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是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40年,讲述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作者: 文学经典  发布:2020-03-27

    为了葆有教育的教养品质,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必须得到平衡。倘若如此,似乎唯有采取两种方式:要么把实用技术学科从大学中切割出来,根据市场需要多办职业技术学院,不按市场需要而是按计划少办精办博雅性质的大学——要么在大学中建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让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接受两年素质教育。施行前一种方式的机会早已经一去不复返,施行后一种方式的机会则迫在眉睫。然而,葆养大学的教养品质必须依靠文科,否则通识教育(素质教育)制度难以推行(大量师资无源无本)。但如今的文科即便脱去实用取向,也依然是现代品质的,因为,如今大学文科的基础并非古典文明,而是现代意识的漩涡。

由此可见,国学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保存传统学术、文化的努力与尝试。早期的国学倡导者一方面参鉴西方的学科分类与学术理念,将传统学术纳入现代学科体制之中,另一方面又着力于存续本民族的学术传统。这样,现代性与民族性便成为国学必须要面对的两极,如果说前者意味着对于现代性之普遍性的接受,那么后者则是在此前提下对于民族文化特殊性的持守。这种张力处境构成了近代以来国学发展历程中的主要矛盾线索,也造就了当今国学发展的一系列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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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景展望

我们回顾历史,唐、宋、明、清几个大朝代,差不多都有三百左右年的历史,所出的一流名人的数量大致与各个朝代的存在年数相当,检点各朝的历史人物,总能检点出二三百位的着名学者和文人,他们都有传世的着作。而且每个朝代都有非常着名的“超级”大师。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就培育不出可以与之媲美的杰出人物出来?在我看来,这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肢解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肢解成哲学、文学、历史等等。这就像瞎子摸象,每个人都只接触到它的一部分,而不知其全貌,没有得到传统文化的全部的营养,所以要成就大师级的人物就很难。而且现在的趋势,从全国的许多文科的教学和科研机构看,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样的教育体系应不应该反省,应不应该改革?

    今年恰逢“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各种相关学术活动整装待发。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也越来越为思想界所关注。刘小枫教授和甘阳教授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丛书15年来已出版350种经典与解释书籍。1月10日,“经典与解释”丛书出版纪念研讨会在人民大学举行,引各方关注。

《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论争》 刘东、文韬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这段古代经典中清纯的闲暇岁月是难忘的。第一届古典班的蒋歆薇说:“通过阅读这些古典作品、通过追随这些伟大心灵的思考,我得以从琐碎、平庸、了无生气而又令人窒息的‘小’情绪‘小’视野中解放,得以感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气象。”对于古典班,从憧憬、期待再到回味、感激,古典班的学生们将他们的爱永远留在这里。

二、问题思考

我们提出来中国古典学就是国学,并且列入教育的学科体系中。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既然国学是承载着感情的,挨打的时候,当时的学部并没有反对,民国时候无论是北洋还是南京政府都没有反对;反而是今天我们的民族开始伟大复兴,找回自信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它找到一个归宿,成为一门学科呢?我觉得国学理所当然地可以列为一级学科。可以跟其他学科“中西并行”,没有矛盾。

    晚清以降,中国文教制度面临的基本处境即是西学入华后道术分崩离析的局面,新中国如何与传统中国保持血脉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学人没法避开的问题。洋务运动时期,卫道士们拒绝实用技术科学,其结果是国家被列强切割;如今,以实用技术科学统领文教,其结果是自我了断自家文明传统。由于我们高等教育的学科建制中迄今没有专门研究(传承)我国传统文明的一级学科,晚清学人第一次真正面对西方文明时的关切和抱负,迄今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不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制度问题的关键,“中学为体”最终只是一句空话,变成实际上的“西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现代西学本身问题多多,我们与国际接轨必然是接种病菌,这恰是我们当今文教制度改革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

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长期的酝酿、发展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兴起了一场民间自发的文化热潮。对文革的深层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内在动因,改革开放后如潮涌入的各种西方思想则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吸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主流。

民主与爱欲——柏拉图的《会饮》,这是古典学实验班进入柏拉图对话录的第一站。会饮是古希腊人宴后的酒会,于汉杰同学还曾经在课上边喝酒边阐述自己的想法,在“酒神”的帮助下,体验了一回“爱欲”、“节制”、“民主”和“哲思”的融合。

