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澳门新莆京正在官网》(增订本)统稿工作

作者: 文学经典  发布:2020-03-23

  《文化广场》:您如何看待个人化、个性化的文学史?在一部文学史里,作者的价值、立场和情怀更重要,还是符合学界共识更重要?

东方早报:你是蒋天枢老师的学生,而蒋老师又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子,你的国学根底是不是与清华国学研究院一脉相承?章:复旦总体来说比较开放,不仅善于吸收外来的思想、学问,在用人方面也几乎没有界限。真正现代化大学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与从前完全学徒式的继承已有所不同,但依然会有几个老师对人的一生影响巨大,我进复旦中文系念书后,受蒋天枢、朱东润和贾植芳先生影响最深。蒋先生教我要重视考证;朱东润先生教我懂得什么事都应该通过自己的思考得出判断;贾植芳先生启发我研究古代文学应该有新的理论指导,与新文学相联系,与外国文学作比较。东方早报:之前你自己的学习计划是怎样的?章: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在两年里能从先秦两汉、南北朝文学一直读到唐诗、宋词和元杂剧。蒋先生听后很不认可,说我本身没有基础,这样囫囵吞枣一辈子也读不出来。他自己做学问是从历史和语言文学入手的,年轻时写的《全祖望年谱》对清代史学研究很有帮助,对楚辞也有一套独特的看法,晚年因为致力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整理,没能将这项研究进行下去。他建议我第一年读《资治通鉴》、《说文解字》,第二年校读《史记》、《汉书》,培养认真读书的习惯。东方早报:你跟骆玉明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曾经是上海最畅销的学术书。听说1996年、1997年的时候,连理科学生见面也时常会互相询问看了《中国文学史》没有。一本纯粹的文学教材,能够引起那么大的轰动,你最大的创新是什么?(陈怡 采访整理)章:我当时觉得,要阐明古代文学演变的过程,不能忽视它们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从前的文学发展史普遍推崇唐宋八大家,但到了近现代,除了林语堂比较推崇苏东坡外,鲁迅、巴金、茅盾等文学家中已经很少有人推崇他们;以往的古代文学史中,对六朝文学往往是否定的,从最早的陈子昂到后来的白居易等唐宋文学家,一直都批判齐梁诗风,但现代文学家中有许多人,包括朱自清,都很称赞六朝文学,这说明六朝的文学创作中有许多和现代人相通的精神。所以我尝试以人性为中心解剖中国古代文学的历程。东方早报:人性总在发展,文学观念也随之变化,写文学史的人真的是很被动。你怎么保证你今天的评价将来不会遭到质疑呢?章:确实,也许过了两百年,我们肯定的东西也会被后人批判,被认为没有道理,就像我们现在回过头看上世纪50年代对杨朔散文的评价。古代文学研究中尤其需要开放吸收外来、新生事物的观念,获得一种前瞻的视野。这在复旦一直有传统。朱东润先生前半生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因为是用文言文写的,其中的超前意识不容易被发现,其实他已经对齐梁以前的文学评价较高,对金圣叹、李笠翁的文学批评都比较重视。刘大杰先生先在日本学习世界文学,上世纪40年代回国后开始研究古代文学,这样他写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视角与游国恩、萧涤非、王起等学者也有不同。东方早报:听说你近年又开始重写这部文学史,你认为时代和人性是这样急风骤雨地在变化着吗?这项工作现在进展得怎样了?章:这部新的文学史现在写到了清代,我的想法是:人性发展了,文学观念会变化,但是文学的形式、艺术成就不会有太大变化。文学本身的特点是我的前一部文学史中考虑较少的,我希望在这部新书中来改进它,在肯定人性、文学演变的前提下,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考察文学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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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文学史是复旦大学的传统,如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还有葛剑雄撰《中国人口发展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也是继承了复旦大学文史专家个人著史的传统。章培恒曾回忆说,《中国文学史》创作和全面重思中国文学史问题开始于1989年左右。“从1989年开始,我感到笼统地提文学的政治性、政治标准,不能解决文学的评价问题。但开始的时候考虑的是,文学的发展应该和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应该跟着社会而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发展。”“我现在的这一部文学史跟以前的文学史不同的是,我想说明中国社会自身就已经在逐步产生一种与今天所说的自我意识和人性相通的观念,西方观念的进来,只不过是助长了或者说加速了这种意识的发展。”章培恒曾回忆说。

