思想在尚处于封建时代的宋朝是不具备实施和发展的外部环境。所以王安石变法只能在一些细节上取得成功,在根本问题既无力越过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也没有办法忽视封建社会“均田大同”的儒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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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苏辙的财政思想和王安石刚刚相反。他提出的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着重点不是放在增加收入,而是在于缩减财政开支。“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他也提出“害财者”原因有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苏辙的概括是比较全面地提出了让宋代财政陷入危机的三大巨额开支。

如果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不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那么只有通过大力开掘农业生产力来增加国家财政。但是中国古代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的封建社会。社会主要的生产模式基本上都是简单的再生产。

虽然宋代的科学技术在封建时代是一个灿烂的时期,但是也并没有像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给社会生产力带来一个“质”的显着进步。由于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当时的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财富都是相对有限的。

纵观中国古代发展,宋代的经济、文化、教育都到了封建社会的一个鼎峰时期。正如着名史学家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讲,造极于赵宋之世。”因此想通过财政收入来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办法是比较不切实际。再加上苏辙的民本思想使得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敛取民间的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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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在《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中所言:“钱者,官之所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钱以权天下之货,下出米粟布帛以补上之阙,上下交易,故无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欲民之无贫,不可得也。

从苏辙对王安石变法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他是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家。王安石在着手变法之初,也曾就青苗法的一些具体实施问题征求过苏辙的意见。苏辙曾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援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重法不可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之费;及其纳钱,虽富家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自此恐州县事不胜繁也。

苏辙的分析十分透彻,公贷与私贷之不同在于公家之贷是通过政府的力量强行贷款与催还。后来青苗法也因此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激化了宋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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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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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的财政意见

站在历史的今天客观而言,苏辙的财政意见应该是可取的,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产力等诸多因素而言,主要还是应该通过削减不必要的国家财政支出来缓解国家财政危机。而解决宋代国家财政危机的着重点,还是应该放在三冗:冗吏、冗兵、冗费三个方面。苏辙对此也提出了解决措施。

解决冗吏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防止唐季五代藩镇割据现象。因为宋太祖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分权改革,设立了诸多官职。起初还颇有成效,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宋代中后期,已经演变成尾大不掉之势。官僚机构严重膨胀成,官僚队伍就是滚雪球一样日益庞大,人数日益增多。尸位素餐、人浮于事的官员给国家的财政造成了难以想象的负担。因此解决国家财政困难,首当其冲就应解决“冗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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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对于解决“冗吏” 的问题在《上皇帝书》中提出三条解决措施。

一、延长贡举时间,减少官吏选拨。废除推恩,缓解官僚队伍的增长速度,和缩减官员俸禄的支出,缓解国家财政。

二、宋代朝廷存在一种特权制度,凡皇族以及朝廷中高层官员都可以奏请亲属补官。正如苏辙所言:“使官至于任子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于朝,袭簪绶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苏辙认为要废除这种“门荫入仕”的特权现象是不可能完全废除,因此只好采取相宜的办法,给予皇族以及中高层官员的子孙一定的俸禄,而不授予官职。或多或少地减少国家财政支出,避免冗吏现象。

三、精简中央机构,裁汰冗员,下放权力,提高官员办公效率。放缓官员的晋升速度,因此减慢国家官僚队伍人数的增长,减少国家财政支出。

解决冗兵

宋代相较于唐代是一个时刻受到外族威胁的朝代。为了防御外族的入侵,宋王朝有着百万人数的常备军。因此冗兵现象在宋代特别的严重。巨额的的军费支出也就成了宋代国家财政最主要的经济负担。苏辙对于解决“冗兵”问题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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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裁减禁军,增加士兵。

北宋的禁军人数在徽宗年间已经有八十万之众。一个士兵所支付的费用是一个禁军的三分之一,而一个士兵的战斗力却相当于三个禁军。正如苏辙所言:“士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士兵三人。”通过裁减禁军、增加士兵的办法,可以有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抵御外侮,也可以节省大量军费,缩减国家财政支出,缓解国家财政危机。

二、苏辙提出重视间谍在战争中的作用。 通过间谍来获取外族敌情,减少不必要的边疆守兵人数。以此来缩减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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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在冗费问题上见解深刻,主张减少一切无益费用,譬如:缩减经济特权阶层的范围,以缩小国家财政支出。改良漕运法,利国利民,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协调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精简政府机构之间繁杂的办事程序。