2005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开风气之先,正式宣布成立国学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成立的北大国学研究院,人大国学院是一所正式的教学、科研单位,面向社会招收本科生以及硕、博士研究生。之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山西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纷纷成立国学院或国学研究院等相关机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大陆地区已有近三十所高校成立国学院、国学研究院,在地域上形成了北有人大国学院、北大国学研究院,中有岳麓书院国学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学班,南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多点开花呼应之势,为国学事业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八年前曾去日本参加一个“古典学再构筑”的会议。我讲完后,大概有三四位学者向我提问。他们主要问我说,他们西方都有自己的古典学,你们为什么对古典那么痛恨,那么不友善?他们说古典对子孙后代来讲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保护她、研究她,是他们的一个天职和责任。他们还追问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还有没有改善的空间。我当时确实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就说不知道。他们有点失望。我回来后一直想这个问题。国学如果用其他用语来表示,可能会比较中性,不像“国学”有那么多的争议。这次朱院长有把“古典学”等同于“国学”的想法。我觉得非常好。昨天晚上请了几个助理印了些关于西洋的古典学的资料看了一下。哪些大学有开古典学的专业呢?耶鲁、剑桥、牛津、哈佛、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巴黎大学、莫斯科大学、东京大学等等大学都有。如果我们岳麓书院有意朝这个方向走,这些大学的古典学系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迈进,应该大有可为,因为大部分人还没有觉醒过来,只是在国学的热潮中炒冷饭。

    发展有中国自己特色的中西合璧的古典学,最终是要以此开科设教完成晚清以来中国学界想做而一直没有做成的教育大业——营构坚实的高等教育的文明基础,使得我国的担纲性人才培养不致荒废:立足本土培养“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皮锡瑞语)的新时代栋梁之才。如今,中国的“崛起”使得我们面临的仅仅是又一次机遇:外汇储备增加不等于文明恢复元气,过去三十年的成功不担保未来三十年一定成功。每个时代都不会缺少才俊,但从来不会遍地是才俊。如何使得为数不多的“江山才俊”不致于都成了高级白领,而是成为“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文明担纲者,乃是建设中国的古典文明学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国学今论》 张岱年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以“抵制现时代”的方式“作用于现时代”

实体国学院的出现无疑是新世纪国学热中最具建设性的成果。无论在理念指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播诸方面,依托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实体国学院所起到的中坚与辐射作用都是其他形式的机构难以替代的。如武汉大学国学院遵循“知识和价值并重”的教育理念,聚焦经典,以古代小学和校雠目录之学为根基,开展整合的中国古典学教育,努力把学生培养成统合义理、考据、辞章的专门人才。培养模式上,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借鉴中国古代书院讲学模式和欧洲古典大学的导师制度,实行本科导师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则在建院之初就举起了“大国学”的旗帜,筚路蓝缕、锐意创新。“大国学”由季羡林、冯其庸先生共同提出,意在把“国学”概念与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国家认同结合起来,国学不只是汉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在重视传统经、史、子、集研究的同时,凸显西域研究的特色,以经、史、子、集研究为重点,以西域研究为亮点,齐头并进,双翼展翅,是人大国学院的基本方针。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不妨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章太炎曾撰《国故论衡》和《国学略说》,国学被等同于“国故”,意味着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成了“国故”,与此相对应的“西学”仅仅是西方“现代”的学术,而现代同时意味着“进步”。在这一学术政治格局中,“国学”的正当性本身就需要不断申辩。

价值关怀与文化担当意识,使国学研究区别于作为分科之学的传统文化研究以及纯知识取向的汉学研究。就此而言,国学既发源于现代学术,同时也蕴含了反思、补充乃至超越现代学术的契机与可能。从20世纪初的国学运动,到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其间的正、反、合题正构成了国族文化、学术自觉意识的觉醒。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向教育部申报了古典学的自设学位,并成功获批。

首先,在学科建制上,表现为对现代学科体制的重新检讨和反省。借鉴西方的学科体系对中国固有学术文化进行分科固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并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果,但毋庸讳言,这种分科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中国传统学术原本有自身的体系,如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经代表核心价值理念,子代表哲学思考,史代表理历史记载与集体记忆,集代表整体的人类情感的回馈和表达。在分科模式中,中国传统学术的固有体系被打乱,国学的内容被强行与西方学科一一对应,最终导致了国学的解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舶来的西方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并不能完全纳入其中。以在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学为例,在现代学科体制中竟然难以找到合适的容身之地,面临被肢解的命运,五经被划分到不同的学科领域,经之为经的内在根据也遭到怀疑和否定。至于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学科,也始终难脱削足适履的困境,无法有效承担起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曾经影响颇广的“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用西学来划分中国传统学术固然有其合理与必然的一面,但由此导致的中学为西学所分解乃至阉割的问题也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因此,国学的建立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学科体制,而应具有世界意识,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民族性的新型国学。