董乃斌 我是1974年末,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而到西北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在西北大学,遇到傅庚生和刘持生两位老师。三结合编《三李诗选》时,有段时间我和傅、刘二教授几乎朝夕相处。傅先生专精杜诗和批评史,有《杜诗散绎》和《中国文学批评举隅》等名著,他负责李白;刘先生当年以创作五百首七律从中央大学毕业,娴熟诗歌格律,平时述而不作,分工负责李商隐。我则负责李贺。听他们给学生和工人讲解,谈诗词、说典故,等于给我上课,我也讲过李贺,备课、写讲稿,对我来说也是一次补课。《三李诗选》后来并未出版,但我的收获是把三位诗人的作品琢磨了一番,为以后的教学和研究做了些准备。

  中国古人没有完整的文学史观念,但肯定有关于某些文学史问题的思考,比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诗歌的本质是什么,作品的意义在哪里,我就写过一篇《论杜甫的文学史观》。只是古人不太擅长建立理论体系,没有发明“文学史”这个术语。

199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风靡全国,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迄今已销售20万套。2007年9月,章培恒、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联合推出。《中国文学史新著》是海内外知名的著名文史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古稀之年领衔撰写的结晶之作,是一部极富特色与创意的文学史著作。本书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作了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本书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并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每个阶段又分为若干期,比较明晰地显示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作者明确提出了要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角度,来探求文学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在撰写过程中,作者把内容与形式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把内容赖以呈现的文学形式作为考察的重点,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此外,作者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少现象也做了新的阐述,例如,历来的文学史把《孔雀东南飞》作为汉末建安时期的作品,本书则考证其为从建安至南朝的长期演变的产物。同时增订本对许多作品作了新的解读,对不少作家作了新的评价,并对长期被文学史忽视的重要作家(例如韩偓、王彦泓)作了介绍和较高的评价。

章培恒193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之后一直留校任教至今,1985年起任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在学术界,章培恒教授的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灾枣集》和《不京不海集》中;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升年谱》、《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新著》;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

李翰 这些思考,恐怕在有限的篇幅中很难说得透彻,好在您主编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也已经出版,通过那本书,可以更加系统、深入地了解您的文学史学思想。

  莫砺锋:个人还是集体来撰写文学史,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勃罗代尔说得好:“人文科学正经历着全面的危机,这场危机是人文科学自身进步的结果:随着新认识的积累,科学研究已必须是一项集体工作,而明智的组织形式却尚待建立。”对文学史研究而言,这种两难局面更令人棘手。

11月27日,《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专家座谈会在我校召开。座谈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共同主办。座谈会上两出版社负责人贺圣遂、陈鸣华分别介绍了《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的出版情况,章培恒先生和骆玉明先生分别致辞。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钱理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邓绍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吴福辉,南开大学教授陈洪、罗宗强,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苏州大学教授范伯群,扬州大学教授曾华鹏,浙江大学教授廖可斌,中山大学教授吴承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大康,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黄霖、陈思和、张新颖、郜元宝、栾梅建等著名学者与会并作发言。

章培恒的文学史研究从1957年撰写《洪升年谱》开始,当时他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与其他文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是,章培恒在撰写过程中与实证研究联系起来。章培恒先赴洪升生活过的杭州查阅相关文献,然后又赴南京、北京,查阅洪升作品集——《稗畦集》抄本、《稗畦续集》刻本和《啸月楼集》的照片……经过5年终于在 1962年完成全书。该书不仅对洪升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还就洪氏“家难”、洪升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尽管《洪升年谱》早在1962年就已完成,但这部书稿的出版要到17年后,《洪升年谱》在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李翰 最终还是回到文学史来了。如果概括您的学术之路,我认为就是一个文学史家在不懈地探索文学史真相,收获文学史认知与体悟的历程。

  莫砺锋:钱先生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思想史,但由于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抱着敬畏、热爱的态度,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也很重视。而且前辈学人文史兼通,所以钱先生对古代文学也有很深的素养,他的这些观念,我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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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 著《洪升年谱》

董乃斌 《李商隐的心灵世界》是在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深化拓展的,此前我还写有《李商隐传》和以李商隐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琴泉》。我想尝试用不同文体,从不同角度来体现我对李商隐的认识。《李商隐传》重在描述李商隐生平履历,虽然也涉及到作家的性格思想,但主要还是在考述历史文献的基础上,描绘传主真实的生命轨迹;而《李商隐的心灵世界》,则重在通过对诗人作品的解析,探索其内心世界。二者一侧重于外,一侧重于内。《琴泉》则借李商隐辞谢座主赐营妓张懿仙之事,探索和表现李商隐的妇女观,实际上是回答李商隐的恋爱观问题。

  从“五四”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贬低、否定,几乎成为潮流。从胡适的白话文学主流论,到1949年以后的民间文学主流论,再到阶级斗争主线说、儒法斗争主线说,一部中国文学史被歪曲得不成体统,我们的文学传统受到彻底颠覆。