    首先是柳宗元的《封建论》。

宋朝的改革派:宋朝的改革兴起于庆历新政,至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达到高潮。改革总会遇到各种阻力,有的来自作为顽固派、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庆历新政时期的夏竦集团;有的则来自不同改革路线的政敌,如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司马光。

结论

宋代无疑是中国封建时代中最富裕的王朝,巨大的财政收入下却是年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造成这种国家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上文提到的三冗:冗吏、冗兵、冗费。还有对外的“岁币”。宋辽两国在“澶渊之盟”之后达成和议。宋王朝每年需要给辽王朝十万两白银以及二十万匹绢。

其后的时间里,辽王朝又要求宋王朝增加岁币,宋王朝需要每天给辽王朝二十万两白银以及三十万匹绢。此后,宋王朝对金、西夏两国的和议也是建立在巨额的“岁币”上达成的。此外,宋代政府提倡高薪养廉,其官员官俸是清代的六倍,是汉代的十倍。巨额的官俸支出也加重了国家财政的担。

苏辙在解决宋代国家财政危机的问题上有着明确的政治见解,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对国家财政的意见和建议并未引起中央政府以及国家核心领导的重视。诸多有效意见和建议中只有小部分得到实施,也并未有效的缓解了宋代国家财政危机。

    《封建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讨论中国的政治与治理,第一要务就是统一和分裂。陷国家于分裂,那是最大的失政。

为了论证改革的势在必行,必须将宋朝的现实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将改革的目标与未变革的现状对立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积贫积弱也就成为改革派描述宋朝现状的一种模式。为了制造改革的舆论,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批评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别是财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虽然很节俭,但是百姓还是不富裕;皇帝虽然很勤政,但是国力还是不强盛。甚至说只是侥幸没有遇上严重的天灾人祸,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统治早已摇摇欲坠。在一片富国强兵的呼唤声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

    柳宗元是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尾大不掉的背景下讨论这个问题的。中国的统一自秦开始,问题是:秦与隋如此富强,为何这两朝如此短暂?汉和唐则不然,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自秦以来还是反复地经过战乱和分裂呢?

但是,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宋朝以后掌握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学思想,是由宋朝的程颐、朱熹等人开创的,这些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理学家倒也不一定反对富国强兵,但认为只有通过拯救道德人心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所以理学家强调的是王安石心术不正,而不是宋朝如何的积贫积弱。

    国家的统一,必须建立在财政和税收统一的基础上,只有这样,行政的统一才有保障,这是“永贞革新”直面的问题,是这场改革的实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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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780年,安史之乱结束后,唐德宗时代的宰相杨炎提出两税法的改革,它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有了中央财政预算。以前是需要钱就花,财政税收是个无底洞和一锅糊涂账,有了预算以后,就可以把预算摊派到各个州郡去,更为重要的是,这就可以约束藩镇的横征暴敛。而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夏秋两季收税,谓之两税,“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调杂徭悉省,皆统于度支”,确立财政预算,这就把度支的地位抬了起来。而与杨炎同朝的转运使刘晏,则推行榷盐法,实行盐的国家专营,只在山西与江淮这两个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并负责把盐销售到全国去,这又使得盐官和转运使的地位抬升起来。

古代文人对于宋朝的一般印象,主要还是大兴文治,因为宋朝结束了五代的乱世,也结束了武人掌权的政治,通过科举,将国家的治理托付给了文人,文人对此还是颇有点感激涕零的意思。当然,面对北方的强敌,宋朝在军事上始终不占据优势地位,非但不能收复燕云,甚而亡于金、元,因此批评宋朝国势太弱者也大有人在。清初的王夫之直接指明,宋代其实是“弱而不贫”,他说仁宗皇帝“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皇帝则犯了“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的错误。

    唐代制度的核心“三省”,即中书、门下和尚书,是一个类似于“三权分立”的贵族制度,而德宗时代的改革,则使得度支、转运和盐铁这三个部门的地位迅速上升,这就是以国家的经济集权,代替了原来的贵族制度。到了后唐的李嗣源,正式确立了以户部、度支和盐铁为核心的“三司”制度,宋代则延续了这个制度。