吴仰湘:“国学”一词,原指我国古代由朝廷设立并直接管理的高等教育机构。到了晚清,由于西学潮涌而入,加上欧化论日盛一日,不断有人从新的意义上来使用“国学”,用来泛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思想乃至价值体系。民国以来,这种被赋予新义的“国学”名词,迅速在全社会流行起来,但是其间并没有经过科学的界定。习俗相传的“国学”,有时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有时又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开展研究的学问。这样的概念相当含混、游移。有鉴于此,当要表示后一种义蕴的“国学”时,只好改用“国学研究”或“国故整理”。今天继续使用“国学”这一概念,与当今的学术文化与教育体制更是不相适应。事实上,“国学”这个名词,民国时期就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议,当代也不断受到质疑。前段时间因为申报“国学”一级学科,更是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正是因为“国学”一词过于模糊、陈旧,有人提出了“大国学”、“新国学”的说法。然而,这些新的概念比“国学”更为宽泛、含混,不易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似乎更难以纳入现行的学科体系之中。

    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大量实用技术人才,高等教育的实用取向无可非议,但如果以教育品质的败坏为代价,那么,这一代价就高得无以复加了。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便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国学与现代学术》 马克锋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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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国学热”正方兴未艾,而由此展开的各种争论也同样未曾消歇。在质疑中成长,在争论中进步,正是四十年来国学事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上述状况的出现绝非偶然,事实上,它正是当今中国学术、思想、文化在古今中西碰撞之中所面临的困境、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现实处境的折射。

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各位老师,共同来从学理层面上思考、讨论一下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以推进“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建设问题。先请林先生谈谈。

    尼采主张绷紧古今之间张力,通过展开古典教育使得现代文教制度中的现代因素得到平衡,因为,“与人类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相比,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当不道德的时代:习俗的势力已惊人衰落,道德感又变得如此精细和高高在上,以至于它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随风消逝。因此,我们这些后来者,要想获得关于道德起源的真知灼见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得到,也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因为它们听来粗鄙”(《朝霞》,第9条)。可是,西方学界百年来尖起耳朵听的是尼采关于“超人”的说辞,而非关于古典教育的教诲。事实上,在西方的高等教育界,作为西方古典学术的古希腊-罗马文教传统大多龟缩在古典学系,不仅变成“故纸”研究,而且在经过现代学术的人类学和语言学“洗礼”后,按尼采的说法已经变得“忘祖忘宗”——“我们的古典教师是如此狂妄无知,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古代,并把这种狂妄无知传给自己的学生,同时还传给他们一种轻蔑,让他们觉得,这样一种了解对人类的幸福毫无帮助,只对那些可怜的、痴呆的、不可救药的老书虫很有用”(《朝霞》,第195条)。的确,如今最有活力的西方古典学在美国。然而,美国的古典学活力恰恰不在古典学系,而在打破文史哲学科划分、以传授历代经典为学业的本科建制的博雅学院(College of liberal Arts)和通识教育制度。这意味着,古典学必须走出现代学术为其划定的狭窄地域,成为现代大学文科的基础性学科,从而使得古典教育获得现实活力——办古典学本科,主要不是为古典学硕士、博士提供人才,而是为大学中的现代取向的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优秀人才。

国学院体制在高等院校中的扎根,为国学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强阵地。当然,这一筚路蓝缕的探索过程同样是充满艰辛而伴随争议的,其中亦呈现出一系列亟待思考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有很多人,值得歌颂;有很多故事,值得分享。智库建言、协创平台、百村调研、同辈关怀、法律援助、公共服务……每个故事都有人来了又走,都充满自信、惊喜和欣慰,也流淌着不安、失落和泪水。

其次,在价值选择上,从对传统消极质素的反思批判逐渐转变为到对传统积极质素的继承弘扬。上世纪初的国学运动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以西方现代性批判中国文化传统,视科学、民主为最高原则,以此“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次国学热则表现出不同气象,《光明日报·国学版》发刊词提出,“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就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故乡、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良性发展所需要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科学、民主,中国文化中的仁爱、和谐同样是照耀世界的。因此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展开双向性批判,既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批判传统的专制制度、官僚本位,同时回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源,对西方文化进行反向的价值重估,由此,在继承五四的同时亦超越五四。

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一个国家的招牌大学也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级白领为最高荣誉,国家的品质如何便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晚近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大学文科的实用取向有增无减。

“国学院”在现代大学体系中的建制化尝试其来有自。上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曾陆续成立国学研究院等机构,开国学研究风气之先,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风靡一时,成就一代佳话。不过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这样的努力如昙花一现而未能延续。时至今日,高等院校已经成为教育、学术体制的核心与主体,一门学问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高校体制内取得生存土壤,得到制度化认可。在此意义上,国学院体制在当今高等教育体制中落地生根的新探索,无疑是新世纪“国学热”最令人瞩目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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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之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署名文章,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被视为90年代“国学热”兴起的标志。随后,《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也纷纷以类似的报道跟进,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摄制的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在海内外播放,一时蔚为大观。与社会文化的步调相一致,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也日渐升温,季羡林先生提出着名的“东方文化世纪说”,引发各方观点的热议与争论。