《中国文学史新著》体现了浓郁的个性色彩。周谷城的《中国通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皆是个人所著,《中国文学史新著》继承了复旦大学学者个人著史的传统,是一部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文学史。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章培恒先生明确地提出了撰写的宗旨,更主要的是在随后的统稿工作中,章先生本人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劳动,现170余万字中,经过他修改或重写的大约120万字,其余部分也经过他修改,所以增订本中许多章节的论述都融入了章先生个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情感,处处都感受到他独有的笔触。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统稿工作,是章先生病中完成的,章先生在病房里也一直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有时一边打着点滴一边与责编讨论修改事宜,体现了章培恒先生在学术上不懈追求的可贵精神。

复旦大学古籍所副所长陈广宏是章培恒教授的学生,他从1984年起做章培恒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生然后在复旦任教,其间一直跟随着章培恒。陈广宏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章培恒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做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这是他酝酿很多年的研究项目。章先生和另一位年轻老师承担“中世”部分项目。“中国文学思想史不是批评史,是从文学作品中看文学观念、文学认识,以此来勾勒文学思想的发展。章先生承担的那部分已经完成,正在专家那里审查。除了《中国文学史》,他的重要研究还包括《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这是他长期酝酿的一个研究方向。建国以来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受苏联模式影响很大,所以把文学史分成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他认为分开研究会有各自局限,所以需要打通古今,整体眼光看文学的根源。”

董乃斌 如果真能做到你说的那样,就好了,但我恐怕只能说是心向往之而已。中国古典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传统的文献考释、经史实证等治学方法仍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适用方法,一切学术的创新都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但文学也好,学术也好,又有跨越时空的共性,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讲的就是人文学科自有某些普适性的东西。因此,对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完全可以借鉴使用一切恰当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只要该方法能帮助我们更深入、更真实地认识研究对象,就是好的方法。

  所以,“重写文学史”这个话题对莫砺锋而言,更饱含着技术性“重写”之外的深重情怀。在他看来,“重写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因为其“重写”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评价纠缠在一起,几乎都是非文学的;这个口号对古代文学史意义更大,除了着眼于文学自身,更重要的是恢复国人对传统的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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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一看法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新著还克服了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偏重内容论述,而艺术特色分析相对薄弱的缺陷,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新著打破了此前同类著述主要按朝代论述文学史的惯例,将先秦至1900年的中国文学分为上古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三个阶段,根据文学自身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中世文学又分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分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比较明晰地显示中国文学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尽管《中国文学史新著》是合著,但在170万字的著述中,至少有120万字是由章培恒独撰或合撰定稿,其余部分也经由他修改。

吴先生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涉猎的领域极其广阔,文字训诂、语音语义学、文献学、考古、甲骨金石、敦煌学,乃至文化学、美学、心理学等等,都有专深研究,而以词学与红学最为世所知。吴先生广阔的学术探索,有扎实的学术功底作支撑。他既重文献资料、考据探佚,又重理论阐发、艺术体悟,这种治学方法对我们影响很大。

  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我现在比较热心于普及工作。我近年的著作中,自己比较喜欢的并不是《文学史沉思拾零》等学术著作,而是《莫砺锋诗话》和《漫话东坡》。这两本书都是我认真撰写的,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比学术著作少,但它们不能算是“学术成果”,不能用来填写南大的“工作量表”。

1996年《中国文学史》出版,当时学术界用“石破惊天”来评价该著作,但章培恒对此并不满意,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史》尽管有一些开创性的论述,但他认为这部文学史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因为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观点未能贯穿全书。”“原书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分析太薄弱,这也是我急于重写的原因。”所以很快他就决定重写《中国文学史》。1998年年初和年底,《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卷、第二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出版后这两卷就被教育部推荐为大学文学教材。但就在要创作第三卷的时候,1999年他被查出罹患癌症,该卷的创作也因此耽搁下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责编韩结根回忆,在病房里章先生也一直在工作,最后的统稿工作也在他住院期间完成。2005年,章培恒病情开始好转,终于完成了第三卷,并重新修改了第一卷、第二卷。2006年,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终于全部完成。《中国文学史新著》在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历史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之见,打破了文学史研究的旧模式,开创了新的研究格局和境界。

李翰 那时候文学史课是怎么上的呢?