近代的一些史学家:面对近代中国遭遇的劫难与屈辱,以及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所暴露出来的贫困孱弱,近代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特别是在日军侵华的背景下,有些历史学家将对国家的感情投射到历史上,宋朝就成了他们抒发抗战决心与悲愤心情的一种寄托。

    以“三司”代替“三省”,标志着中国由从徭役制国家向赋税制、预算制国家的转变,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转变,是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的大转变。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

    “永贞革新”发生在唐顺宗的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这场改革的实质,就是把藩镇的财权和税权收归中央,把上述变革,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

宋代是个全民皆商的社会,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

    唐顺宗是个残疾皇帝,顺宗失音,不能决事。他的国家大事由王叔文和王伾两个人决定。这两个人是翰林学士,都是做户部和度支起来的。围绕着他们形成了一批从财政、商业和产业角度思考治理问题的官员,柳宗元和刘禹锡也在“永贞革新”的集团里。柳宗元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类似于纪委的工作。刘禹锡做的是盐铁转运的工作,刘晏行榷盐法以来,盐铁是国有企业,好比今天的“两桶油”。这些改革者认为,唐顺宗虽然身体不好,失音,不能理政,可是他并不糊涂,应该支持他。

近代以来,也有些学者为宋朝描绘了一种与积贫积弱完全不同的形象,宋朝甚至被誉为古今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

    顺宗退位后,柳宗元被放逐到永州,写了著名的《封建论》,他提出:秦朝崩溃的原因“在治不在政”。政治体制是好的,是统一的制度,但治理方式是错的,仅靠秦始皇和官员的勤政不能保证统一,如果国家没有财政预算,仅凭徭役制度,勤政就会变成“苛政”。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夸奖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汉代州郡的财政供给是国家,但封国诸侯有财政和军事裁度权,所以,汉代只有封国才敢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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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的问题在藩镇有兵,在于国家不能节制藩镇手里的乱兵。唐朝州郡的官员没有敢造反的,就是因为他手里没钱也没兵,缺乏造反的资本。因此,柳宗元认为维护统一的办法,就是把兵权、财权收归中央。

的确,宋代是个全民皆商的社会,从事商品经营者包括:官员胥吏、皇室国戚、士人乡绅、寺庙僧尼、乡村农户、乡镇个体手工业者、行商坐贾、城镇市民、浮游流亡人户、其他人户等等。在宋人的观念中,要想致富,就要经商,“农不若工,工不若贾”的思想越来越流行。

    我们谈中国治理体系的转变,为什么要从“永贞革新”开始说起呢?因为统一是需要物质条件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当中讲道,中国与欧洲气候不同,相对欧洲来说,中国比较干燥,中国土地的耕种比较依赖大规模的公共水利设施的建设,因此,中国先天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大规模进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成了中国历代王朝最基础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终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就是大运河。正是这样一个公共的工程,把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沟通起来。中国长期统一的基础,是公共工程、公共财政,这是历史转变的物质条件,所谓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随着商品市场的扩大和进入流通市场的商品量的增加,宋代商品经济越来越发展为规模经营,社会上日益出现一批资产雄厚的大商人。譬如有的饭店拥有50余炉,雇工达100~200人;有的金银彩帛铺,交易动辄上千万;有的布商一次可交易5000匹等等。商业的经营方式有长短途贩运、产销一体化经营、行商坐贾联营、批发零售结合,以及包买包卖预买预卖等类型。

    而除了物质条件外,还需要制度条件和制度保障。为什么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稳定有了保障呢?这是因为,经历了唐代中期的“永贞革新”之后,贵族与皇帝分权的三省制度,逐渐变成了技术文官执政的所谓三司制度。国家治理的核心工作就是预算(度支)、商业(转运)和产业(盐铁),而不是过去贵族擅长的礼仪、辞赋和经史。这是很重要的转变。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使中央的财政制度能够确立。

宋代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指南针、火齤药、活字印刷术都是在宋朝完成的。北宋是个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随着理学的诞生,儒学在北宋实现了复兴,儒、道、佛三家也开始相互交汇地深入发展,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北宋完成了唐朝韩愈、柳宗元开创的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占据了六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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