1923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所演讲时,提出可以开展“古典考释学”的工作,即“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近些年来,国内也有学者借鉴西方的“古典学”概念,提出“中国古典学”一词,将它界定为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并主张将“中国古典学”作为“国学”的一个分支。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借助梁启超等前代学者的提示,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界定方法,把研究以古汉语为工具记录的文献的学问称为“中国古典学”。当然,这只是一个粗浅的想法,如何完成“中国古典学”的正名与定位,并且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还需要作大量严谨、详细的论证工作。

    “国学”这个名称古已有之,但古今有别——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提法出现于清末,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与这一名称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还有“汉学”(同文馆中设“汉学馆”)、“中学”等,意在与“西学”对举,保守我国文教制度不至因西学入华而支离破碎,应对我国政制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兴起》 宋洪兵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将正式以古典学为专业,开始博士招生。届时,古典学实验班将形成本硕博一体的培养体系,而这在国内高校将是绝无仅有的。

四十年来的国学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长期的酝酿、发展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兴起了一场民间自发的文化热潮。对文革的深层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内在动因,改革开放后如潮涌入的各种西方思想则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吸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主流。

最后,从书院的角度来讲,书院改制之前,长期以来都是讲授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是当然的事情。晚明的时候就有西学的传入,但此时的西学都可以纳入到中国固有的学科体系中,比如传教士带过来的几何学就归入到算学中。同光以后,西学大量输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就统摄不了了。这也是百年来的一个现状,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就岳麓书院来讲,同光之后,特别是“中兴”以后,岳麓书院的学生曾国藩等人打下太平天国之后,大清中兴了,书院等文化机构也开始“复兴”,都把经史作为根柢之学在书院教授。在书院课程的设计中,虽然对西学大多都有过试验,都有翻译、数学等内容,但是经和史从来都是根柢,是不动摇的。如果我们把国学界定为中国古典学,使之以一级学科进入到我们的学科体系中,然后参照传统中国一千多年中书院的课程设置,借鉴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再来设计一些二级学科,我认为完全是可以的。

    【后注:本文为笔者在《开放时代》杂志社与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合办的“古典西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2008年11月)上的发言,原刊《开放时代》2009年第一期。这里的文本综合了笔者在中国文化论坛基金会举办的“文教改革三十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7月)上的部分发言内容。】

“国学”无疑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界、思想文化界最为火热的关键词之一。国学发展的历程与改革开放事业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相伴相生并非偶然,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冲击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教条化认识,为人们重新思考、认识自身文明传统提供了空间与可能,开放引入的西学资源,在极大丰富国人视野的同时也引发了中西文化的比较思考,进而刺激了民族文化精神认同、现代学科建制反思等一系列议题的产生。四十年来国学的兴起与发展恰如一面镜子,照射出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思想文化的多元繁荣,记录下传统学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摸索前行、返本开新的探索,展现了华夏文明寻求现代复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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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开篇的话

姜广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如此说来,我们应该学习西方、模仿西方大学中的古典学系来建立我们的古典学?决非如此!

《近代国学教育思想研究》 李成军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大家围坐在圆桌旁,琴房灯光幽暗,每次刘老师都拿着一个放大镜看琴谱,讲解后再让学生弹钢琴示范。五线谱最早发源于古希腊,这些跳跃的蝌蚪文,与幽暗的灯光、放大镜、钢琴曲、圆桌等等这些因素一起,营造出一种极奇妙的氛围。课上,刘老师时不时会露两手,有时候他那深邃的双眼会在昏暗的灯光下发出丝丝亮光。记得有一次他突然说,“爱过没有?”

首先是开放性与主体性的辩证。从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国学虽脱胎于传统学术,但在方法、建制上深受现代西方学术影响,二者从一开始就是水乳交融、难以割裂的。西方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了国学始而取法、继而反思的借镜,而现代性价值也是国学既须面对、融入,亦当予以丰富、涵养的对象。一方面,我们无法离开现代价值的普遍性来谈论国学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国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亦不应淹没于抽象的普遍现代性。人类文明经历数千年的发展中已经积累下众多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原则,无论是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还是中国传统的仁爱、和谐,这些价值无一例外地具有普遍性。今天我们重视国学,绝不是要以特殊性抗拒普遍性。深入地回到传统,发掘传统,其意义正在于从中国传统中去发现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种子,寻求人类普遍价值的中国形态和本土表达。我们必须用人类文明的眼光衡量传统的特殊性,通过思考与对话,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丰富的民族文化质素。

六位学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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