  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史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外国学者很早就参与了这项工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外国学者的中国文学史在理论框架、学术观点和论述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它们固然会有国内论着不易出现的错误,但也常具有后者所缺乏的优点。事实上,我对宇文所安代表的外国汉学家的研究相当重视,宇文的一个博士生眼下正在我这里访学,经常与我讨论杜甫。

对于章培恒先生的治学,安平秋说,章培恒做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很注重实证研究,“这可能与他师承蒋天枢先生有关。用实证精神做学问,他的代表作包括《洪升年谱》和《献疑集》。”章培恒自己也曾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朱东润、蒋天枢和贾植芳三位先生,“我原来对现代文学最感兴趣,所以开始热衷于听贾植芳先生的课,也从他那儿学到了很多关于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知识。后来对古代文学也很感兴趣了,最早是受朱东润先生的影响。蒋天枢先生教我怎么打基础,就是学文学不能光学文学,应该对文学周围的一些学科也好好地下工夫。”

董乃斌 1985年前后,与整个文化形势相应,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掀起一个新方法热,借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给我很大震动。我在《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中,融裁以往研究所得并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与探索,如运用语象符号系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义山诗歌的意象色彩及意境蕴涵,借鉴语言学的方法分析义山诗歌的结构与语词,从艺术思维、审美特性等方面将其与现代一些诗人作比较,等等。这些尝试无疑是稚拙的,由于自己条件所限,也没能坚持下去,但仅就李商隐研究而言,多少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拓展了一些新空间。此外,研究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也是我对文学是人学的认同。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曾经是被批判的,在八十年代重新得到学界的认可,是思想风气转变的结果。

  台静农的《中国文学史》曾在台湾大学用作教材,当年刘师培、鲁迅等人讲授文学史时,有的甚至更加简略,授课时全凭腹储的也大有人在。但今天的教师似乎不具备那样的学问功底了,学生的水平也今非昔比,像刘师培、鲁迅那样的讲授法,坐在台下的必须是傅斯年或台静农才行。否则的话,即使台静农起死回生重新走上台湾大学的讲台,台下所坐的已非叶庆炳或林文月,纵有舌端花雨,又怎能达成拈花微笑的心灵交流?

1999年起,章培恒一直在与癌症抗争,但就算在医院中,还在为《中国文学史》做修订工作,并陆续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关于〈大招〉的写作时代和背景》、《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等一系列论文。

四、叙事范式着先鞭: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文学博士,30年前论文答辩就上过央视《新闻联播》。他是程千帆最器重的弟子,公认的唐宋文学研究专家,却与当下学术评价体系格格不入—申报课题、评奖、写“大部头”,他一概拒绝,只愿板凳坐得十年冷,老老实实传薪递火。他不用手机,不喜交游,过得像个古人,却唯独对普及传统文化一腔热情,为此屡登《百家讲坛》,讲“诗歌唐朝”、“杜甫草堂”,讲“白居易”。

病中修《中国文学史新著》

文学史的本体大致包括三个层次:最具体、最基本的是文本,即可见的物态化文学;其次是创作作品的人,作家及其思想和心灵世界;最后是宏观地涵盖一切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文学氛围。这三个层次,呈由实到虚、由窄到宽之势,并且是层层深入的关系。在《中国文学史学史》中,我们曾定义文学史为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证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在《文学史学原理研究》中,则对文学史学诸问题做了更广泛的思考。不过,现在看来,那些思考和论述还是很粗浅,大有深化和改进的空间。

  文学史的写法当然没有一定之规,但它的核心内容还是约定俗成的。1992年,美国学者大卫·帕金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学史是可能的吗?”他认为一本好的文学史必须处理好文本与文本产生背景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文学史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1975年进入复旦大学,并认识章培恒教授,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两人开始合作《中国文学史》创作。骆玉明说,写《中国文学史》最早是为了写一本大学自学考试教材,做一本普及性的教材,“最初我提出,仅仅写普及性东西没什么太大意思,要做就写一本有特色的。”但这个计划在1980年代末耽搁下来,直到1992年之后才重新写这本文学史,1996年出版,“第二版中,章先生对《中国文学史》做了重新修改,是一个新版本,从这本文学史可显示中国文学发展的变化。在《中国文学史新著》里,他以人性发展为主要线索,并把古代和现代文学完整看待。”

李翰 这是您学术思维的通达与开阔之处。同时,您对文献释证等传统治学方法也非常重视,《李商隐生年为元和六年说》、《唐诗人许浑生平考索》等都显示出深厚的考证功力。只有以坚实的功底为基础,才能开辟出阔大的学术气象,否则容易流于无根浮谈。而且,我觉得您开阔的学术视野还突出表现为一种大文学史观,您和程蔷老师合著的《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涉及诸多学科,如民俗学、社会学、神话学等等,全息式地展示了唐代文学的文化生成空间,一方面复活了历史现场,一方面又理清了历史的逻辑脉络,在丰富而鲜活的唐代社会中,文学也就具有了真正的生命力。

  “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产生于现代文学研究界,其实对现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并不大。因为其重写很大程度上与政治评价纠缠在一起,今天批倒,明天平反,几乎都是非文学的。这个口号对古代文学史的学术意义更大,因为评判主要着眼于文学自身。

文史学家、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昨天凌晨在华山医院去世,享年77岁。根据复旦大学提供的信息,校方和家人遵从章培恒教授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复旦大学官网昨天以全黑形式,纪念这位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章培恒生前重要学术著作包括《中国文学史新著》和《洪升年谱》等。

李翰 那就请您先谈谈您的读书及治学经历,先从大学时代谈起如何?

  莫砺锋:如果把文学史比作一棵大树,文学史著作只描画了树干,作家和作品才是繁茂的枝叶,只读文学史著作不可能学好古代文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安平秋是章培恒教授的好友,他在前天傍晚得知章先生快不行了,连夜从北京赶到上海,到华山医院时已经是凌晨,“那时他还有最后一丝气息,章先生也想最后能见到我一面,所以努力撑到了最后。但很快,他就离开了我们。他已经很瘦,胡子很长。” 安平秋说,“我和章先生是30多年的老朋友,两个人的脾气、秉性相投,彼此又欣赏。同时,他又是我敬重的长辈,我知道这10多年来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又确诊了癌症,所以他的离开还是不令人意外,但又不是滋味。”

董乃斌 你说的大致不差。我还没有这样去给自己梳理、总结过,但现在想想,我们今天提出叙事传统的问题,确实并非凭空而来,与以前的学术研究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国古人两千年来不去建构理论,并不是他们笨。古人擅长用三言两语点评式、感悟式的方式来表达,但它也能说清问题。文学、诗歌最精妙的地方,不是用逻辑思维能说清楚的。写王维山水诗的论文我不知看了多少,但苏东坡“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点评说得最好,你怎么说也超不过他。读一首诗歌的最好体会就是感动,不是要获得什么体系性、理论性的结论。所以文学史著作没有定于一尊的标准写法,完全可以因人而异。

在安平秋眼里,章培恒这位同行和长辈,同样做古典文献研究,他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其开阔的眼界和思路,“他在做古典文献研究时十分注重国内外的最新动向,就算做古典文献研究也有创新,最突出代表就是《中国文学史》。在他之前,也有很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但他的做法不仅是方法不同,最后的思路也不同。”1990年代以来,章培恒最重要的著作就是1996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2006年全部完成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其中《中国文学史新著》获得了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李翰 《中国文学史学史》与《文学史学原理研究》从史实与理论两大方面论证了建构文学史学学科的可能性,也提供了这一学科的基本模型与一些重要的学术命题,随后您的学术关注点又转移到文学叙事方面,主持国家哲社课题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课题结项后在中华书局出版同名著作,并被收入国家社科文库。这与您之前的文学史学研究有何关联呢?您能谈谈对于文学叙事问题的看法么?

  《文化广场》:有学者对文学史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也有人认为编“文学作品选本”比“文学史”更重要,对此,您的思考是什么?作为一位文学史家,写一部“理想的文学史”会是您的职业理想吗?

董乃斌 文学所在六十年代初以编撰中国文学史而享誉学界,此后,曾组织编撰过各种文学史或文学史性质的论著,除古代文学史,还编写过现代、当代、民间乃至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和某些专史,如文艺思想斗争史之类。要说文学史的撰写占了文学所业务工作的半壁江山,恐怕不算夸张。我自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就生活在这样的业务环境中。加上我本来就认为文学研究,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归根到底其实就是文学史研究。我的专业分工是唐代文学,从作家作品开始,写过作品鉴赏,参编过各类作品选,做过诗、词、文的注释,做过作家生平考证和作家、作品的编年,当然也写过一些论文。我把这些都认为是文学史研究,至少是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我还参加过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从普及性的文学史话,到图文并茂的插图本文学史,到规模宏大的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久而久之,在接触和处理许多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思考有关文学史的理论问题就成了习惯和必然之事。比如,文学史自身的性质究竟如何?其要素究竟应该包括哪些?文学史是怎样构成的,有哪些类型?各种类型的关系、区别和长短如何?文学史家的职责是什么?文学史编撰有何基本原则和要求?文学史要不要分期,如何分期,习惯的按朝代分利弊如何?文学史发展有无规律可寻,文学史要不要承担探寻规律的任务?文学史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位置如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又如何?等等。这些问题不断产生,经常考虑,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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